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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我，玛丽莲，每天倚靠在客厅的沙发上，透过落地窗望着院子里的橡树和常青树。此时正值春意盎然，眼看着高大的白橡树上冒出嫩芽。今天一早，我瞅到一只猫头鹰，栖息在我们家和欧文办公室之间的云杉上。透过窗，我还可以瞥见我们的菜园子，儿子里德在那里种上了西红柿、四季豆、黄瓜和西葫芦。他叫我盼着这些蔬菜在夏天成熟的样子，到那时，我应该就已经“好多了”吧！
过去的几个月里，我的状态糟透了。自从被诊断出多发性骨髓瘤，我就开始了大量的药物治疗，而后又因中风住院。每周化疗完，我都会一连多日备受恶心和其他身体痛苦的折磨，具体的感受就不细说了。总之，多数时间我感到极度疲惫，就像脑子里塞满了棉花，又如同有一层挥之不去的雾纱阻隔在我与世界之间。
我有几位患有乳腺癌的朋友，她们与疾病抗争的滋味，直到最近我才能些许理解。作为乳腺癌患者，化疗、放疗、手术、参加支持团体皆是她们的日常。25年前，当我写《乳房的历史》（ A History of the Breast ）一书时，乳腺癌还被视为绝症。现在医生已经把它当作慢性病了，可以治疗，能被控制。我几乎有些羡慕乳腺癌患者，能够在进入缓解期后停止化疗，而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则通常要忍受终生治疗，尽管不必像我现在每周一次这么频繁。我反反复复地问自己：“这值得吗？”
我87岁了，在这个年龄死去，算得上是寿终正寝了。当我读到《旧金山纪事报》（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和《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的讣告栏时，鲜少有人能活过90岁高龄。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9岁。即使在长寿之国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也只有87.32岁。我已经和欧文一起度过了心满意足的漫长岁月，如此高寿，过往都十分健康，那如今我为何还要这般痛苦而绝望地活着呢？
简单的答案是：死亡之路无坦途。如果拒绝治疗，我将会很快死于多发性骨髓瘤，但会很痛苦。在加州，在医生的帮助下无痛苦地死亡是合法的，当我接近终点时，我可以要求医生帮助我结束生命。
然而对于为什么还要活下去这个问题，另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答案。在这些痛苦煎熬的日子里，我愈加体悟到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紧密相连——不只是与丈夫和孩子们，还有许多为我雪中送炭的朋友们。这些朋友不断地鼓励我，给我送来美食、鲜花和绿植。有个大学时期的老朋友寄给我一件非常柔软舒适的浴衣，另一位朋友为我亲手织了一件羊毛披肩。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除了家人，我能拥有这些朋友是多么幸运。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活着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人。道理显而易见，但时至今日我才充分地理解。
由于我与斯坦福大学女性研究学院的关联（1976年到1987年间，我曾负责学院的管理），我建立了一个女性学者和支持者的圈子，并与其中的很多人结下深厚的友谊。从2005年到2019年的15年间，我在帕洛阿尔托家中和旧金山的公寓里举办了面向旧金山湾区女性作家的文学沙龙，这大大拓展了我的朋友圈子。而作为一名曾经的法语教授，我会抓住一切机会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驻留。是的，我能有这些机会去广交良友是令人羡慕的。想到我遍布世界的朋友们，他们在法国、希腊、瑞士等国家，以及剑桥、纽约、达拉斯、夏威夷、加州等地，他们都那么在意我的生死，这令我深感慰藉。
对我们而言幸运的是，四个孩子——伊芙、里德、维克多和本恩——都住在加州，其中三个就在旧金山湾区，另一个在圣迭戈。在过去这几个月里，他们都来照顾我们的日常生活，住在这儿陪我们，帮我们做饭，给我们鼓劲。伊芙是医生，她为我带来了医用软糖，在饭前服用半粒可以帮我缓解恶心、改善胃口。这些糖好像比其他那些药都管用，而且没什么明显的副作用。
丽诺尔（Lenore）是我们的孙女，她从日本来，今年在硅谷的一家生物科技初创公司工作，和我们住在一起。最初是我帮助她适应美国的生活，现在则变成她来照顾我了。她帮我们解决电脑和电视机方面的麻烦，还为我们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日本料理。几个月后，她要去西北大学读研究生了，到时候我们会非常想念她的。
然而在所有人当中，欧文是我的支柱，他是最深情的守护者——不厌其烦、善解人意、尽心尽力地为我减轻痛苦。我已经五个月没有开过车了；除了孩子在家的时候，欧文包揽了购物和做饭的活；他驾车带我去看医生，在我化疗注射的几个小时里一直守着我；他会安排每天晚上的电视节目，即使不是他最喜欢的，他也会一直陪着我看。写这些绝不是为了赞美他或者吹捧他，更不是让我的读者将他视为圣人。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没有半点言过其实。
我常常会拿自己的情况与其他病患相比，他们身边没有贴心的爱人或朋友陪伴，不得不独自经受治疗。前不久，我在斯坦福注射中心等待化疗时，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女士跟我说，她一辈子孑然一身，但作为基督徒，她在信仰中获得了精神力量。虽然去医院的时候无人陪伴，但她能感受到上帝始终与她同在。我自己并不信仰宗教，但我为她感到高兴。同样地，当我得知朋友们在为我祈祷时，我也非常感动。我的一位信仰巴哈伊教的朋友维达每天都在为我祷告。如果有上帝的话，她热切的祈祷一定被听到了。还有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朋友们也告诉我，他们在为我祷告。作家盖尔·希伊（Gail Sheehy）写道：“我会为你祈祷，我会想象你被上帝捧在手心。你那么娇小，刚好可以被捧住。”我不禁潸然泪下。
从文化背景上来说，欧文和我是犹太人，但我们不相信人在死后还会有意识。然而，希伯来圣经里的话仍然给予了我力量：“是的，虽然我穿过死亡阴影的幽谷，但我无所畏惧。”
这句话，连同其他长存于我记忆中的宗教和非宗教的文字，久久地萦绕在我脑海中：
“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最糟莫过于死，而死终将到来。”
还有出自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这首动人的小诗《屋里的慌乱》（“The Bustle in a House”）：
把心收拾起来/把爱放置一旁/再也无须这些/直至
永远——
我躺在沙发上沉思，这些熟悉的诗句在我此时的处境中呈现出新的意义。我当然无法像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所写的那样：“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我余下的生命力已经不足以让我去那样抗争了。更能触动我的，反倒是我和儿子里德在为2008年合作出版的《美国人的安息之地》（
The American Resting Place
）这本书拍摄墓碑时所看到的那些朴素的碑文。其中有一句话至今犹记：“身后活在人心，是为不死。”活在人心——或者像欧文经常说的，在所有我们认识的人和读者的生命中“荡起涟漪”；或者听从圣徒保罗的教导：“纵然我有能够移山的信仰，但若没有慈爱，我便毫无价值。”
保罗将慈爱置于首位，这一点值得细细品味。这是在提醒我们，爱超越其他所有美德。爱意味着对人善良，并对他人的痛苦心怀慈悲。[作为女权主义者，我总是会对《哥林多前书》里接下来的句子感到愕然：女性应该“在教堂里保持沉默，因为她们不被允许开口”“如果她们想学任何东西，让她们回家询问丈夫吧，因为女性在教堂里说话是可耻的”。读到这些时，想到牧师简·肖
（Jane Shaw）在斯坦福大学的教堂里许多精彩的布道，我不禁哑然失笑。]
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把保罗这句有关慈爱的话变成了一个巧妙的公式：
人的生命中有三样东西是重要的。第一是善良，第二是善良，第三还是善良。
纵然我因自己的处境饱受煎熬，也愿我仍能恪守这句格言。
～
我认识很多勇敢面对自己或者配偶死亡的女性。1954年2月，我从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回到华盛顿特区参加父亲的葬礼，悲痛中的母亲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要勇敢。”母亲是善良的典范，当她埋葬相伴27年的丈夫时，她对女儿们的关心是高于一切的。父亲是在佛罗里达州深海捕鱼时突发心脏病去世的，他才54岁。
几年后，我母亲再婚。她一生总共结了四次婚，埋葬了四任丈夫！她见到了她的孙辈，甚至一些曾孙辈。为了离我们更近些，她搬到了加州，在92岁半的高龄安详辞世。我总以为自己也能活到她那个年纪——但现在我知道，自己肯定活不过90岁了。
我的好朋友苏珊·贝尔（Susan Bell）活到将近90岁。苏珊一生中数次绝处逢生：1939年，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她和母亲一起逃往伦敦，而父亲没能幸免，死于泰雷津集中营（Terezin Concentration Camp）。虽然她和父母都受洗成为路德教徒，但纳粹以苏珊的四位犹太裔祖辈为由，威胁她的生命并杀害了她父亲。
在苏珊去世前几周，她送给我一份珍贵的礼物——19世纪英国银制茶壶。1990年，她和我合编《呈现生命》（ Revealing Lives ）一书，这是一本有关自传、他人传记和性别话题的文章合集。在共同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们曾用这个茶壶泡茶，帮助自己保持头脑清醒。作为斯坦福克莱曼研究所的客座学者，苏珊是开辟女性历史这个学术领域的先行者，她一直工作到生命的终点。2015年7月，她在游泳池中突然离世，享年89岁半。
不过，对于我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几个月，戴安·米德尔布鲁克（Diane Middlebrook）可能是我最好的榜样。戴安是斯坦福大学的英语教授、著名的传记作家，曾为诗人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和特德·休斯（Ted Hughes）书写传记。我们有着25年的深厚友谊，直到她2007年因癌症去世。在她去世前不久，我们去医院看望她，她总是温文尔雅，言语中满是对我们俩的关爱，告别时还亲吻了我们。我留意到她对进出病房的护士都礼貌有加。戴安过世时年仅68岁。
还有一个人的衰老与辞世对我影响至深：著名的法国学者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念书，勒内是我的论文导师。不过，直到他几十年后来到斯坦福大学，我们才成为亲密的同事和朋友。后来，我又和他的妻子玛莎（Martha）建立了友情，直到他于2015年去世。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我和他的联系愈加紧密。数次中风导致他已经无法言语。我们不能交谈，我便坐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凝视他的双眼。看上去他挺喜欢我带给他的自制杏酱。
最后一次见面时，他看见一只长腿野兔从窗外跑过，用法语脱口而出：“一只兔子！”尽管大脑损伤，阻断了他所有的语言功能，但这几个字不知怎么就冒了出来。在我自己因中风好几分钟说不出话时，我立即想到了勒内。无法把脑子里的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真是一种怪异的体验。
后来我很快恢复了语言功能，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对此我心怀感恩。记忆中，我从小就很喜欢表达。大约四五岁时，母亲带我去上朗诵课。在那里，我们向贝蒂小姐行屈膝礼，然后为台下的其他孩子和他们自豪的妈妈们背诵诗歌。自那时起，我一生都喜爱公开演讲和私人交谈。
然而现在，长时间的聊天会让我精疲力竭。有朋友来访时，我不得不把交谈控制在半小时之内，甚至稍长一些的电话都会让我疲惫不堪。
当我对此绝望时，就试图记起所有那些应该感恩的理由：我还能说话、阅读、回复邮件；我住在舒适而美好的家里，被爱我的人所环绕；今后还有一线希望可以减少化疗的剂量和频率，到那时我就能过上半正常的生活了，虽然我现在对此并不乐观。我在努力让自己接受作为一个病人的生活，或至少是作为一个“康复中的人”的生活——这是过去人们对于像我这样处境的人的礼貌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