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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浙江，各类科技人才层出不穷，农业水利学、数学、机器制造等则走在全国前列。明代浙江杰出自然科学专家学者达36人，居全国之首；清代有53人，为全国第二。科技文化的发达必然带动医学技术的发展，促进医学队伍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明清时期浙江许多医家医文并茂、多才多艺，如“钱塘医派”代表人物卢复、张遂辰、仲学辂等都是文史方面的行家。许多文化艺术杰出人物又精于医道，如“西泠十子”之一的诗人陆圻就是杏林高手。这种现象有利于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吸纳，为“钱塘医派”的形成和壮大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与浓厚的文化氛围。浙江在当时属于面积最小的省份，但明清两季考取进士的人数，却在全国均居首位。科举制度使大批知识分子聚集在不易通过的羊肠小道上，无意之中把一批名落孙山者推入了医学领域，客观上却提高了医学队伍的文化素质。据雍正年间《浙江通志》记载，清初浙江共有社学399所、县学75所、府学11所，其盛况可傲视全国。尤其是书院，全省有120所之多，遍及乡野。最著名者则为杭州的敷文书院、紫阳书院和诂经精舍。其中敷文书院的前身是明代的万松书院，设在杭州凤凰山万松岭，为1498年浙江右参政周本在报恩寺内创建，先后曾有王阳明、齐召南等名师前来讲学。上述三个书院是清初杭州传播学术文化的重要基地，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宋元时期的讲学传统，大兴学术争论之风，培育了大批人才，其中不乏后来成为医学家者。“钱塘医派”创办的“侣山堂”即在杭城的吴山山脚，与凤凰山仅里半之距，可谓“鸡犬之声相闻”。这样的地域环境和人文氛围，对于“钱塘医派”讲授岐黄之道，培养医学人才，显然是十分有利的。
在清初，前明的不少遗老遗少为了“气节”，不甘为清廷效力，于是悬壶坐堂，致力于医术。他们大多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与文化素养，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又喜好著书立说，因而在医学经验的总结、理论的研究及医籍的考据整理方面，自然又比一般医家更得心应手，这种现象在江浙一带，尤为凸显。明末清初，钱塘区域聚集了一大批这样的医学人才。他们的加盟不仅提高了医学队伍的文化素质，而且促进了医学理论与方法的论争，促进了“钱塘医派”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