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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驹，字令昭，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生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卒年不详。据《清史稿》载：“后有张锡驹，字令韶，亦钱塘人。著《伤寒论直解》《胃气论》，其学本于志聪”（卷五百零二“列传二百八十九”艺术一）。据他在《伤寒论直解·自序》说：“先君子大章公，尝慨然有济世之意，集岐黄诸书，伏而读之，朱墨陆离，悉留手泽，昔尝谓锡驹曰：汝当善于继吾志。余遵先志，朝夕于斯已非一日。复就张卿子师而请业焉”。张锡驹早年与同乡张志聪均拜张遂辰为师，遂辰故后又师从志聪，故他秉承张遂辰、张志聪之学，一生致力于《伤寒论》研究。除鼎力协助张志聪编撰《伤寒论集注》之外，还著有《伤寒论直解》。主张维护《伤寒论》原有编次，同时还强调《伤寒沦》为治百病的全书，并非仅仅为伤寒而设，提出能治伤寒即能治杂证的观点，故后世有“钱塘二张”之称。此外，锡驹为了发扬张志聪“养护胃气”论治伤寒韵学术观点，还著述了《胃气论》一文，阐发胃气在各种疾病诊治中的重要性。张锡驹有弟子魏士俊（子干）、王元文（燮庵）、蒋弘道（宾候）、王元成（绎堂）、张翰（均卫）、徐钦月（昊若）等，儿子张汉倬（云为）、张汉位（誉皆），女婿王津（鹤田），均传其业。
《伤寒论直解》六卷。张锡驹对《伤寒论》研究颇深，师从张卿子、张志聪，并参加张志聪所编撰《伤寒论集注》一书，他于康熙二十年（1681）前后完成《伤寒论直解》，因恐自己学术不精而贻误后学，当时并未刊印，直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春才召集弟子门人重新予以参订而刊刻。张氏在书中六经证治的章节安排上取诸二张，只删去王叔和本“伤寒例”，其余照录，其宗旨是维护旧论。注释方法亦取“汇节分章”法，融汇《内经》理论以阐注仲景《伤寒论》，对读者理解经义并联系临床实际有一定的帮助。由于该书文字通俗易懂，清代薛承基曾编写《伤寒直解辨证歌》。仲学辂评说：“自隐庵撒讲，（高）士宗步《直解》《真传》诸作，用代面命。时有同邑张令韶（锡驹）从《内经》演出《伤寒直解》，一起一伏，悉遵仲景原文，阐发心源，与《集注》并臻绝顶……世有读《集注》而不能咀嚼者，还求之《直解》可矣”。
《胃气论》一卷并附余“辨杂症”49篇，内容包括寒热虚实论及辨表寒、辨表热、辨表虚寒、辨表虚热、辨里寒等，另有仁者不为医说等医话三则。全书以阐发胃气理论为主，强调胃气疾病的发展及诊治中的重要意义。后附有四明受业门人魏士俊跋云：“吾师令韶，哀今之病伤寒而饿死者纷纷，因痛而横夭之莫救，手著胃气一论，上以阐轩岐之旨，次以发仲贤之论，开世俗之矇瞶，济无穷之夭枉，厥功大矣”。
张锡驹认为《伤寒论》“自汉至今千五百载，历代名贤多有发明，而宋成氏之注，世皆宗之，先师之书至今存者，成氏之功也。然而是书义理邃微，章句奥析，往往意在语言文字之外。成氏顺文加释，漫无统纪，徒得其迹而不能会其神，以致后学不究其旨，归疑为断简余编，且以为宜于冬时之伤寒，而不宜于三时之温暑，宜于外感而不宜于内伤”。“而医有正宗，有旁门。旁门者，诸家之方书也；正宗者，神农、黄帝、仲景之书也，亦犹儒书之有六经语孟，而复有诸子百家。读六经语孟，自可该诸子百家；读诸子百家，终不能窥圣人之门墙。夫诸家之书非不遵仲景，非不引《灵》《素》，然所遵所引者，不过得其糟粕而已，岂能得其神理哉”。故他在《伤寒论直解》一书中采用成无忌的“以经解经”方法，即他在“凡例”中所谓“解内亦以经解经，罔敢杜撰以贻天下后世之讥”。但“经旨浑融，解虽显著，然辞达即止，不敢于本文之外别有支离，恐蹈蛇足也”。应该说，“以经解经”的方式源自儒家，是构成了儒家经学的主要内容，“钱塘医派”以此来作为治学特征，这对于中医经典的理解及其诠释学意义的发掘，可能是极有帮助的。
人体气化是整个生命得以进行的基础，张锡驹继承其师张志聪“六经气化学说”来注解《伤寒论》。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故人之阴阳上应天之阴阳，而为寒为热也”。他依据《素问·天元纪大论》“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提出“厥阴之上风气主之，少阴之上热气主之，太阴之上湿气主之，少阳之上火气主之，阳明之上燥气主之，太阳之上寒气主之。天有此六气，人亦有此六气，与天同体者也”，故“一日太阳，二日阳明，六气以次相传，周而复始，一定不移，此气传而非病传”（《伤寒论直解·卷二·辨太阳病脉证篇》）。在正常情况下，人体六气运行次序是由阴到阳，由一至三，“无病之人，由阴而阳，由一而三，始于厥阴，终于太阳，周而复始，运行不息，莫知其然”，即由一厥阴、二少阴、三太阴、而后三阳，是为气传。有病之人六经的气传变次序是由阳到阴，“病则由阳而阴，由三而一，始于太阳，终于厥阴，一逆则病，再逆则甚，三逆则死”，即由太阳、阳明、少阳而后三阴，称为病传。气传日传一经，病传不拘时日。从而提出“传经乃伤寒之大关键，传经不明，虽熟读是书无益”。这种以《素问·天元纪大论》之气化理论为依据来阐释《伤寒论》六经，对后世研究和运用《伤寒论》提供了重要参考。
张锡驹指出《伤寒论》非专为外感病而设，他在《伤寒论直解》“凡例”中说：“古人云：能医伤寒即能医杂症，信非诬也。”指出“此书之旨，非特论伤寒也，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无不悉具，岂特六淫之邪而已”，“内而脏腑，外而形身，以及气血之生始，经俞之会通，神机之出入，阴阳之变易，六气之循环，五运之生制，上下之交合，水火之相济，实者泻之，虚者补之，寒者温之，热者清之，详悉明备”。强调《伤寒论》为治百病的全书，并非仅仅为伤寒而设。因此他提出以治伤寒之法以治杂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实用价值。以后章太炎也秉承其说，认为“《伤寒论》本为广义伤寒，中风、温热悉在其中”，并从各方面论述了伤寒与温病之内在联系。提出“以为《伤寒论》只论伤寒，与温病无干，讵知《伤寒论》提纲中已说明”。这对于正确认识《伤寒论》有着重要指导作用。
胃气不但在中医理论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疾病诊治中具有指导作用。张锡驹从“人以胃气为本”的观点出发，批判“伤寒饿而不死”之流俗，认为《伤寒论》一书始终贯穿着保胃气的思想。为此，他专门撰写了《胃气论》一文，以《素问》《灵枢》等有关胃气论述为依据，阐述了胃气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治疗伤寒要以胃气为本。他指出：“一见外感，便令人饿，使新谷之气不得入，复用峻剂以消其食，甚则急通其大便，使旧谷之气不复存，势必胃气先绝，脏腑血气皆无由以生，绝其生生之源而欲其不毙者，鲜矣！”并云：“是邪之伤人，自有层形次第，初起在于皮肤，未入肠胃，亦有止在皮肤经脉，而竞不涉肠胃者。倘先虚其肠胃，则风寒之邪，未有不乘虚内入，真所谓引贼入门者也。”“断不可强绝其食，宜少少与以米饮，或与以稀粥，扶持胃气，使胃气充足，邪自不能入。”说明仲景十分重视脾胃在人体发病和辨证论治中的作用，只有保护胃气，才能使邪气不得侵入，可谓恰当精辟，对临床实践的指导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张氏指出：“无论外感六淫，内伤七情，皮毛、肌腠、经俞、营卫、膜原、脏腑，莫不有虚实寒热之分焉。”因此，他对于临床中紧要疑似之证，如呃逆、狂证、谵语等数十种症状，反复辨析，并附以病案，务使学者明了。如腹痛证“有寒有热，有食有虫，有气有虚，有瘀血，有受溽暑湿热之气，即俗所谓斑痧者。大凡虚者必寒，寒则必涉三阴：太阴痛在腹中，少阴略下，厥阴直在小腹；喜极热之饮，按之稍减，或痛甚不可按，或呕吐，或下利，腹中雷鸣，手足厥冷，或不厥冷，脉迟缓或虚大，此大虚寒也”“热者其人素强，多食辛热之物，或痛久化热，或过服热药，变而为郁热”（《伤寒论直解·卷六·辨诸腹痛》）。又如头晕证“有风有痰，有火有虚，有虚中夹风、火与痰者，有风木之邪贼于中土者，更有无病之人夏秋之间忽受寒热不正之气，胃中不和，头旋眼黑，欲晕倒者。火与痰者，有风木之邪贼于中土者，更有无病之人，夏秋之间忽受寒热不正之气，胃中不和，头旋眼黑欲晕倒者，兀兀欲吐，若吐出饮食、酸水即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