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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的原因是“精气夺则虚”，属于功能不足。脏腑经络，表里内外，都可以虚损。虚则补之。哪里虚损，就应该补哪里。这是第一原则，要辨证论治，属于处方策略ABC中的A和B，由病机与主症确定相应的治则。
《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论述四君子汤的应用，除了治疗元气不足、脾胃虚损之外，还有策略性应用。“凡病久虚不愈，诸药不效者，唯有益胃、补肾两途”，指出了四君子汤与地黄汤类方补肾的策略性应用。当直接针对病机与主症治疗无效时，可以选择调补后天之本的脾胃，或调补先天之本肾的策略性治疗。之所以将其称为策略性治疗，是因为病证中的脾虚或肾虚并不明显，只是因为“久虚不愈，诸药不效”，而选择治疗策略，与证以及病机与主症无关。这是辨证论治的第二原则，就是论治的独立性与灵活性，属于处方策略ABC中的C。
“久虚不愈，诸药不效”，需要策略性地健脾或补肾。关于以二者哪个为主导的争议自元代便开始了。健脾，可以“使药气四达，则周身之机运流通，水谷之精微敷布”；而补肾、补益先天，可以强壮脏腑阴阳的根本、推动全身的功能。元代朱震亨以小建中汤为例，认为脾胃虚损与肾虚同见时，补肾会加重脾胃负担，使得水谷运化障碍加重，反而会加重虚损。所以朱震亨认为补肾不如健脾。而沈氏女科认为“健脾不如补肾”，是因为在沈氏女科的基本决策模式中，开手法必须开胃，苔腻用温胆汤、苔薄不腻用六君子汤、苔净用益胃汤。故而，当苔薄不腻、胃口好时，已经解决了脾胃虚损，只剩下肾虚。此时补肾，不碍脾胃。健脾补气，容易壅滞化热；而补肾可以调整肾中的阴阳，还可佐以清降等治法，没有化热等问题，可以久服。
从金匮肾气丸到沈氏调肾地黄汤，用药更加平和中正，而且其协调直接治疗与间接治疗，平衡和照顾了气水血的疏导与补不碍胃、顾护脾胃等各种关系。
首先是该方调整肾中的阴阳，温阳用的是温润的生杜仲、桑寄生，而没有用肾气丸中温燥、易伤阴的附子、肉桂；滋补肾阴，用的是生地黄，而不是滋阴却容易导致滋腻的熟地黄。
其次，该方用生地黄直接滋阴补肾，也用了山茱萸补肝、涩精，黄精（与山药相同）补脾、肺、心的气阴，通过滋补五脏而间接滋补肾阴。
再次是疏导气水血，使全方补而不滞。金匮肾气丸原方用茯苓、泽泻、牡丹皮（“三泻”）清降相火、利湿、凉血，反佐补益诸药。调肾地黄汤用石菖蒲、郁金替代“三泻”，是因为在处方策略ABC中，应用地黄汤补肾之前，先用温胆汤祛痰湿，故不再用“三泻”清利湿热。石菖蒲、郁金，可以豁痰湿、行气血，同样可以通畅气水血，而且还开胃，保证补肾而不碍胃。
总之，调肾地黄汤平和中正、照顾周全，更为适合杂病补益、善后，可用于内伤杂病虚实夹杂证的善后固本，为沈氏女科收工法的第一方。
调肾地黄汤证典型的舌象是苔薄不腻（苔腻温胆，不腻杞菊）。该证为虚证，与实证相鉴别的典型指征就是苔薄不腻。有两个非典型情况要说明。一是苔薄主虚证，虚证不只是肾虚，也可以是脾胃虚损。苔薄不腻用调肾地黄汤的前提是脾胃不虚，胃口好。如果脾胃虚损，就不可以用调肾地黄汤，应该先用香砂六君子汤健脾胃。待脾胃健运后，再用调肾地黄汤。
肾虚为主导，夹有痰湿，也可以见到腻苔。如果痰湿在肝肾，不在脾胃，患者纳可、脾胃功能正常，也可在调肾地黄汤的基础上加清热利湿药，攻补兼施。如将六味地黄汤的“三泻”茯苓、泽泻、牡丹皮加回来，将其剂量翻倍为各20g（一般用10g），“三补”等补益药物剂量维持10g。也可以用沈老的用法，用茵陈15g（后下）、泽泻10g，加到调肾地黄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