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高世栻，字士宗，钱塘人。关于其生卒年代，史志中未见记载。据其在《医学真传》“先生自述”中所说“甲辰岁，余年二十有八”句，甲辰岁为康熙三年（1664）据此推测，高世栻生于明崇祯九年（1636），卒年不详，但享年至少65岁以上。据《清史稿》载：“高世栻，字士宗，与志聪同里。少家贫，读时医通俗诸书，年二十三即出疗病，颇有称。后自病，时医治之益剧，久之不药幸愈。翻然悔曰：我治人，殆亦如是，是草菅人命也。乃从志聪讲论轩、岐、仲景之学，历十年，悉窥精奥。遇病必究其本末，处方不同流俗。志聪著《本草崇原》未竟，世栻继成之。又注《伤寒论》，晚著《医学真传》，示门弟子。”（卷五百零二“列传二百八十九”艺术一）高氏少时家境贫寒，童年丧父，因科举不中，先在倪冲之门下学医。倪授以《药性全生集》《明医指掌》《伤寒五法》等书。23岁开始行医，25岁患痢疾，自治无效，请他医诊治也无效，最后不药而愈。于是发奋自学，穷究医理。因闻张志聪大名，投其门下，深入研究《素问》《灵枢》《本草》《伤寒》《金匮》，凡历10年之久，尽得真传。张志聪在《伤寒论集注》中称高世栻为“高子”。高氏曾参加张志聪所纂集的《黄帝内经素问集注》《伤寒论集注》《本草祟原》等，志聪过世后，世栻继续在“侣山堂”论医讲学，集思广益，著述传道，坚持至终，并编纂完成张志聪未尽的《伤寒论集注》，功不可没。同时他又进一步探究前贤未尽剖析的问题，撰《黄帝素问直解》。晚年，他仿效《侣山堂类辩》体例，由弟子将其在“侣山堂”论医讲学的内容，整理成《医学真传》一书，补充了《侣山堂类辩》之遗。高氏一生投身于中医药事业，追随张志聪进行医学经论的研习、撰著，全心协助张氏对医学经典著作的整理和编纂。高氏辨证精湛，为人治病立方奇巧，其临床辨治等医学观点在继承张志聪同时，也有个人独到的见解。
《黄帝素问直解》共九卷，收集《素问》81篇，并补原遗阙《刺法》《本病》2篇，刊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高世栻曾参与张志聪所纂集的《黄帝内经素问集注》，深感《素问》一书注本虽多，但往往有“或割裂全文，或删改字句，剽窃诡道，实开罪于先圣”，“惟王太仆、马元台、张隐庵注释，俱属全文。然字句文义，有重复而不作衍文者，有倒置而未经改正者，有以讹传讹而弗加详察者”。即使“隐庵集注，义意艰深，其失也晦”。故他在《黄帝内经素问集注》成书二十五年后，又“殚注十载告竣，名曰《直解》，有是经宜有是解，有是解宜付剞劂。会于吾心，质之古人，吾事毕矣”（《黄帝素问直解·序》），编撰成《黄帝素问直解》，该书注释明白晓畅，要言不繁，常以寥寥数语，便能大畅经旨，使人一目了然。
高世栻继承了张志聪在侣山堂的讲论医学，故他仿效《侣山堂类辩》体例，将其在“侣山堂”论医讲学的内容整理成《医学真传》，刊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全书共43篇，阐述阴阳气血、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诊断、治则方药、五运六气等基础理论及临床辨证诸多方面。姚远圣在《医学真传》序中评价谓：“意宗前哲，而言其所未言；说本先民，而发其所未发。辨之于疑似，而无毫厘千里之差；晰之于微茫，而有一举百当之妙。”
高世栻认为：“《素问》以阴阳之理，阐天人之道。天地阴阳俱于人身，人身阴阳同于天地。苟非其人，此道不明。今以轩岐论而问之儒，儒必不知，委诸医；复以轩岐所论问之医，医且茫然，无以对。呜呼！《素问》之传数千百年矣，数千百年之不明，何日明之？儒与医之不知，何人知之？且夫轩岐开医道之源，而轩岐经论不彰；方技为旁门之术，而方技伪书日盛。医安苟简，畏其所难。必以轩岐《内经》教医，天下其无医哉！”虽然在他之前《素问》的注释本甚多，但大多语言艰深，难于理解，其又嫌师张志聪《内经集注》义奥难懂，他在《黄帝素问直解·凡例》中说：“轩岐《素问》谓之圣经，不容假借，无奈后人著作方书，偏剿袭其义，摘取其文，而经脉针刺之理，三才运气之道，茫乎若迷。呜呼！世如斯，医如斯，学道者又如斯，则经几晦于方技，将见《素问》《内经》徒寄空名于天壤耳。后之业是道者，当知篇章字句皆属珠玑，毋容稍为去取者也。”诚然《内经》是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如果学医之人为走捷径而仅取片段经文，不仅有断章取义之弊，而且难以领悟经文的原旨。因此他秉承师训，阅览多家《素问》注本，去伪存真，以自己平素之所得，取师言外之意，彰前辈意中之言，益以自己的领悟，发皇经义，以简洁通畅的行文来注解《素问》，而作《黄帝内经直解》。高氏在该书中用心注解至精至微之理，力求《素问直解》释文能更加接近经文原旨，因此本书对《素问》全文的传承起着重要作用。他往往仅用寥寥数语，便道明经旨，深入浅出，一目了然，既符合“直解”之意，又不乏颇有见地之注。如注《素问·生气通天论》“因于气为肿”，高氏云：“气，犹风也。”于文理医理皆通，为后世所公认。又如对《素问·六节藏象论》“肝者，罢极之本”的“罢极”一词，高氏释为“如熊之任劳”，寓有刚勇多力之象，从肝的生理功能方面阐明了“罢极之本”的含义，亦有新见。此外，高士宗对《素问》每篇名目一一注释，并对各篇重新分节分卷，使各卷内容前后条分缕析，主旨明确。他说：“后之注者，或割裂全文，或删改字句……然字句文义，有重复而不作衍文者，有倒置而未经改正者，有以讹传讹而弗加详察者。余细为考校，确参订正，庶几上补圣经，下裨后学。”可见其之注解力求完整、清晰，故钱塘胡珏在《医家心法》序云：“士宗持身整饬，应事周慎，而其著述典而可则者。”高世栻不仅对《素问》进行了注解，对《灵枢》亦然。《黄帝素问直解·凡例》云：“《黄帝素问直解》外，更有《黄帝灵枢直解》圣经贤论剞劂告竣。”可惜的是《黄帝灵枢直解》已亡佚。
世人皆谓外感病乃天之六淫伤人所致，高世栻一反其说，他在《医学真传·六淫外感》中首先指出：“六淫外感之说，世多不得其解，谓人外感天之六淫则为病，而孰知其非也。”他否定六淫外感致病系天气伤人之说，认为厥阴、少阴、太阴、少阳、阳明、太阳曰六气，风、热、湿、火、燥、寒曰六淫，天有之，人亦有之，其在人者“居其内以通脏腑者，六气也；居其外以通于天者，六淫也”。指出：“外感之说，其义有二：一言六淫外通于天，一言六淫主外通于六气。义虽有二，总谓六淫在人而不在天。凡有所病，皆本人身之六淫，而非天之六淫也。”并举《伤寒论》太阳中风与伤寒为例，“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以及“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说明中风、伤寒之名，皆“从人身而定也，非外至也”。说明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部之间在生理上互相联系，在病理上则可互相影响。当致病因子作用于人体产生疾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表现。可见高氏对六淫的解说突破了前人之规范，揭示了外感六淫之本质，颇有创见。
高世栻崇尚经典，遥承《内经》，十分重视舌诊和脉诊。他说：“其他《脉诀》之言，多属不经，不可为信。欲求诊脉之法者，考于《灵枢》，详于《素问》，更合本论辨脉、平脉而会通之，则得其要矣。”他在《医学真传》中专立“诊脉大法”篇，详细论述诊脉之道：“而医家诊脉，以左右两手分寸关尺三部，医以三指候之，以医之一呼一吸，候病者之脉。其脉应指而动，一动谓之一至，一呼一吸之间，其脉若四至以上，或五至以下，不数不迟，谓之平脉。若一呼一吸，其脉三至，或三至有余，则为迟脉；一呼一吸，其脉六至，或六至有余，则为数脉。”说明诊脉当首分迟数，是识病之法。关于舌脉，他在《医学真传》中专立“辨舌”篇，认为“舌者，心之窍。心，火也。舌红，火之正色也。上舍微胎，火之蕴蓄也。此为平人之舌色。若病则君火内虚，胃无谷神，舌色变而胎垢生”。对于时俗所谓“有食有胎”说，高氏说“非理也。若谓胎因食生，则平人一日数餐，何无胎？若谓平人食而即消，病则停滞胎生，何初病一二日舌上无胎，至三四日谷食不入，舌反有胎？则有食有胎之说，可知其讹谬矣”。应该说舌苔由胃气所生，正常舌有一层薄白苔，但在疾病过程中，舌苔从有到无，是胃气阴不足、正气渐衰的表现。因此，舌苔的有无可反映病变的进程。
高世栻重视人身之阳气，《医学真传》即是其力主崇阳温补的集中体现。他十分赞同《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说的“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的观点，他说：“人身阳气，如天如日。盖运行通体之阳气，若天旋转。经脉之阳气，若日也。通体之气、经脉之气，各有其所，若失其所，则运行者不周于通体，旋转者不循于经脉。”在人体生理、病机、辨证、诊断、治疗、用药等方面，他均强调人体阳气的重要性。在诊断上，他认为外感病苔色变化多属阳虚有寒，如治以寒凉则君火愈亏。在治法上，他认为吐血一证，当按经论治，若骤用清凉泻火以止血，不但血不能即止，必增咳嗽之病矣。再如便血证，指出不可偏于寒凉：“其治法总宜温补，不宜凉泻。温暖则血循经脉，补益则气能统血。”如喘证中的虚喘，认为“寒凉之药，在所禁也，当用参、苓、芪、术以补肺，辛、味、桂、附以补肾”。高氏倡导温补体会，并非空泛之论，而是他丰富临床经验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