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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人类历史的特征，就是接连不断的技术革新，特别是二战以后，这一特征尤为显著。技术革新为世界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原动力，其结果是，近代文明的恩泽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加速了全球文明进程。
虽然世界上尚未充分享受到这种恩泽的地区还不在少数，但城市的发展，交通、通信的发达，各种疾病的攻克，平均寿命的延长，以及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等，近代文明的硕果使人类的生活发生了质的改变，这是50年前，即二战之前，无法比拟的。
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除技术革新之外，还有不断进化的世界性自由贸易体制。“经济活动应该不受束缚，应该超越国界自由开展”，随着这一自由贸易体制原理的确立，人类的可能性被大大地激发出来了。
特别是，世界各国协调合作，下调关税，努力消除贸易障碍，使得旨在促进各国间贸易的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大获成效。1993年年末，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上，历经艰辛谈判后，达成全面协议，确定了GATT新的体系框架，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又迈进了一大步。该体制作为世界经济最基本的体系，今后必将进一步推进，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二战后的日本，是从自由贸易体系发展中获益最大的国家之一。
二战后，从焦土上崛起的日本，经济实现了奇迹般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平均国民所得也已达到世界高水准。日本的城市功能正在逐步完善。国内消除了饥馑，大部分人不再为住房、穿衣发愁。不仅如此，日本人家中配置了各种电器产品，到世界各地旅游的人也在急速增加。日本变得富足了。
关于“日本经济奇迹”的原因，至今已有各种研究。我认为，日本国民兢兢业业、踏实努力是其内因，再就是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发展这一外因，正是这二者的作用，才使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
但是今天，日本却频繁受到来自欧美诸国的指责。特别是美国，对美贸易顺差的累积招致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的对日姿态越来越强硬。
的确，日本对美国贸易常年呈巨额顺差，但这并不是日方采取不正当行为的结果。日本企业为了开拓过去没有业绩的海外市场持续投资，为了满足客户对产品品质的要求不懈努力，作为结果，赢得了市场。日本不过是基于自由主义、遵循自由市场的运行原理采取行动而已。
我们丝毫没有破坏贸易规则的意图，并且，在对美贸易上，随着日本产业实力的提升，从纺织到钢铁、汽车、机床等主要产业领域，我们已相继实行了自我限制。日本一边沿用自由贸易的原理，一边最大限度地顾及美国的利益，但即便如此，“日本违反规则”“日本怪异论”等指责依然不绝于耳。
按理说，日本在二战后已经成为重视和平的民主主义国家，并希望通过经济发展为世界做出贡献，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尽管如此，“日本企图支配世界”这类令人不安的言论不胫而走。
外国对日本的非议，是因为不知道日本在想什么。记忆犹新的是1990年的海湾战争，当时，日本被迫负担了130亿美元（国民人均达1万日元）的巨额战争费用，但国际社会连一声感谢也没有，完全漠视日本，这是我们屈辱的经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
日本拥有世界上高水准的工业生产能力，其技术实力、研发能力乃至日本市场本身，在世界上已经是举足轻重的。因此，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在言行举止上，要与它强大的经济实力相匹配。日本之所以受到责难，正是因为自己在行动上存在问题。
问题之一是，日本企业借助其生产能力打入海外市场，向国外大量倾销产品，导致出口过度，结果是巨额的贸易顺差越积越多，进出口失去平衡，成为国际上抨击的对象。出口增加，是因为日本产品质量好，外国人争相购买，为何反受抨击？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实际上，日本企业争先恐后，如倾泻的暴雨般倾销产品，为扩大在国外市场的占有率东奔西跑。也就是说，日本企业在国内不知餍足的占有率之争，现在又到全球市场的舞台上去演了。
二战后至今，日本是这样对国际社会做出解释并寻求理解的：日本是战败国，是资源匮乏的小国，只有保护国内产业，积极开展加工贸易，才能生存下去。日本在战后被允许的条件下，不得不拼命谋求自己的利益。
当日本实际上还只是一个小国的时候，尚可在世界的一个角落，按照自己的文化，任意而为，独善其身。但是，到了今天，GNP（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经济规模已占世界将近15%，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今天的日本，必须对世界面临的问题负起相应的责任，必须考虑全球的课题，从而决定自己的行动。为此，就需要有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想一想，外国人说看不清日本的面孔，难道不是因为日本人自己也看不清在世界中的日本的面孔吗？外国指责日本国内市场是封闭性的市场，其实不只是市场封闭，连我们的心，对世界也是关闭的。这就是原因。
日本的这种封闭，我认为是有原因的。
日本民族是从稻作农业开始步入文明的，这极大地奠定了日本民族的基本性格。稻作农业的特征是，比起个人的努力，共同体整体的集团性决定更重要。
水田耕作，灌溉设备必不可少。为了确保充足的水量，将水引入耕地，同时，无论耕地地势高低，都能毫无遗漏地公平配水，就要建设相应的水渠，这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土木施工。此外，在水渠中，何时、哪一个水道要打开，哪一条水路的水控制到何种程度，向哪一块田里送水等，要维持好这样的分水系统，就需要有强约束力的规则。总之，这不是个人思考、个人努力就能办成的，必须依靠村落、区域内的全体人员协力建设并齐心遵守规则。
还有，种植水稻，在插秧和收割时期，必须在短时间内集中投入劳力。一旦误了农时，就会影响收成，因此需要全村出动，一鼓作气，共同把事情做完。古时候被称为“结”的共同劳动组织，在日本各地普遍存在，就源于此。如此说来，集体行动才是重要的，个人擅自的行为会给整体的成果，有时甚至会给集团本身的存续，造成致命的打击。
稻作农业受降水量、日照、气温等的影响，当年的气候左右年成的好坏。不过，日本的自然环境整体比较温和，受此恩惠，收获颇丰。与此相对，游牧社会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为了寻求自然的恩惠，游牧民族需要不断地迁徙，并放养牲畜。在这里，就需要少数头领引导集团，并由此决定集团的命运。
这种依赖个人能力的游牧民族的性格要素，日本人是没有的。日本人将全部精力投入无法移动的田地，在竭尽人事的基础上，听凭自然，而自然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都施加同样的威力。在自然面前，“个人基本上都应该是平等的”思想，对日本人来说，完全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在这样的社会里，与自然相协调，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不懈努力，人们就能获得丰硕的成果。邻居准备种植，自己也仿而效之。模仿精于农耕的好手，以相同的方式种植相同的作物，就能享受丰收的喜悦。个人的特殊才能并非必要。比起独创，模仿更容易安身立命。
结果，“共同体=村落”造就了稻作农业的基本体系。“村落”这个整体比个人更受重视，共同体的“和”备受尊崇，与同村人的协调优先于个人的自由。此外，村落的成员都共有这样的价值观，所以都必须是同质的。我行我素、任意妄为者，将被看作村落秩序的破坏者。
村落作为一个生活单位，人们只要遵守内部的秩序，就能正常地生存。比起构建重视外部合作的开放性体系，共同体内部的协调运作更为重要，这样，“内部取向”的意识就产生了。
人们脱离村落就无法生活。人和人之间，不是通过契约或现实的算计，而是依靠自己无法切断的、与生俱来的“缘分”联结在一起的。为了维持村落的秩序，通常不是依靠理性的说服，而是强调基于“地缘”“血缘”的情感纽带。
正因为如此，内部体系中出现矛盾时，比如水的分配矛盾等，不是通过理性的讨论来解决的，而往往会发展为激烈的感情纠纷。这种纠纷会拖延，理性解决不了。
共同体通过强制手段，保持内部的协调、和平及平等，一旦和村落逻辑不起作用的外部，即与其他共同体相碰时，其成员就会展现出极具斗争性、竞争性的一面，其行为有时甚至会滑向残忍。村落内部人员禁止使用的手段，却允许用来对付外部人员和其他共同体，这是一种双重标准。
伴随着稻作农业发展起来的共同体逻辑，一直延续到近代。在明治维新催动的日本近代化过程中，虽然引入了“自由”这一观念，但我们却没有同时接受“个人主义”。换句话说，在日本人看来，接受自由主义以及自由市场的概念，不是以个人为基础的，而是在“集团=村落”层面上的自由竞争。
伴随1868年的明治维新，日本正式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在“富国强兵”的改革口号下，拼命努力追赶欧美各国，结果却是在与欧美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失败。二战后的日本，抛弃庞大军备，全力发展经济，从废墟中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作为世界公民，有几个必须改变价值观或观察事物方式的转折点。我用日本近代史的“40年周期论”来表述。
在明治维新时期，多数日本人把过去日本传统的东西称为“封建的”而丢弃，把新奇的、西洋的东西称为“近代的”而全盘肯定并接受。当时的知识分子由衷地认为，日本没有历史，日本的历史从现在才开始。他们用极端的态度否定过去，迅猛扩展军备，创建教育制度，创设行政、财政制度，制定宪法，实行议会政治，建设铁路和通信网络，移植并培养近代产业，整个日本的发展突飞猛进、势不可挡。其结果是，日本率先在亚洲完成产业革命，并于约40年后的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成为列强之一。
然而，与此同时，各国对日本走军事大国的道路表达了深深的忧虑。按理说，日本在这个时点上，应该对富国强兵的政策踩下刹车。
但是此时，日本却吞并了韩国，沿着殖民帝国的道路径直挺进。对来自外国的掣肘，反认为有失公平而予以反驳；退出国际联盟；单方面废止缩减军备的《华盛顿条约》（即《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走上了孤立之路；接着，入侵中国，出兵东南亚，最终与美国开战。结果，数百万日本同胞丧命，全国主要城市被烧毁，生产力遭受毁灭性打击。更严重的是，作为欺负邻国的侵略者，日本成为众矢之的。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之后，在日俄战争40年后的1945年，日本迎来了无条件投降。
这次战败，成为一个被强制的转折点。至此，日本总算放弃了军备，把和平与经济发展作为“国是”，再度埋头苦干，不懈努力。结果经济持续发展，并且具备了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然而，这次世界各国又指责日本进行经济侵略。
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胜利，大约40年；然后到1945年二战战败，正好又是40年。第二个40年，因为没有改变努力的方向，不仅糟蹋了努力获取的成果，而且还背上了巨额的负债。
从1945年战败开始，到促使日元升值、要求日本经济体系进行根本性变革的1985年的《广场协议》为止，又过去了整整40年。这期间日本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同时又一次受到了各国的严厉批判。国民经济发展了，日元的价值受到高度认可 [2] ，但是国民的生活真的就因此变得富足了吗？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国内外人士都提出了日本诸多尚待改革的课题。此刻，如果日本不对二战后的“经济发展至上主义”进行反省，不踩下刹车，依然我行我素，抱着以往的思路一味冒进的话，很有可能重蹈战前的覆辙，再次祸国殃民。
带着这样的忧虑，又过去9年时光。其间，日本对外形象的转换，日本企业行动的改变，日本行政/财政体系的改革、政治的改革，对经济零增长模式的摸索等，诸多课题都被提了出来。作为世界公民，日本需要脱胎换骨的改变，这样的时期到来了。
明治维新的先驱者，虽然也有许多负面的行为，比如重穿复古之衣等，但为了让日本在世界上继续生存，他们从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着手，把以往的制度还原为白纸，创建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这代先驱者断然实行了明治初期的改革，但是他们的继承者，却不具备这种大胆改革的魄力，在应对环境的变化中失败，将国家导向了毁灭。
造就日本战后繁荣的第一代，就是我们的先辈，他们虽然求学于美国，但是由他们带头，实行了多项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今，我们也迎来了与50年前同样巨大的变革期。
身为战后改革的第二代，我们的任务已经明确，这就是对由先人构建的、由我们继承的、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日本现行的所有体系进行全方位的审视。这些体系或许是引导战后的日本走向繁荣的卓越的体系，其中也包括了官僚制度，这种制度在明治以来的120年间，为日本的近代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但是我认为，在对这些体系进行大胆改革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向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学习。我们需要一种觉悟，无论是与政治、行政、教育等相关的国家的各种制度，还是企业体系、经济运营方式，一切都要暂且归零，对照日本在当今国际环境中的新定位，重新研究探讨。
不仅是体系本身，为了变革体系，还必须改变我们所持的价值观。稻作农耕型“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就是只维护自己集团内部封闭性的秩序，只关心集团自身的利益，这种“村落”社会的逻辑，我们必须与之诀别。对于世界人民担心的、需要共同应对的问题，我们要积极地做出贡献，要以心态开放的国民的形象，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我有一种担忧：如果错过这个时期，那么数十年以后，我们国家有可能再次面临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