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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中医药学，无论从基础理论的研究到临床各科的发展，都已趋向成熟与完善。在浙江，尤其是以钱塘为中心的杭、嘉、甬、绍地区，中医药学出现了十分繁荣的局面。名医、名著之多，均冠各地之首，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技术的许多领域，都居领先地位。张志聪等对《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张遂辰、柯琴、俞根初对《伤寒论》，王孟英对温病学说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考证与阐发。赵学敏编撰的《本草纲目拾遗》系统总结了1802年之前我国中药学成就，记载了716种《本草纲目》没有收入的中药和当时传入的域外药物，是继《本草纲目》之后我国又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中药学巨著；赵学敏还和当时著名铃医赵柏云合著了我国第一部详细介绍走方郎中方药技术的专著——《串雅·内外编》，开创了整理研究民间医药技术之先河。临床各科发明了不少新的诊疗技术。如李生以“挂线疗法”治疗痔疮；祁坤的《外科大成》记载了“纱布条引流术”；王茵用桑树皮制成手术用线等。胡廷光在所撰《伤科汇纂》中绘成的14幅骨折脱位手法复位图，是中医骨伤科史上第一套比较完整的复位图谱。吴尚先编著的《理瀹骈文》集清以前外治技术之大成，系统阐述了70多种外治方法。王孟英分温病为新感与伏气两大类论治，大大提高了疗效，并又撰《霍乱论》专论霍乱辨治。继而又有雷丰提出四季不同时病的辨证论治，著成《时病论》。戈朝荣创“小儿纯阳阴虚”之说，为儿科临床提供了又一理论依据。家传世医已遍及内、外、妇、儿及骨伤等专科。历史之悠久，专科之众多，为各地所罕见。著名者如宁波宋氏、绍兴钱氏、桐乡陈木扇与萧山竹林寺妇科、绍兴何氏内科、湖州德清俞氏外科、慈溪花墙门吴氏与周巷景氏儿科、宁波陆氏、绍兴“三六九”伤科等。
浙江中药资源丰富，道地药材“浙八味”名闻天下。在钱塘杭城，以吴山为中心，中药店铺沿街遍设，著名者如创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宝和堂”“朱养心药店”，创建清初的“方回春堂”。中药材贸易更为兴隆，浙西兰溪的诸葛药业和吴山脚边的杭城药市，均是当时国内闻名的药材市场。吴山上有“药皇庙”，香火鼎盛；吴山西北，则是“钱塘医派”创办的“侣山堂”，研经讲医，门庭若市。有着如此发达的中药业为后盾，浙江医家遣方用药自然得心应手，不愁无良药可用，临床疗效则得到进一步提高。
明末清初的官办医学教育已不复兴盛，民间教育却逐渐兴旺，且办学形式多样，具有悠久传统的家传与师徒相授仍为主要渠道，并造就出许多名医。在钱塘地域首创医学教育“讲学”形式的乃是张志聪的老师卢之颐，真正形成规模并在中医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则为张志聪继之而起创办的“侣山堂”。在中医药学领域，无论全国的大环境和浙江的区域环境，都为“钱塘医派”在讲学、医疗与经典医籍研究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明末清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而浙江，尤其是钱塘地域，又尽占天时、地利与人和之优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地域环境中，以张志聪为核心人物的“钱塘医派”顺时而形成，乘机而发展。最终成为中国医学史上集讲学、医疗与经典医著研究于一体，并取得令人瞩目成就，最终成为在我国医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医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