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明末清初，清王朝尚在向所谓康乾盛世艰难攀升之际，“万马齐喑”的政治乌云已笼照在大江南北了。这期间，有三个著名人物的悲惨遭遇（其中有两人精通医学），由于地域时间相邻相近的原因，不能不对“钱塘医派”的行为取向产生重大影响。一为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民族矛盾尖锐之际的抗清志士。吕氏32岁始与名医高鼓峰相识，后尽得其传，提囊行医，远近病家争相求之。著有《东庄医案》《赵氏医贯评》等医著。53岁时，为拒举荐，吕氏袭僧伽服、喷血满地，曰“如是庶可以舍我”，55岁卒。但吕氏死后仍难逃清廷迫害，雍正时竟因曾静文字狱案遭剖棺戮尸，举家连诛，所著书也被禁毁。二为陆圻，其是钱塘人，早年负诗名，在文学上造诣极高，为“西泠十子”之一，与“钱塘医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张遂辰相从甚密。陆氏精医，著作颇丰，撰有《本草丹台录》《灵台墨守》《伤寒捷书》《医林口谱》《医林新论》等近10部。1663年，因受庄廷陇《明史》案株连，几濒于死。三为戴梓。戴氏也是钱塘人，为清初有名的诗人学者，同时也是著名的火器制造专家。他发明的“连珠火器”与“冲天炮”，在清军出征准噶尔丹的叛乱中屡建奇功。由此，戴氏颇受康熙器重，先是走进清廷的南书房，成为康熙的“高级参谋”。继后成为翰林院“教授”，后又改值养心殿，成了康熙的“机要秘书”。戴氏正值春风得意之际，不料遭到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嫉妒与诬陷，指控戴氏私通外国，康熙竟予轻信。按律当斩，因念其功绩，流放沈阳，30年后被赦免，戴氏此时已风烛残年，无力还乡。一代江南奇才，最终客死北疆。
上述三大冤案，对杭嘉湖地区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打击是十分重大的。一时之间“莫问国是”成为默契，凡读书人，皆噤若寒蝉。于是学术界人士不得不钻进故纸堆，埋头书本，不问政治，借此抒发思念前朝之幽情，或以此打发日子。中国传统学术向来只重视义理、辞章与考据三门，其时程朱理学尚占有统治地位，加之清廷的思想禁锢和对尊经崇古的大力倡导，康乾雍三代，文人学者久而久之便勤于音韵，精于训诂，长于校勘，沉溺于皓首穷经与古典文献的整理之中了。于是求古、博古、尊古，乃至泥古，一时蔚然成风，并最终促成了著名的乾嘉考据学派，其对医学研究的影响，则大大地带动了尊经崇古之风气。“钱塘医派”在经典医籍整理研究中坚持“尊经维旧”，无疑是和这样的学术研究氛围大有关系。但他们尊古却不泥古，在研究的形式与内容上都有创新，这正是其难能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