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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接受研究生培训后，我们都开始了学术生涯，我在那里完成了精神病学住院医培训，而玛丽莲则获得了比较（法国和德国）文学的博士学位。我们一直是彼此的第一个读者和编辑。在我写我的第一本书，一本关于团体治疗的教科书之后，我获得了意大利贝拉吉奥写作中心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写作研究员奖，资助我撰写我的下一本书《爱情刽子手》（ Love's Executioner ）。
我们到达那里后不久，玛丽莲就跟我说她对撰写女性对法国大革命的回忆越来越感兴趣，我赞同，她拥有了足够的好材料来写一本书了。所有洛克菲勒的学者都得到一套公寓和一间单独的写作室，我劝她去问问主任是否也有适合她的写作室。主任回复说，为学者的配偶提供写作室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而且，主楼中的所有工作室都已经分配好了。
不过，经过几分钟的思忖后，他给了玛丽莲一间未在使用中的树屋工作室。工作室在一个邻近的森林中，只需步行五分钟的路程。
玛丽莲对此感到高兴，她兴致勃勃地开始写她的第一本书《被迫见证：法国大革命的女性回忆录》（ Compelled to Witness: Women's Memoi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她从未如此快乐。从那时起，我们便成了同伴作家，在她的余生中，尽管有四个孩子需要照顾，有全职教学和行政职位需要兼顾，但我写一本书，她也会跟着写一本。
2019年，玛丽莲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骨髓瘤，一种浆细胞癌（在骨髓中发现会产生抗体的白细胞）。她所用的化疗药瑞复美（Revlimid）引发了中风，以至于要去急诊室就诊并在医院住了四天。她回家两周后，我们在离家只有一个街区的公园里散步，玛丽莲宣布：“我心里有一本书，我们应该一起写。我想记录我们面前的艰难日子。也许我们的试验对别的其中一人面临致命疾病的夫妇会有些用处。”
玛丽莲经常为她或我应该写的书提主题，我回答说：“亲爱的，这是一个好主意，你应该投入其中。联合项目的想法很诱人，但如你所知，我已经开始写一本故事书了。”
“哦，不，不——你不要写那本书。你和我一起写这本！你会写你的章节，我会写我的章节，它们交替着来。这将是我们的书，一本跟任何别的书都不像的书，因为它需要两个头脑而不是一个，是一对结婚六十五年的夫妇的反思！一对走在通往最终的死亡道路上，非常幸运地彼此拥有的夫妇。你会带着你的三轮助行器走路，而我会用最多可以行走十五或二十分钟的腿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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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出版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一书中，欧文写道：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多少遗憾，那么面对死亡会更容易些。回顾我们共同的漫长生活，我们很少后悔。然而这并不能让我们更容易忍受我们现在每天所经历的身体上的煎熬，也无法抚平将要离开彼此的痛苦。我们如何与绝望做斗争？我们如何有意义地生活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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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正处于大多数同时代人都已经过世的年龄。我们现在每天都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有限的，极其宝贵。我们写作是为了理解我们的存在，即使它把我们扫进了身体衰退和死亡的最黑暗区域。这本书的首要意义是帮助我们度过生命的尽头。
虽然这本书显然是我们个人经验的产物，但我们也把它视为广泛的有关临终关注的对话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从家人和朋友处找到情感支持，并尽量没有痛苦地死去。然而即使我们拥有着医疗和社会优势，我们也无法免受即将到来的死亡带来的痛苦和恐惧。像每个人一样，我们希望保持我们剩余生命的质量，即使我们容忍有时会使我们生病的医疗程序。为了活下去，我们愿意承受多少？我们怎样才能尽可能无痛地度过我们余下的生命？我们怎样才能优雅地把这个世界留给下一代呢？
我们都知道，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玛丽莲会死于她的疾病。我们将一起写这本关于未来的日记，并希望我们的经验和观察不仅能为我们，也能为读者提供意义和宽慰。
欧文·D.亚隆
玛丽莲·亚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