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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聪，自署西陵隐庵道人，后世称隐庵先生。其《伤寒论宗印》自序说：“聪家世南阳，值汉室之乱，隐居江右。十一世祖游官钱塘，卜居湖上。自仲祖及今，四十三叶矣。其间以医名者，什有二三。余因髫年失怙，弃儒习医，于兹历三十年。藉卿子师开示，广览前代诸书。”志聪自称为张机后裔，先祖为河南南阳人，后迁徙浙江钱塘，少年时丧父，后弃儒习医，广学博览，并学医于张遂辰。志聪的生卒年，史书无明确记载。他在《侣山堂类辩·戊癸合化论》中说：“顺治辛卯岁，予年四十有二。”清魏之琇撰《续名医类案》也引志聪此语。经此推算，他应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至于他的卒年，后人尚有争议，有人认为在公元1680～1683年间。但据高世栻《医学真传》记述，高氏在侣山堂讲学始于康熙丙子年（1696），时张志聪已去世周年。故其卒年当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张志聪年轻时曾为粮道（督运糟粮官吏）书吏，时粮道患癃闭，诸医无治。有人推荐志聪，志聪以补中益气汤投之，一剂即愈，可见其医术之精。
张志聪一生勤于医学，直到80多岁未尝倦学，对于经典医籍的研究尤为用力。《清史稿》卷五百一“列传二百八十九”“艺术一”称：“张志聪之学，以《素》《灵》《金匮》为归。生平著书，必守经法。”志聪先受业于遂辰，后又追随卢之颐，尽得两位老师之真传，故医学功底基础深厚。对《灵枢》《素问》《本草经》等经典医籍均有独到研究，对《伤寒论》的钻研致力尤深，不仅继承了先师遂辰在编次上“维护旧论”的观点，而且有许多独到之处与精辟的见解。他指出：“仲祖《伤寒论》，其中条绪井井，原系本文，非叔和所能编次，盖谓断简残篇者，是因讹传讹也。”（《侣山堂类辩·〈伤寒论〉编次论》）张志聪奠定了《伤寒论》六经研究中的气化学说，提出“学者当于大论之中五运六气求之，伤寒大义思过半矣”，认为不懂五运六气就谈不上治《伤寒论》。他认为“明乎伤寒之道，千般病难，不出于范围焉。故医学入门，当从伤寒始，先难其所难，而后易其所易”（《侣山堂类辩·医学入门》）。他还提出了《伤寒论》以护养胃气为重要法则，对后学启发很大。志聪研究《伤寒论》历时二十余年，著作曾三易其稿。初稿为《伤寒论宗印》，二稿为《伤寒论纲目》，三稿为《伤寒论集注》。《集注》是他研究《伤寒论》的最终结晶，也是“钱塘医派”的代表作，故对后世影响最大。仲学辂评介说：“凡阴阳气血之生始出入，脏腑经络之交会贯通，无不了如指掌矣。隐庵之功，岂在仲景之下欤？”（《黄帝内经素问集注·跋》）
张志聪仿效老师卢之颐，在侣山堂论医讲学，其盛况比之颐有过之而无不及。清代王琦称“盖其时，卢君晋公，以禅理参证医理，治奇疾辄效，名动一时。张君隐庵继之而起，名与相埒，构侣山堂，招同学友生及诸门弟子，讲论其中，参考经论之同异，而辩其是非。于是谈轩岐之学者，咸向往于两君之门，称极盛焉”（《侣山堂类辩·跋》）。志聪对医理的探究辨别极为重视，他认为“辩之而使后世知其同，即知其所以异矣；知其异，即知其所以同矣；知其同不为异，异不为同，即知其所以同，所以异矣，无事辩矣”（《侣山堂类辩·序》）。清康熙九年（1670），志聪在其花甲之际，将其与学友同道及门生弟子在侣山堂探讨医理、讲论方药、钻研学术的内容，以医论、医话的体例撰成了《侣山堂类辩》一书。是书分二卷，上卷论医，下卷论药。全书内容广泛，举凡阴阳气血、脏腑经络、四诊八纲、病因症治、方剂本草、遣方用药无不涉及，且议论允当，说理透彻，条分缕析，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引人入胜，至今仍是学习中医学极有价值的读本。
志聪在侣山堂论医讲学，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医学人才，而且开对经典医著集体探究、合力注释阐述之先河，用五年时间编撰的《黄帝内经集注》是影响久远的《内经》全注本，注解屡出新见，对后世启迪很大。张志聪领衔编撰的《伤寒论集注》，后由高世栻完成，是清代研究《伤寒论》的力作，故其声望实在张遂辰、卢之颐两位老师之上。
张志聪先后著有《伤寒论宗印》八卷、《伤寒论纲目》九卷、《伤寒论集注》六卷、《金匮要略集注》四卷、《黄帝内经素问集注》九卷、《黄帝内经灵枢集注》九卷、《本草崇原》三卷、《侣山堂类辩》二卷、《医学要诀》四卷、《针灸秘传》二卷，共10书，56卷。惜《针灸秘传》已佚。现存世的9部医学著作，共45卷。诸书可以反映其学术思想，尤其是对《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注述，无不体现出张氏的学术思想，其对中医经典的注释，亦是对医学理论的阐发，可谓医门之幸。
《黄帝内经素问集注》成书于康熙八年（1669）之秋，序写于康熙九年（1670），初刊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全书九卷，八十一篇，编次与马莳《素问注证发微》同。《素问》自唐王冰为注之后，及宋、元、明、清各家，迭为论疏，本书为《素问》注述著作较善者之一。全书按《黄帝内经素问》八十篇序列分为九卷，其中卷八第七十《刺法论》，第七十三《本病论》两篇原阙。张氏于《素问》各篇之首，多先简解题意，或提要勾玄，以昭示该篇大要；凡重要之经文句节，除详加阐释外，复批眉注，以引起读者重视。注释另一个特点是，张氏常采用“以经注经”法，即引《内经》他篇之文证释其义，前后对勘互补，以全面理解经旨而避免“强经就我”之弊。不拘执字解，不尚训诂详切，但求医理畅明，善抒己见，所谓“前人咳唾，概所勿袭，古论糟粕，悉所勿存”（《黄帝内经素问集注》序）。后一条虽属张志聪言过其实之语，然本书之论，确多属张氏等人的己见。书中对《内经》阴阳、脏腑、气血以及气化等理论之诠释，确有独到见解。本书之撰注，“集共事参校者，什之二三，先辈议论相符者，什之一二”（同上），经多人长时间研究讨论，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共参岐黄微义，撷其精华而扬弃糟粕，其集体创作之式为历代注家所不及，故刊行后即引起后世学者的广泛重视，开我国医学集体创作之先河，其功亦不可没。其注释之长，主要表现为论理较详和比较切近临床实际两方面。
《黄帝内经灵枢集注》成书于康熙十一年（1672）。全书九卷，八十一篇。其注释特色与《黄帝内经素问集注》同。二书为阐发《内经》之理，集诸家一得之见。张志聪之注，开集体创作之先河，俾后人读《素问》而知病之所由起，读《灵枢》而识病之如何瘳。
《伤寒论宗印》又名《伤寒论注疏宗印》《伤寒心印》，成书于康熙癸卯（1663），是张氏最早的著作。共八卷，计一百四十四章，六百三十五则。书首有沈九如序、著者自序、仲景原序等。本书依据作者自身理解及临床体会对《伤寒论》的条文做了详细注解，对其中的方剂药物使用做了详细而精准的解释，对理解应用《伤寒论》有很大帮助。
《伤寒论集注》成书于二十二年（1683）。本书原为张志聪所注释，稿未成而病逝，由高世栻重予编撰补订成书。本书尊王叔和、张卿子两家，删去伤寒例。首列六经正文，次霍乱、阴阳易、瘥后劳复，次痉湿暍汗吐下后，末列辨脉平脉。汇节分章，力主维护旧论，并用运气学说阐释六经病机。书中选录了前人的一些注疏，并有不少张、高二氏的见解。但有一些附会的解释。
《金匮要略集注》又名《金匮要略注》《金匮要略注解》，共四卷，成书于康熙三年（1664）。本名《金匮要略注解》，现行本作《金匮要略注》，实为集体注释而成，观开篇有“同学参订姓氏”及每卷卷首都有合参同学门人的姓名可知，所以高世栻在重刊时，将之改名为《金匮要略集注》，后《杭州府志》《医学读书志》《两浙著述考》等皆从《集注》之名。书中重视以经解经，所引用的经书有《素问》《灵枢》《伤寒论》《难经》等，其中以《内经》《伤寒论》最多。
《侣山堂类辩》成书于康熙九年（1670）。本书是张氏集同学及弟子数十人，在侣山堂研讨中医学术、医理之文集。论辩的中心思想在于研究中医学术之同异，而辨其是非。分上、下二卷，上卷所论辩的内容，有属于脏腑、经络、气血、病因等基础理论的；有属于四诊、八纲等诊断学说的，有属于辨病辨证施治的；有属于医籍评介的。下卷主要论述中药，其卷首与卷末载方药论10余篇，卷中论述了40多种药物的命名、性味和功用主治等。
《本草崇原》成书年代不可考。然乾隆三十二年（1767）胥山老人王琦《本草崇原·跋》记载：“昔张君创其始，张殁而高君集其成，缮写样本，方欲锓板，高君又亡，事遂中辍，厥后样本传归胡念庵家，念庵父子谢世，不知又归谁氏，兹从胡之门人高端士处，得其移写副本，惜乎雠校未精，文句间有缺略讹谬，恐后之阅者，不免夏五三豕之叹，爰加订正，而授之梓，以公于世。”据此可知，《本草崇原》大概在高世栻去世前完成，高氏大约逝世于1700年，其后近70年，均未能付梓刊行，样本几易人手，终在1767年经王琦校勘梓行。本书是历史上第一部注释《神农本草经》的药学专著。全书共分三卷，按三品分类法，运用五运六气的理论，对300味中药的药性做了恰当的解释。其注释，基本上不离本经原文宗旨，其发挥之处，或为前人经验的总结，或为张氏本人的心得体会。
《医学要诀》成书年代不可确考。惟《金匮要略集注·凡例》下有：“本宅，一刻张仲景《伤寒论注疏宗印》八卷，一刻《金匮要略注解》四卷，一刻《医学要诀》四卷，一刻《针灸秘传》二卷，一刻《素问集注》九卷，板俱藏恒吉堂。”又光绪十三年（1887），浙江官医局在《黄帝内经素问集注·凡例增补》中曰：“《侣山堂类辩》《针灸秘传》二书，俱因《素》《灵》集注告成而作，向闻《秘传》从《内经》推出，极切时用，乾隆时其书已亡。”据此二条，可推测《医学要诀》《针灸秘传》二书与“本宅”所刻之书一样，当是张志聪早期作品，成书在1670年以前，当时《侣山堂类辩》《黄帝内经灵枢集注》等应当尚未著成。《医学要诀》四卷，无序。分脉诀、经诀、草诀和药性备考。脉诀就其生理脉象、病证脉象作了较为贴切的注释；经诀就十四经脉的循行及相关病证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草诀注释了阴阳气味升降浮沉，五味所归，五走、五欲、五禁五宜、五脏六腑用药气味补泻，药有须使畏恶等法象。其对药物的注释有300种，分别阐述了各种药的性味和功能主治；药性备考分水部、土部、金石部、草部、菜部、谷部、味部、果部、木部、虫部、鱼部、禽部、兽部等，分别就其中性味、功能主治作了说明。
《伤寒论纲目》成书于康熙十二年（1673）。全书九卷，附一卷。第一卷至第九卷内容分别为六经病脉证并治、霍乱、阴阳易、瘥后劳复脉证并治、痉湿暍脉证并治以及辨不可发汗、辨脉法、六经通会论略等。其体例是先列仲景原文，继而予以注释，间附己意于后。其对于《伤寒》条文，每重运气之理，亦每能援《内经》理论解释仲景，汇而通之。附一卷为《伤寒论》白文。
张志聪对中医经典的注释，亦是对医学理论的阐发。张志聪著书，注重发挥集体力量，理论联系实际，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中医理论的研究和指导临床都有一定的贡献。其学术形成了以病为本，明理达用的基本思路，尤其以脏腑为本，“经气”联系，格物用药，生克制化为主体的学术思想更具有独特的意义。
张志聪注释《素问》《灵枢》，一字一理，俱有依据，以病为本，明理达用，俾后人读《素问》而知病之所由起，读《灵枢》而识病之如何瘳。篇中所载阴阳寒暑之所从，饮食居处之所摄，五运生制之由胜复，六气时序之所由递从，均从其本知病源而论之。所论营卫血气之道路，经络脏腑之贯通，天地时之所由治，音律风野之所由分，均借其针而开导之，以明理之本始，通病源而治之。
阴阳学说贯穿于《内经》理论的始终，张志聪在阐述阴阳理论的同时，亦明理达用，以病为本，对“治病必求于本”的注文中说：“本者，本于阴阳也。人之脏腑气血，表里上下，皆本乎阴阳，而外淫之风寒暑湿，四时五行，亦总属阴阳之二气。至于治病之气味，用针之左右，诊别色脉，引越高下，皆不出乎阴阳之理，故曰治病必求其本。”（《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阴阳应象大论篇》）他把阴阳理论与识病治病联系，并将本注文联系到：审其汤药之宜用，气之升、味之降、温之补、苦之泄也，注阴阳之义而明病之理。
张志聪在注《素问·通评虚实论》中，不仅明达其经义，还体现出对虚实论点的辨病之理。如原文曰：“虚实则何如？岐伯曰：气虚者，肺虚也；气逆者，足寒也。非其时则生，当其时则死。”张志聪注中又进一步理论：“如肺主气，其类金，五行之气先虚于外，而从内伤五脏。盖邪从表入里，在外之气血骨肉，先为邪病所虚，是以骨肉滑利，则邪不内侵而里亦实，表气虚则内伤五脏，而里亦虚，此表里之虚实也。如气逆于上，则下虚足寒，此上下之虚实也。如值其生旺之时则生，当其胜克之时则死，此四时之虚实也。……盖五脏之气，外合于五行，五行之气，岁应于四时，故皆有生旺克胜之气，而各有死生之分。”又如原文曰：“夫虚实者，皆从其物类始，故五脏骨肉滑利，可以长久也。”张志聪注中则阐发为：“夫邪之中人，始于皮肤，次于肌肉，留而不去，则入于经脉，以及于筋骨。故邪之中人，先从其物类始，是以壮者之血气盛，其肌肉滑，气道通，荣卫之行不失其常，可以长久其天命。如五脏不坚，使道不长，空外以张，数中风寒，血气虚，脉不通，真邪相攻，乱而相引，故不寿而尽也。”以上举例，说明重视辨病之理是张志聪注文的特点之一。
张志聪所注《伤寒论》《金匮要略》《侣山堂类辩》及《医学要诀》等书，特别注重脏腑的功能及其生理病理变化，重视脏腑和疾病的关系，并认为经络是运行气血、沟通脏腑之间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渠道，通过脏腑经络的功能活动，进一步论述其“经气”学说的辨证方法。
作为辨证基础的脏腑及其功能活动，张志聪注中多从阐述生理出发，进一步分析病理机制，表现在注释中则是强调了脏腑之间相互联系的整体观，突出了脏腑气机活动中的几个重要环节，还体现出了不同疾病与不同脏腑的相互关系。
①脏腑之间生克制化的整体观
对脏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张志聪多以五行生克制化之理加以注释，如其对《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篇“脉沉者，泽漆汤主之”条注云：“此水令强而土气弱也。土气不升，故脉沉，而沉则为水也。土令不及，则水气盛强……盖土令不及，则水欲上奔，土气独盛，则水中之升阳不发”，说明本病是由于土令不及，土不制水而造成水欲上奔。其后在“大逆上气，咽喉不利者，止逆下气，麦门冬汤主之”条注中认为：“此则土气虚而水气大逆于肺也。……此肾气上逆于肺，乃子来逆母，故曰大逆也。”这又是以生理上土金水的生克制化关系来论述病理过程中脏腑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脏腑之间以五行生克制化相互联系，若有一脏太过或不及，则将会导致整个脏腑间的生克制化紊乱而发生疾病。
②脏腑气机的上下阴阳交会
张志聪对脏腑气机上下阴阳交会的认识尤为深刻，其中有肺肾金水的上下相交、肺胃金土的天地交泰、肾胃的地水相交、心肾的水火相交，并强调了脾胃枢机作用的重要性。张志聪认为，人体脏腑间的气机活动主要在于肺、脾胃、肾等脏腑功能活动中所体现出的上中下三个环节。肺主气居高而属天，气为肾之所生。肾为水而居下，脾属阴而主地，气之所生者先天，所主者后天，上下先后相互生化。他认为，由于气发源于下焦肾，生于中焦脾胃，主于上焦肺，故气的生化途径是由下而中而上，又由上而下，天地之气上下循环，周而复始，既有金水之相生（上下），又有天地相生（上中）、地水相交（中下），由此构成气机的循环运动。此环节中的某一脏腑功能如太过、不及则病由生矣。如对《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篇“上气喘而躁者，属肺胀，欲作风水，发汗则愈”条注云：“此论肺病于上而根气不能上通也。上气而喘，无息肩之证者，是肺病而不能外泄也。躁者，肾病也。上气不疏，则下气遏密，气不通达，故躁而不安也，此属肺胀而不能调其气，欲作风水矣。”再如他在《金匮要略注·痰饮咳嗽病脉证第十二》中“支饮不得息，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条注中云：“肺属金天，脾为土地，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交泰，而有亭毒之功。”又言：“此章泻肺汤，亦可用为交泰之剂。”以上举例，说明其对金水及金土天地上下相交的认识。
关于地水相交，张志聪在《黄帝内经素问集注》中注解“帝曰：诸水皆生于肾乎？岐伯曰：肾者牝脏也，地气上者属于肾，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阴”时认为：“此复言水生于中焦之胃土，然由下焦之气上升以合化。夫胃为阳腑，肾为牝脏，肾气上交于阳明，戊癸合化，而后入胃之饮，从地土之气，上输于肺，肺气通调而下输决渎，故曰地气上者，属于肾而生水液也。夫水在地之下，地气上者，直从泉下之气而生，故曰至阴，是地气上通于天，而水气亦上通于天也。”由此说明中焦脾胃与下焦肾、膀胱的地水相交。
生理情况下，肾阴上滋，心阳下降，水火既济，阴阳相交而无病。若肾水、心火有所太过或不及，则既济失衡而病生，如张志聪在《金匮要略注·妇人妊娠病脉证治第二十》“胶艾汤条”注云：“此论漏下半产下血诸眚，皆缘心肾之气不交也。夫血生于肾而主于心，阴阳水火，上下循环，则血随气转，而无漏下之患。”在《侣山堂类辩》“胶艾汤论”中也提到：“夫心合济水，肺主皮毛，阿胶能降心肺之气，以下交于两肾者也。水火交而天地泰，则气血流行，阴阳和合，又何病之有？”这说明心肾水火既济在生理病理过程中，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以上所论气机的上下阴阳相交，与中焦脾胃的枢机作用是分不开的，张志聪对此非常重视。他在《金匮要略注·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师曰：吸而微数，其病在中焦，实也”条注中即云：“夫上下呼吸之气，交接于中焦，阴阳出入之相平也。”再如胶艾汤条注中还提出“上下交通，必由于中也”，甘麦大枣汤证条注云“交通上下，必先中焦，故先曰甘草”，这更加明确了中焦在气机上下相交所起的斡旋作用。
③疾病与相关脏腑
不同的脏腑功能改变，形成了不同的疾病，因而也就形成了疾病与特定脏腑之间的关系。张志聪在注中体现了这一特点，如其对胸痹，除前面“以经解经”条提到的重视心肾的病理改变外，他在栝楼薤白半夏汤条注中还认为“此论胸痹之兼病于脉也……经脉发原于肾，而主于心，生于中焦之阳明。脉病，则胃不和，故不得卧也。……加半夏，夏大其火土之气，以解中焦之痹逆焉”，在此又突出了胃的病理改变，这一点是有其重要临床意义的。如秦伯未先生在《谦斋医学讲稿》“痛症的治录”中指出：“痹者闭也，所说胸痹实际上是一个胃寒证，因胃中受寒而应象胸中阳气郁滞，所以《金匮要略》用通阳法而不用扶阳法，用散寒、理气、化痰等药而不用补药，总的目的在宣通胃气而不在止痛。”再如《医学要诀》对“是动则病，耳聋闭，浑浑焞焞嗌喉痹”注云：“肾开窍于耳，三焦之原，发于命门……气不能游行疏达，则病耳聋而浑浑焞焞矣。上焦出胃上口，并嗌以上而至舌，常与荣俱行阳二十五度，行阴亦二十五度。故《灵枢经》曰：喉痹、舌卷、口中干、烦心、心痛，取手小指次指之端。是皆三焦气分所生之病也。”这里将所发病症与肾、三焦等脏腑的功能失调联系而论，说明疾病与相关脏腑的关系。
生理上经络沟通上下表里，联络脏腑器官，运行气血，病理上则作为疾病发生和传变的途径，张志聪注中正是以此来论述作为辨证基础之一的经络及其功能的。如对《金匮要略注·胸痹心痛短气病证第九》中“胸满，胁下逆抢心”这一症状认为：“气之呼吸出入，上下交通，经气不通，则为气结胸满而为病痹矣。胸中气结，则下气不能由中而上，反从子气以上乘。胁下乃厥阴经脉之所循，肝乃肾之子，心乃肝之子，故从胁下逆抢心也。”再如《金匮要略注·痰饮咳嗽病脉证第十三》对支饮的论述：“支饮者，饮留支别间也。足太阴脾脉，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脉解篇》曰：阳明络属心，是脾胃之支别。上通于心也。至于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者，乃别有蹊径，非支络也。饮留于二者之间，皆为支饮。”这两条说明，脏腑之间的联系，是通过经络这一渠道来沟通的。
以上张志聪从五行生克制化、上下相交、脏腑与疾病等不同层次论述了脏腑之间的联系及与疾病的关系，而这种关联又是通过脏腑之间的经络作为渠道来沟通的，所有这些，都为其“经气”学说的辨证方法奠定了基础。
“经气”学说作为一种辨证方法，在对疾病的分析认识上，有深浅层次的不同，有表里阴阳之别，也有虚实寒热之分，主要表现在它有病在气、在经、“经气”之兼病以及入腑干脏等理论，并提出了疾病的发生，或由外邪所伤，或由脏腑功能失调而先病气，后由气而入经，由经而入腑干脏的病理发展趋势。
①病在气分为气病
气病，首先从部位来讲是在表在外，为阳。“气”主要指脏腑间的气化功能活动，病在气分则影响脏腑功能活动而出现气化不及或失调的病理改变。气病有虚实寒热之分，如《金匮要略注·血痹虚劳病脉证第六》中“男子脉虚沉弦，无寒热，短气里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时目瞑，兼衄，少腹满，此为劳使之然”，张志聪注曰：“此虚在气而不在脉，故无往来之寒热也。膻中者，气之海也。宗气上出于喉咙，以司呼吸。中气虚，故短气；气虚下陷，故里急也。膀胱者，州都之官，气化则出。气虚不化，故小便不利也。”说明虚在气则气化不及而出现相应的症状。再如《金匮要略注·呕吐哕下利病脉证第十七》中“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条注中认为：“此论脾气虚塞而为干呕也。夫水谷之津液，游溢于脾，脾气不能转输，则聚沫而为涎唾，故经言脾主涎也。涎在脾，则脾气不通，而反逆于胃，故为干呕也。脾开窍于口，聚沫从外窍出，故吐涎沫。清阳不升，故头痛也。”此为气分之虚寒证。而同篇的“干呕而利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条则认为属气分之实证，他说：“此脾家实而为干呕也。水谷之津液，上输于脾，脾实不通，则气反逆于胃而为干呕矣。脾家实，腐秽当去，故下利也。脾主气，故用黄芩为君，以泄气分之实。”表明病在气者，主要影响脏腑的气化功能。
②病在经络为经病
经络内连脏腑，外络肢节、脏腑，内外之间莫不以经络作为互相联系的渠道。气分之病不解，而入于经络则为经病。对此，张志聪注中有明确的论述。他在《金匮要略注·痉湿暍病脉证第二》中的甘草附子汤证条注云：“此承上章，言风湿之搏于经络也。……上章邪在气，故以桂枝为君（指桂枝附子汤证）；此章邪在经，故易以甘草也。”邪入于经络，影响其正常功能，则为经病。在《金匮要略注·痰饮咳嗽病脉证第十二》中半夏加茯苓汤条注云：“此论饮留于胃络通心之支络而不从呕解者，宜半夏加茯苓汤主之。夫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支络阻塞，食气一时不能上归于心，故卒然呕吐也。”再如《金匮要略注·呕吐哕下利病脉证第十七》中“呕而胸满者，吴茱萸汤主之”条注认为：“此论胃气虚寒而为呕也。经气寒凝，不能疏达于上，则反逆于胃而为呕……阳明主经络，经气逆而涎沫出于胃，故为呕。”
《灵枢·本脏》曰：“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而利关节者也。”张志聪注中多次提到“邪入于经，与荣血相搏”等，因此，病经即为病在经络，注中还有时以病在经脉、脉病等注释，亦当属经病之类。
③“经气”交互之道
前面论述了气病和经病，而张志聪注中还有多处论及“经气”交互之道”。如其在《金匮要略注·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第九》中“师曰：夫脉当取太过不及……”条注云：“此章当兼气、兼脉看，盖脉不离乎气，气不离乎脉，是以篇中有病在气者，有病在脉者，有病在气而及于脉者，有病在脉而及于气者，有脉气之兼病者。如胸痹，乃病在胸中之气，而又有因于脉；心痛，乃阴寒在脉，而又有因于气焉。”考其注中确实体现了这种认识，如《金匮要略注·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第九》中注栝楼薤白半夏汤条曰：“此论胸痹之兼病于脉也。夫胸中之阳气虚，而阴弦之脉气乘之，即为胸背痛，阴寒之脉，上乘于心，则为心痛。胸痹心痛彻背者，气脉皆病也。盖阴弦之脉，上乘于心，而胸中乃心主之宫城。胸中之阳气微，故为胸痹而心痛彻背也。”另外，还有经病欲转出气分者，也体现了经气之间这种相互关系。如《金匮要略注·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第三》中“百合病，变发热者，百合滑石散主之”条注云：“若变发热者，乃脉络之病，转入于气分之阳，而变为发热也。”
④入腑干脏
疾病由气而至经，继则入腑干脏。张志聪在《金匮要略注·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卒厥”条注云：“气分之邪入于经络，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实者，邪也。邪入于经，则沉以内薄，故沉则为实也。夫阴阳相搏，其脉则滑。气入于经，与血相搏，故滑则为气也。邪在经络，则内入于脏腑矣。气主煦之，血主濡之，气血受邪而内干脏腑，故卒厥也。……如身和，汗自出，为入腑即愈也。”继而在下条“问曰：脉脱，入脏即死，入腑即愈……”注云：“脉脱者，承上文卒厥而言也。入脏则为阴而入里，故死；入腑则为阳而外出，故愈。”说明了邪入于腑则病轻而易治，邪入于脏则危重而难治。
邪气干脏，难治多死，如在《金匮要略注·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第十一》中“问曰：病有积有聚……”条注云：“夫邪干脏者，为脏腑风寒之死证。不干脏而在脏之外，募原络脉之间者，为积病。盖总属脏病，但有干脏不干脏之分。”为何邪气干脏者多死，张志聪无明确说明，我们认为，这与《内经》理论是有关系的，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善治者治皮毛……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素问·脉要精微论》曰：“五脏者，中之守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夫五脏者，身之强也。……得强则生，失强则死。”这里明确地指出了邪气干脏则五脏失守、失强、脏气败绝，故死也。
邪气入腑，易治即愈，如《金匮要略注·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注释“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时说：“微者，邪在六腑而外合于经络，在腑在外，为病之轻微者也。”为何入腑即愈？张志聪主张，入腑者，乃入胃腑也，入胃腑而邪有出路，疾病易治而愈。如其注云：“盖气分之邪入于经而后能入腑，入腑而后能下泄也”。因此，他在《金匮要略注·痉湿暍病脉证第二》中对痉病“暴腹胀大者，为欲解”条注认为：“暴腹胀大者，病随经而入于肠胃，此为欲解也。”对此，眉批云：“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是以后章有大承气证。”而同篇大承气汤条注云：“邪入于经，沉以内薄，故可与大承气汤通其肠胃，俾热从下泄焉。”此条眉批中提出：“阳明居中土，为万物之所归，即从肠胃而出矣。”
邪气入腑干脏的理论，说明了疾病发展的最深重的阶段，入腑邪可从肠胃出而病愈，干脏邪无出路即死。
总结以上，邪气伤人，由气而入经，由经络而入于脏腑，或内入胃腑，或内干五脏，表明了疾病由浅而深的发展趋势。张志聪在《金匮要略注·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夫人禀五常……”条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这种对疾病治疗次序的论述，对张志聪关于病症发展趋势观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中医辨证方法有多种，诸如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等。张志聪“经气”学说的辨证方法与其他辨证方法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分析一下“经气”学说与八纲辨证的关系。张志聪在《金匮要略注·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中阴吹条注云：“夫形骸脏腑，不外乎气血阴阳，是以本经多归论于经气，盖以气为外为阳，而以经血为内为阴也。若夫外因于天之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又当于《伤寒卒病论》中求之。”可见张志聪以在气为阳为表，在经为阴为里立论。另外，论中还有入腑干脏之说，气分之邪必由经而内入于脏腑，盖张志聪以在气在经为区分疾病阴阳类别，而又分别以在气在经、入腑干脏定病位。如前所述，在注中还可以看到，不论病之在气在经、入腑干脏，均有寒热虚实的不同属性。由此可见，张志聪“经气”学说的辨证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寓八纲辨证的内涵于其中。
其次，“经气”学说的辨证方法与《伤寒论》六经辨证关系较为密切，尤其张志聪以六经气化一标本中气的理论来解释六经辨证，认为外邪伤人之六经，或从标，或从本，或从乎中间之化，如少阳病口苦咽干目眩，谓少阳主相火之气；少阴病脉微细，但欲寐，谓少阴有标本寒热之化等。这些都是六经气化为病，它突出了六经中具体某一经的病理改变。同时张志聪强调了《伤寒论》中三阴三阳之病多为六经气化为病，并非经络本身的病变。但他也没有完全否定经络病的存在，如其在《伤寒论集注》“凡例”中言：“外感风寒则以邪伤正，始则气与气相感，继则从气而入于经”。还言：“六经伤寒者，病在六气而见于脉，不入于经俞。有从气分而入于经者，什止二三”（《伤寒论集注》“伤寒论本义”）。这也说明了他对“经气”的认识。《金匮要略注》中的“经气”学说则多是从人体整个气化功能出发，而论述“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等所致的三因杂证的病理过程中，病变在气分、在经络、入腑干脏等的不同病变，突出了脏腑经络间的相互联系。因此，张志聪的六经气化学说与“经气”学说有其相类之处，它们都论述气病与经病，只是侧重面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六经气化以标本中气理论为基础，而“经气”学说则以脏腑经络作为基础，论述疾病的深浅层次更加明确，指导辨证更加具体，可以认为是气化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经气”学说的辨证方法确定了疾病的在气在经、入腑干脏等病理部位，从而为治法的确立提供了依据。张志聪认为，因邪有在气在经的不同，故邪气亦有不同的出路，当据此而确定不同的治法。
正如其在《金匮要略注·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第三》中百合滑石散条眉批所云：“凡病在气分者，宜发汗利小便。”气病影响脏腑经络的气化功能，故当发汗利小便，气化而邪出病解，故对本方注云：“此章以病于气分而发热，故用利小便以解肌。……百合主行皮毛之气，滑石能利水府之瘀，故当小便微利，气化便行，而热自解矣。”再如对湿病之麻黄加术汤条注云：“此论湿伤气而在表。……气病之在表者，又宜五味入口，以养五气，气和津生，汗出乃解。故当用麻黄汤发汗为宜，加白术培土以生津。”说明气病亦可通过发汗这一途径而解。但气病也并非以发汗利小便作为唯一的治法。还有补法、吐法等，这也是在“经气”学说指导下确立的，在此不一一详述。
对于邪之在经及经气之兼病者，应视其邪气趋内和向外的不同而治法亦各有别，故张志聪有“夫邪在经俞，必借荣液之汗以发泄”“使邪仍从皮肤气分而出”，也有“凡有形之邪在经络者，皆可下之”的注释，如痉病“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条注云：“此总论痉之为病，经气皆伤而刚柔并见也。夫邪在经俞，必借荣液之汗以发泄”（《金匮要略注·痉湿暍病脉证第二》）。暍病之白虎加人参汤条亦属此类，他认为该证为热伤气而及于经，“盖气分阳热之邪迫于经络，故宜清养其阴气以驱其阳邪”（《金匮要略注·痉湿暍病脉证第二》）。至于“在经之邪可下之”的内容更多，如《金匮要略注·水气病脉证第十四》中“夫水病人目下有卧蚕，面目鲜泽，脉伏……”条注云：“水入于经，是以目下有卧蚕……其脉沉绝者，经脉逆而气亦不升也，可下之而解，盖经脉内连脏腑，水在经脉，故可下之也。”眉批曰：“本经凡有形之邪在经者，皆可下之，后章瘀血亦然。”
对于入腑干脏，前文已提及，张志聪在注中明确指出，入腑皆为入胃腑而邪有出路，宜下泄之；邪干脏者，邪无出路多死。
总之，张志聪“经气”学说是从不同的病理部位及邪气的不同出路等角度给立法以指导。但治法的确立，还应参考中医整个理法方药的全部理论加以权衡，这里仅说明张志聪的“经气”学说对立法所起的指导作用而已。
《金匮要略注·凡例》言：“《金匮》诸方，上世立法之始，后人多有置不用者，缘胶执于五味四气之说，未尝体晰先圣格物用药之妙，故余惟解释方意，字必钩深，会悟治法。句必尽窥，非曰穿凿，以期阐扬。”由此可以看出，张志聪重视格物用药之理。那么何谓“格物”呢？本来，“格物”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有关认识论的冋题，语出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格物而知至”，后成为宋明理学的方法论之一。程朱理学等对其有所发展，如程颐认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二程遗书》卷十八）朱熹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天下之万物，莫不有理。”（《大学·传》）可以看出，两者都认为“格物”的基本思想是穷究事物之理。
张志聪身为儒医，很熟练地将格物致知的方法运用于药物研究。其在《侣山堂类辩·本草纲领论》中言：“万物各有自然之性，凡病自有当然之理，即物以穷其性，即病以求其理，得其性理，豁然贯通，则天地所生之万物，人生所患之百病，皆曰一致矣。用之可十可百，推之可千可万，岂不绰然有余裕哉。”
对于用药，他认为，格物用药之理是先圣的用药原则，其实这正反映了他自己在这方面的学术观点。他在《本草崇原·原序》中还言：“后人纂集药性，不明本经，但言某药治某病，某病需某药。不探其原，只言其治。是药用也，非药性也。知其性而用之，则用之有本，神变无方。袭其用而用之，则用之无本，窒碍难通，余故诠释本经，阐明药性，端本五运六气之理，解释详备。俾上古之言，了如指掌；运气之理，炳如日星，为格物致知，三才合一之道。”因此，张志聪的“格物用药”之理可以概括为“知其性而用之”。他在《医学要诀》“草诀”中对药的注释反映了这一思想，如对“巴戟大风邪气逐，阴痿不起强筋骨，能安五脏兼补中，增志益气虚劳复”条注云：“巴戟天，气味辛温，补肾之药也，天一生水，一元之气，由水中而生。肾气元气充足则五脏之气皆敷和矣。风为阳邪，补阴气则阳邪自解，邪正之不两立也。故凡补药，兼主祛邪，又主利水消肿者，能温寒水也。”对诸药如此注述比比皆是，体现了他格物用药的原则和特点。关于张志聪对药性理论的认识，后人有不少专门论述，如任应秋、裘沛然、谢华等，其观点基本相同，即以五运六气之理说明药物的四气五味、生克制化、升降浮沉等，但这主要是对《本草崇原》及《侣山堂类辩》的研究。
《金匮要略注》中，张志聪有感于后人“胶执于四气五味之说，未尝体晰先圣格物用药之妙”（《金匮要略注·凡例》），而对《金匮》诸方置诸不用之弊，因而突出了《金匮》方剂中药物的生克制化及升降浮沉的理论。而且还根据“经气”说的辨证方法提出气病、经病用药不同的理论，以此为原则而用药则为“知其性而用之”，此即为格物用药之理。
张志聪研究本草的范围不广，主要是本经所载的数百味药物，但因为运用“格物致知”的方法，依据阴阳、五行、四时六气、药物形色及生长环境等与人体脏腑经络相联系，并以此来阐发药效，使药物研究多了一个角度，多了一个层面。确有见地，这就是万物感五运六气之化所具的药性，而不是金元医家所说的药物功能药用。只有懂得药性，而后运用方可灵活，好比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即《本草崇原·序》中自谓“知其性而用之，则用之有本，神变无方。袭其用而用之，则用之无本，窒碍难通”。
张志聪据此总结出药物生成形色与功效的一般规律，《侣山堂类辩·药性形名论》说“如五气分走五脏，五味逆治五行。皮以治皮，节以治骨（松节、杉节及草根之多坚节者，皆能治骨），核以治丸（荔核、橘核之类治睾丸），子能明目，藤蔓者治筋脉，血肉者补血肉，各从其类也。如水草、石草，其性主升；梢秒子实，其性主降；甘香之品，能横达于四旁；寒热之气，性浮沉于上下；在土之根荄，本乎上者亲上，本乎下者亲下；在外之枝干，在根者治本，在枝者行于四肢。此物性之自然也。又如夏枯之草，夏收之术，半夏之生，麰麦之成，皆得火土之气，而能化土；秋英之菊，秋鸣之蝉，感金气而能制风；凌冬不凋者，得寒水之气，而能清热；先春而发者，秉甲木之性，而能生升。此感天地四时之气，而各有制化也。甘温者补，苦寒者泻；色赤者走血，色白者走气；赤圆者象心，白瓣者象肺，紫尺者益脾，香圆者入胃，径直青赤者走肝，双仁圆小者补肾，以形色之相类也”。《侣山堂类辩》“草本不凋论”还对药物进行了分类，认为“草木寒不黄陨，及花发于冬者，得冬令寒水之资也。木生于水，水通于天，水火相济，水由地行，水气之通于四脏者也。如麦门冬、款冬花、枇杷叶、侧柏叶、山豆根、巴戟天之类，肾之肺药也；黄连、菖蒲、山栀、南烛、茶花、梅花之类，肾之心药也；厚朴、豆蔻、丁香、枳橘之类，肾之脾药也；菌桂、蓳竹、紫花地丁、密蒙花、女贞实之类，肾之肝药也……五脏之气，皆相贯通，而药性亦然。如枣仁，脾之心药也；石斛，脾之肾药也；芍药，脾之肝药也；桑皮，脾之肺药也。类而推之，总不出五行之生化”。这种推测方法，可视为一种宏观认识药理药性的方法，值得关注。
病有在气在经的不同，而药物亦有气药、经药之分，这也是根据药物之性理来推论的。如他认为：“甘草，黄中通理，入土极深，大小不齐，旁多须络，有若脉络之行地中，资通经络者也。是以炙甘草汤一名通脉汤。大枣，脾之果也，主通利九窍”（《金匮要略注·痉湿暍病脉证第二》）。再如对湿病之防己黄芪汤注认为：防己、甘草为经药，能解经络之病邪，而黄芪、白术、大枣乃气分之药，因脾生肌腠之气，胃主经络之气，所以气药、经药分别与脾胃有一定关系。再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第十二》中“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颠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条注云：“以下两章论水邪之在气分也。……五苓散乃助脾气，散水邪之气分药也。”又说：“阳明主经，故主络脉；脾主气，故主肌腠。五苓散皆脾家气分之药，与阳明之生姜、半夏、防己、甘草、枳、橘、人参之类，各有分别也。”
张志聪在《金匮要略注·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第十》中厚朴七物汤条注云：“此邪入于腹而能外出者也……厚朴七物汤主之。用小承气之厚朴、枳实、大黄，以泄在腹之实；用桂枝汤之桂枝、甘草、生姜、大枣，以散外出之邪。在气而不涉经，故减去其芍药。”同篇“按之心下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柴胡汤”条注云：“此邪从胸胁入内膈之间，邪在内膈有形之分，故为实也。当之下，宜大柴胡汤。此邪从外而内，故仍用小柴胡之柴胡、半夏、黄芩、姜、枣，以解外入之邪。脏腑之经络，皆贯于膈，故加芍药以疏经，配枳实以破泄。取其下，故去其甘草、人参”。眉批云：“用芍药、枳实以疏经者，盖气分之邪入经而后能入腑，入腑而后能下泄也。”比较以上两条注释，芍药乃疏经之药，而前已言甘草、枳实亦为经药，那为何病在气分的厚朴七物汤证亦用这些药而邪在经络的大柴胡汤证却去甘草、人参等治经病之药呢？分析一下不难看出：大柴胡汤证不用甘草、人参是因邪虽在经而证属实，甘草人参虽为经药却偏于温补，故去之。厚朴七物汤证病在气而用经药，则说明药物虽有经药、气药之分，但运用时还应根据药物在方剂中的主次地位及药物之间的协同关系以及不同的病情等方面加以综合分析运用。
兹以《金匮要略注》为例，来阐述张志聪对这种药性理论的运用。如对半夏的认识，皆以“半夏，夏大其火土之气”的理论而运用之，其在“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第九”栝楼薤白半夏汤条注半夏时说：“经脉发原于肾而主于心，生于中焦之阳明。脉病则胃不和，故不得卧也。加半夏，夏大其火土之气，以解中焦之痹逆焉。”在大半夏汤、小半夏汤条均有相类的注释。《侣山堂类辩》云：“《月令》五月半夏生，当夏之半也，其形圆，其色白，其味辛，阳明胃腑之药也。阳明秉秋金之燥气，半夏启一阴之气，上与戊土相合，戊癸合而化火，故阳明为燥热之腑，能化水谷之精微。”同书“药性形名论”中说“半夏之生……皆得火土之气，而能化土”，说明了药物生克与天地四时的关系。
张志聪在《侣山堂类辩·药性形名论》中说“凡物感阴阳之气而生，各有清浊升降之性质者也”，概括了他对药物升降浮沉之性的认识。
总之，张志聪格物之理的用药原则即是“知其性而用之”。而且在《金匮要略注》中，由于其“经气”学说辨证方法的影响，形成了在“经气”分别用药的基础上，以生克制化、升降浮沉等解释用药之理及药物间关系的用药理论体系。
《侣山堂类辩》将散见于《内经》各篇有关治则的条文集于一处，并置于开首，以明经旨。《侣山堂类辩·本草纲领论》云“天地所生万物，皆感五运六气，故不出五气、五味、五色、五行、寒热温凉、升降浮沉之别。经云五味阴阳之用，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咸味涌泄为阴，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随所利而行之。此物性之纲领也。五气、五味，各归所喜。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肝色青，宜食甘心色赤，宜食酸肺色白，宜食苦脾色黄，宜食咸肾色黑，宜食辛。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四时五脏之病，随五味所宜也。又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此五味补泻宜忌之纲领也。夫百病之生也，不出乎表里、阴阳、寒热、虚实。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坚者消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益之，逸者行之，盛者折之，惊者平之，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上者下之，摩者浴之，薄者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逆者正治，从者反治。此治病之纲领也。”这段文字大量集中了《内经》有关治疗大法的经文，贯穿一线，由博返约，以达到畅明经旨之义。
接下来就用《内经》的运气学说阐述药性，即从药物性味、生成、阴阳五行之属性、形色等入手，结合疾病产生的机理，予以阐述。《本草崇原·序》说“夫天地开辟，草木始生，农皇仰观天之六气，俯察地之五行。六气者，厥阴、少阴、太阴、少阳、阳明、太阳，三阴三阳是也。五行者，甲己运土，乙庚运金，丙辛运水，丁壬运木，戊癸运火，五运五行是也。本五运六气之理，辩草木、金石、虫鱼、禽兽之性，而合人之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有寒热、升降、补泻之治。天地万物，不外五行。其初产也，有东、南、西、北、中之五方；其生育也，有春、夏、秋、冬、长夏之五时；其形有青、黄、赤、白、黑之五色；其气有臊、焦、香、腥、腐之五臭；其质有酸、苦、甘、辛、咸之五味。”
具体而论，如石斛，“生于石上，得水长生，是禀水石之专精而补肾。味甘色黄，不假土力，是夺中土之气化而补脾。斛乃量名，主出主入，治伤中者，运行其中土也。除痹者，除皮脉肉筋骨五脏外合之痹证也。夫治伤中则下气，言中气调和，则邪气自下矣。除痹则补五脏虚劳羸瘦，言邪气散除，则正气强盛矣。脾为阴中之至阴，故曰强阴。肾主藏精，故曰益精。久服则土气运行，水精四布，故厚肠胃”（《本草崇原》“石斛”）。又如《本草崇原》论黄芪，曰：“黄芪色黄，味甘，微温，享火土相生之气化，土主肌肉，火主经脉，故主治肌肉之痈，经脉之疽也。”从火、土二性阐述黄芪托里排脓的功能。论山药。“山药气味甘平，始出中岳，得中土之专精，乃补太阴脾土之药，故主治之功皆在中土。治伤中者，益中土也。补虚羸者，益肌肉也。除寒热邪气者，中土调和，肌肉充足，则寒热邪气自除矣。夫治伤中，则可以补中而益气力。补虚羸，则可以长肌肉而强阴，阴强则耳目聪明，气力益则身体轻健。土气有余，则不饥而延年……百合得太阴之天气，山药、地黄得太阴之地气也”。从山药得太阴土气，阐述其健脾固精的作用。对药性复杂、功能多样的药物，同样讨论。如论巴戟，“巴戟，生于巴蜀，气味辛甘，禀太阴金土之气化，其性微温，经冬不凋，又禀太阳、标阳之气化。主治大风邪气者，得太阴之金气，金能制风也。治阴痿不起，强筋骨者，得太阳之标阳，阳能益阳也。安五脏，补中者，得太阴之土气，土气盛则安五脏而补中。增志者，肾藏志而属水，太阳天气，下连于水也。益气者，肺主气而属金，太阴天气外合于肺也”。其功能注释，确较贴近本经原义。
张志聪擅长药物的药理药性的分析，对有些药物的讨论确较精辟，大多贴近临床，为其经验之谈。张志聪论药，主要见于《侣山堂类辩》及《本草崇原》，其以五运六气探药性，以阴阳、五行的关系究药性，及治病之机理，析疑纠谬，足为后学之准绳。如论龟板、鹿茸二味，认为龟首常藏向腹，能通任脉，故取其甲（指腹甲，即龟板）以补心、补肾、补血，皆以养阴；鹿鼻常反向尾，能通督脉，故取其角以补命、补精、补气，皆以养阳。二药可用于疹毒治疗，一取其养阴而清热，一取其透顶以败毒。如半夏、天花粉二味。半夏能“启一阴之气，上与戊土相合，戊癸合而化火，故阳明为燥热之腑，能化水谷之精微”。天花粉“能启阴液，从脉络而上滋于秋金”。半夏起阴气于脉外，上与阴阳相合，而成火土之燥；天花粉“起阴液于脉中，天癸相合，而能滋润其燥金”。故《伤寒》《金匮》诸方用半夏以助阳明之气，渴者燥热太过，即去半夏，易花粉以滋之。如紫苏“叶朝挺暮垂，因悟草木之性，感天地阴阳之气而为开阖也”。“苏色紫赤，枝茎空通，其气朝出暮入，有如经脉之气，昼行于阳，夜行于阴，是以苏叶能发表汗者，血液之汗也。枝茎能通血脉，故易思兰先生常用苏茎通十二经之关窍，治噎膈饱闷，通大小便，止下利赤白。予亦常用香苏细茎，不切断，治反胃膈食，吐血下血，多奏奇功”。再如金银花“花开黄白，藤名忍冬，得水阴之气而蔓延。陶隐君谓能行荣卫阴阳，主治寒热腹胀，败毒消肿。盖荣卫行而寒热肿胀自消，得阴气而热毒自解，故又治热毒下痢、飞尸鬼疰、喉痹乳蛾”。张开之补充说，人但知金银花败毒消肿，不知有行荣卫血气之功，得冬令寒水之气。至于黄芪、白术、黄连、枳实，皆为小儿之要药，主小儿百病，其机理是“小儿五脏柔脆，中土之气未足，若过于饮食，则脾气伤而不能运化矣。脾弱则胃强矣，胃强则消谷善饥，脾弱则肌肉消瘦，胃热则津液不生，而热疳、食疳之病生焉。是以盖清其胃热，脾气运行，则无五疳、五痨之病矣；腠理固密，则无急、慢惊风之证矣”。此外，还有附子“乃助下焦之生气者也”，但有生、熟之分，生附子能“启下焦之生气”，熟附子能“补下焦之元气”。因元气发原于下，从中焦而达于四肢，故“生气欲绝于下者，用下焦之附子，必配中焦之甘草、干姜，或加人参、白术。若止伤中气，而下焦之生原不伤者，止用理中，而不必附子矣”。如果“不格物性中下之分，不体先圣立方之意”，以为“生附配干姜，补中有发”，或“附子得生姜则能发散之”，或“以附子无干姜不热”等说法，“疑惑后人，误事匪细。如生气欲绝于下，所当急温者，若不用附而以姜试之，则不救矣”。值得一提的是，张氏还探讨了一些药物的炮制方法，如菟丝子“秉纯阴之性，故得火暖而丝长，此物理阴阳之妙用也”。现代研究表明，菟丝子在水中加热至70～100℃，外壳开裂，有丝从中吐出，可用于菟丝子真伪鉴别。
张志聪是“钱塘医派”的中坚人物与集大成者。他继承与发扬了老师张遂辰和卢之颐尊经崇古、维护旧论的治学特色，发展了卢之颐论医讲学的事业，以侣山堂为基地，培养了高世栻等一大批杰出的医学人才，壮大了“钱塘医派”队伍与阵容，并开创了集体编注医学经典的先河，为代表“钱塘医派”学术思想著作的问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