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鄙人或许不是最适合去笔墨希望的作者。因为就我而言，那个谚语里的杯子不但空了一半，还无疑含有某种污臭的致命液体。一些人秉持着“明日终究死，今朝吃喝欢”的哲学，另一些人的哲学倒更投合我的兴味——“明日终究死”。我之所以无视这些令人苦恼的癖好而选择来写这个主题，理由之一就在于：借用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话来说，在遭遇了“已然失落的未来” ^[1] 的时代，希望这一概念却被莫名其妙地忽视了。另一个回避此主题的原因，或起于这一事实：那些敢于谈及它的人，都无可幸免地衰微在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巨著《希望的原理》( The Principle of Hope )——我在第三章中会有所论述——的阴影之中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编年史中，布洛赫的著作虽不见得最令人钦赞，但却是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

据说，哲学家们多半已摒弃了希望。大眼一瞥图书馆的目录就能看出，他们将这一主题谦卑地让渡给了这般的书名：《半满：乐观主义、希望和信仰的四十个励志故事》( Half Full : Forty Inspiring Stories ofOptimism , Hope , and Faith ），《一点信仰、希望和欢乐》( A Little Faith , Hope and Hilarity ），《希望的年月：剑桥、南太平洋殖民政府和板球运动》( The Years of Hope : Cambridge ,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South Seas andCricket ），更不用说鲍勃·霍普（Bob Hope）那为数众多的传记了。这一主题似乎招引了地球上每一个感伤的道德主义者和为精神摇旗呐喊的人。如此一来，对于像我这样在板球和殖民政府方面都没有背景，却关切这一观念的政治、哲学和神学意蕴的人，倒也有了反思的空间。

此书出自我于2014年受邀在弗吉尼亚大学佩奇-巴伯讲座（Page-Barbour Lectures）发表的讲演。我谨向所有在夏洛茨维尔让我感到宾至如归的人们，尤其是珍妮·盖迪斯（Jenny Ged des），表示由衷的感谢。查德·威尔蒙（Chad Wellmon）极具效率地安排了我的讲学，躬亲表明自己是一位最投缘而尽责的东道主，我当向他致以特别的谢意。

特里·伊格尔顿

[1] Raymond Williams,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London,198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