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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钱塘文人，被迫弃儒从医者众多，为钱塘医派的产生奠定了人才基础。他们大多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养，在医学理论的总结研究、整理推广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如陆圻所著《医林口谱》，经嘉兴名医周笙纂注增补而成《医林口谱六治秘书》，世奉为临证之指要；钱塘医官方隅著课徒教材《医林绳墨》为临证之龟鉴；潘楫所撰脉学专著《医灯续焰》为临证之秘要。倪朱谟遍访耆宿编成《本草汇言》，对后学启迪良多。
钱塘医家在调和宗教情怀与儒家文化立场的同时，亦从佛门汲取资粮来反哺医学。如钱塘医家卢复幼习岐黄，研读古今医书，兼通大乘佛法，常以佛理阐述医理，与钱塘文士、医家、佛法大师结交广阔，知己颇多。卢复之子卢之颐幼承家学，与佛法大师多有交往，论医似父，且多参以佛理禅机。
“明史”案的发生，导致众多文人学士纷纷转向医学活动，并将晚明的尊经崇古维旧之风带入医学领域。另一方面，导致明代中后期以来蓬勃涌现的文人集社活动的衰落和社团的重构，则为钱塘医派聚徒讲学研经医学活动形成了社会氛围。
钱塘医派形成的早期，学脉是文士、医家之间的联系纽带。文士张潜庵早年随陆圻习儒，在陆氏弃儒行医后，又随陆氏学医三年。学成后张氏前往富春、南浔悬壶行医，并将所得辑为《诊籍》，成为影响一方的名医。社友柴绍炳，与陆圻同为“西泠十子”，柴氏及其夫人连患重疾，为庸医所误，经过陆氏精心诊治，终起沉疴，柴氏感佩而从此学医。陆圻不仅参与文士之间的交游活动，也与当时著名医家交往频繁。江西医士朱辅元，为丹溪后裔，徽州医者何晏、刘安，精通医道，医家张遂辰及其弟子沈亮辰，精医善易，与陆氏均有深入交往。陆氏在《谢张卿子》诗中云：“方多仲景经中秘，书向留疾圯上逢。消渴况邀仙掌露，便应黄发老相从。”在赞赏张遂辰医术的同时，表达了长期交往的意愿。这些文士、医家之间的交流联系，为钱塘医派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石。
文士研医大多非常重视医学经典的学习和应用。陆圻是其中的佼佼者，周笙在《医林口谱六治秘书·自序》中云：“武林陆丽京先生，悯人疾苦，乃成斯论，阐前贤之心法，示后学以一隅，学医者必读之书也。”其阐述的前贤心法的核心，是《难经》《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中的经典理论。这无疑影响了钱塘医派“尊经维旧”治学风格的形成。
由此可见，明末清初以陆圻为代表的众多文士，因他们的弃儒行医为医界带来了理论上的新鲜血液和治学上的标新立异。从而，也为钱塘医派诞生提供了学术氛围和奠定了基础，并为它的孕育成长输送了学术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