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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发源于西方，但西方的产业经济学与我国的产业经济学却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差异。西方的产业经济学实质是产业组织学，它以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侧重于对产业组织进行研究；而我国的产业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包括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组织、产业政策为主要对象的研究体系。
因此，西方的产业结构研究更多的是对市场结构的研究。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第一次把产业内部的结构定义为产业组织，他定义的“产业组织”包容了企业内、产业内和产业间三要素的多层次的组织形态。在市场结构的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果的是哈佛学派，代表学者是梅森（E.Mason，1938）和贝恩（J.Bain，1959），其建立了SCP理论范式，即结构（structure）—行为（conduct）—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哈佛学派也因此被称为结构主义学派。这一范式强调要获得好的市场绩效，需改善市场结构，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芝加哥学派却认为这三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新奥地利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又先后围绕这一主题提出了不同观点，而其后对市场结构的关注也逐渐转变为对市场行为的研究。
西方学者最初对产业结构展开研究多是与经济增长问题有关。如分析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钱纳里（H.Chenery，1986）把经济增长看作是国民经济结构出现的一组变化；还有从经济总量变化的角度分析产业结构演进，代表学者有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1985）；还有从产业部门变动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关系，如罗斯托（W.W.Rostow，1960），其将结构变动作为经济起飞阶段的重要标志。
总的来看，西方学者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因素与演进路径关注比较多：
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因素。西方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在演进过程中有可能是由生产要素推动的，他们所指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推动主要是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部分学者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由最终需求推动的，比如恩格尔定律；技术也被认为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因素之一，罗斯托（W.W.Rostow，1960）的主导产业理论强调的就是技术的作用；还有学者强调制度对于产业结构演进的作用，如著名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2004）认为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先于经济发展并决定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迁。钱纳里和塞尔奎因（H.Chenery & M.Syrquin，1975）认为居民收入、人口规模、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政策导向、国际资本和贸易环境等七大因素都影响着产业结构的演进；近代学者在这些经济大家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又进行了补充与调整，如蒂克米罗娃（Tikhomirova，1997）构建了产业结构演变分析框架，框架中包含的分析指标主要有工资水平、人均GDP、出口增速、出口比重、研发强度等五大指标；日本经济学家吉川和宫川（Yoshikawa & Miyagawa，2009）认为产业间增长率的差异是产业结构变动的直观原因。
产业结构的演进路径。西方的产业结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领域，因此关于产业结构演进路径的探讨多是指产业间的。总的来说，他们认为产业结构总是由低级向高级演进，逐渐向合理化与高级化演进。“配第—克拉克定理”以劳动力结构为视角，提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劳动力遵循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演进路径；以赤松要为代表的日本经济学家从进出口角度探讨产业结构的演进路径，他们认为这种路径是由进口到国内生产再到出口。
从整体来看，西方国家在对产业结构研究时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多从宏观层面切入，以一个国家内的产业之间的关系与变动为研究对象，至于具体的产业内的结构、企业间的关系则涉及得比较少；二是西方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样本主要是选择的欧美等发达国家，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少，因此，其研究结论缺乏广泛适用性。正是因为本身存在的这样一些特点，导致西方的产业结构研究最终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分支，而是并入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
虽然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但并不影响其对于世界经济及产业发展研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从我国目前的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来看，无论是分析框架还是研究方法，都深深地镌刻着西方经济学研究的烙印。我国学者对于中国产业结构的探讨更是以西方学者研究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延伸和拓展。
国内的产业结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最初其实是对“经济结构”的探讨，且多是对西方国家和日本产业结构的研究，尚未切实贴合中国的实际对中国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还有产业结构做出探讨。直到80年代末，针对中国自身发展实际的产业结构研究才渐渐形成规模，广大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出版专门论述产业结构的专著达到70本以上，各类相关文献突破4万篇。
结合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大领域：产业结构理论研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研究、产业结构的关联研究和区域产业结构研究。
对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是与产业结构研究同时起步的。以杨治（1982）的《筱原三代平的产业结构理论》为开端，广大学者积极介绍引进西方产业结构研究的相关理论。沈国华（1987）重点探讨了国际投资中的产业结构理论，不过这时的探讨还是从“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出发的。叶树生（1989）从社会学角度透视产业结构功能论。20世纪90年代，关于产业结构理论的论著大量出现，如《产业结构分析的理论基础》（薛敬孝，1989）、《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概论》（李京文、郑友敬，1989）、《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化》（张蕴岭，1990）等。经过众多学者承前启后的努力，我国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逐渐成熟，渐成体系，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形成理论、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理论、产业结构影响因素理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和主导产业选择理论。
王韬、蔡希贤（1991）将产业结构理论归为3大类：描述型产业结构论、推进型产业结构论和规划型产业结构论。描述型产业结构理论重在探寻和描述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以欧美学者为代表，如霍夫曼定理、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兹涅茨的研究成果。推进型产业结构论主要是对描述型理论的修正和补充，主要有筱原三代平的“动态比较成本说”，赤松要的“雁行理论”，还有倾斜式发展理论、战略产业选择原则等。规划型产业结构理论体系尚未完全形成，代表性理论有以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投入产出模型，主要观点是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发展的基本模式应当是平衡—倾斜—再平衡。我国学者在这些经典理论的指导下得出了一些比较深刻的研究结论，并结合我国产业发展实际，拓展研究出了新的研究范式。
关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研究多是从宏观产业视角出发，研究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与影响，具体内容包括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动力机制、影响因素、路径选择、目标和评价等。郭克莎、王岳平等人（1996）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奠定了该研究主题的基础，他们首先界定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涵，其次强调产业结构升级是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变化，通过技术水平与生产力的提高来反映。姜泽华、白艳（2006）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有社会需求、科技进步、制度安排和资源禀赋。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研究角度和主题出发，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提炼，总的来看，需求、供给、市场、政府和资源禀赋5大因素出现频率比较高。另外，不同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构建了衡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测度的指标体系。如宋锦剑（2000）认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测度可以通过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指标、霍夫曼比例指标、重化工程度指标、工业加工度程度指标等九大指标体系来实现。龚仰军（2000）则认为人均收入水平指标更合适。
杨治（1985）系统论述了中国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郭克莎（1990）指出，产业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瓶颈制约或结构偏差制约、结构转变或结构升级的制约。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关联的研究还包括国际贸易、金融、就业、城市建设、环境等。
关于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研究文献也比较丰富，如区域的聚集发展问题、产业的区域转移问题和区域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等，随着区域发展的差异化、层次分化，这一研究主题的重要性也日趋加大。
除了以上四大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外，关于产业结构效应的研究的文献数量虽然不多，但研究也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
一是研究视角多是将产业结构的效应作为结果，探讨其他因素对于产业结构效应的影响。如石薇（2007）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产业结构效应；司海平等（2017）对地方债务发行与产业结构效应问题进行了研究等。二是对经济增长或者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效应进行关联性的研究逐渐引起重视，如黄凯南（2015）认为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系数是资本增长的2倍多；田新民（2012）从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结果的角度，构建了产业结构测量模型，对北京市的产业结构进行评价等。郭克莎（1995）、胡晓鹏（2004）、张秀云（2010）等也先后对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效应的关系做过探讨。三是在现有研究中，产业结构效应的概念与内涵还处于比较模糊的状态。如侯丽薇（2005）强调产业结构机理分析即是结构效应分析，而结构效应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状态及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俞晓晶（2013）认为产业结构效应应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由于外生因素变化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二是产业结构变动内生的、自发的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四是部分学者尝试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产业结构效应进行测度。田新民等（2012）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两个方面建立模型度量产业结构效应；曾克强等（2017）也是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测度，产业结构高级化主要强调产业调整方向和升级路径，合理化则是测度生产要素分配的合理化程度。五是关于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的探讨呈上升趋势，如李荣林等（2010）发现我国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结构的关联性较强；袁欣（2010）进一步提出中国的对外贸易没有有效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虽然对于两者的确切关系没有定论，但却彰显了对产业结构开放性的重视。
总体来看，我国学者对于产业结构的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在产业分析方法上，越来越倾向于运用统计和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产业结构研究兴起时重在西方相关研究的引介和基础性概念的界定，因此多是描述、总结性的定性分析，随着研究思路的成熟和研究手段的丰富，近十年以来定量研究成果明显丰富，来自政府或高校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加入，更加注重研究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在方法上倾向于实证分析，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越来越强。
（2）在产业研究视角上，由单纯聚焦于某一产业到全面关注宏观产业布局，由关注产业到关注企业，领域由窄渐宽。产业结构研究兴起的头十年，主要是聚焦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随后逐渐开始出现对工业和服务业产业结构的探讨，随着产业政策的放开，产业进一步细化，对于产业内部企业间的关系、企业的组织等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如对金融产业、煤矿产业、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研究越来越热。但从目前来看，对于微观层面的分析还是不够的，比如具体到某个产业内部，企业或者公司的关系、特点及运行都涉及得较少，对市、县一级区域产业结构的分析也不够。
（3）在产业结构研究内容上，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该主题的论文虽然数量很大，但重复性研究、相似性研究颇多，真正有开拓性、创新性的作品很少，尤其是在产业结构理论指导下的产业发展实证性研究、产业结构效应研究也是很有价值的研究主题。
刘传红在分析广告产业研究的意义时曾经提到，对于“广告产业”的研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成果都不太多。在国内是刚起步，而在国外由于广告产业的发展步伐远远超前于发展中国家，其早已实现了产业的优化升级，所以从非产业视角对广告活动展开研究在西方学者看来更有实用性。的确，在对以“advertising industry structure”为关键词进行国外文献的搜索中，发现关乎这一主题的文献很少。主要有两篇文献值得关注：一篇是Andrew（2011）在人力资本的视角下，对全球广告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所做的一个研究，其对“广告产业”的界定仅仅限于广告代理公司，其对全球广告产业结构的演进主要是从市场结构、股份制结构、人力资本结构三个方面来探讨，重点是强调人力资本对于广告产业结构的演进有显著的影响；另一篇是Nobuko Kawashima（2009）对日本广告产业结构的展望，将广告产业分为广告代理机构和广告公司两大类，认为随着产业国际化趋势的到来，在国内广告活动主要是和国内的广告代理机构合作，在国外则主要是依赖全球性的代理公司，这种分极化会越来越明显。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对于“广告产业”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一些基本概念和核心问题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可是对“广告产业结构”展开研究的学者并不多。
倪宁、廖秉宜、尹铁钢、卢山冰和马二伟五位是非常明确地以“广告产业结构”作为主题做过探索性研究的学者。倪宁（2014）通过剖析新媒体背景下我国广告产业在媒体结构、广告公司、广告主结构三个维度发生的变化，提炼出技术、资本、政策和消费环境是影响广告产业结构变革的主导因素，并据此预测广告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廖秉宜（2011）认为中国广告产业目前仍呈现出介于原子型和低集中度寡占型之间的广告市场结构，他从5个方面阐述了我国广告市场的结构失衡现象：专业广告公司与媒体、企业的失衡结构；本土广告公司与跨国广告公司的失衡结构；广告公司客户代理与媒介代理的失衡结构；广告公司营销传播代理业务的失衡结构；区域广告产业发展的失衡结构。并进一步分析了其成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尹铁钢（2013）利用产业经济学中的SCP（结构—行为—绩效）框架对中国广告产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结构失衡是中国广告产业的核心问题，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广告公司与广告媒体、广告主之间的力量对比失衡，本土广告公司与外资广告公司之间的实力对比失衡，广告公司收入结构失衡以及广告行业的制度供给与广告产业发展要求失衡等；卢山冰（2005）在对中国广告产业发展进行的研究中，其实主要是围绕着产业结构在展开，比如提到广告市场区域发展的高度差异化，对广告的行业结构、媒体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都引用了大量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但是其在文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广告产业结构”这一概念，而只是将其作为广告产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马二伟（2016）主要是就大数据时代中国广告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展开研究。
其他关于广告产业结构的研究只是零星地散见于其他研究主题的文章中。如丁俊杰（2008）在反思中国广告业发展的七大困惑中提到中国广告业存在着的结构性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广告业门槛较低；经营格局混乱；跨国公司的冲击。张金海在关于广告产业的系列研究中多次提到中国广告产业两大核心问题是“低集中度和泛专业化”，中国广告市场是原子型的市场结构；刘传红（2013）提出的“区域寡头主导，大中小共生”的广告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实质上也是对我国广告产业市场结构的一种预判；赵晨艳（2015）从产业经济学视角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基于SCP分析框架，确定中国广告产业的市场结构为竞争型市场，并进一步分析了我国广告产业的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韩淑芳（2016）直接针对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做了探讨，其指出，“专业化—核心竞争力—集群化—规模化的产业结构优化路径有助于改善当前小、杂、散的产业格局”
。在现有文献中还没有发现涉及广告产业结构效应的相关研究。
研究的过于零散决定了当前关于广告产业结构的研究缺乏深度和系统性，更难以构建指导广告产业结构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是，目前的研究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1）立足于广告产业与产业结构发展与调整问题的宏观研究已初具轮廓。这类研究多是结合社会经济发展与转型、消费环境变化、媒体环境变迁等社会背景因素的变迁，对广告产业的发展进行“粗描”。
（2）对于广告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研究已引起关注。倪宁（2014）认为引起我国广告产业结构变革的主导力量有技术、资本、政策和消费环境四大因素。尹铁钢（2013）认为社会的商品供求、营销环境、消费水平、制度会对广告产业的市场结构产生影响。学者们都意识到了广告产业结构的改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目前并未做出深入的研究，更无法达成意见上的一致。
（3）针对广告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及调整策略的专项研究已达成了一些共识。这类研究多是从广告公司的角度对产业结构进行探讨，在广告产业存在“低集中度与泛专业化”“本土广告公司数量多、规模小、效益差、专业水平低”等结构性问题方面达成共识，并认同“本土广告业集团化”“集约与整合”“资本运作”等解决方案。如廖秉宜（2010）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SCP框架，对广告代理市场低集中度的市场结构、过度竞争的市场行为和低效率的市场绩效进行分析，并提出了通过差异化竞争提升广告公司核心竞争力、适度提高进入壁垒以促进媒介资源和客户资源向品牌广告公司集中、鼓励大型媒介集团和企业集团资本进入广告产业以实现规模经济、大力发展广告产业集群等广告产业创新建议。
参照以上我国产业结构研究的情况，不难看出，广告产业结构研究是其比较薄弱的环节。具体体现在：① 研究内容的零散与滞后性，对于广告产业结构演进的机制、动因、效应和评价等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框架，同时，对于数字技术背景下的广告产业结构的变化认识不足；② 研究方法和理论欠缺。目前的研究除了在少数文章中用到SCP理论指导下的定量研究方法，大多数是以定性评价为主，方法单一简单，因而研究结论深度不够，缺乏说服力，同时，目前来看对于广告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是借鉴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相关理论，并且这种移植和结合比较随意，暴露出广告产业结构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无法有机融合的缺陷；③ 研究的表层性。当前的研究主要是一些概念的辨析、现状的描述和简单的对比分析，具有规律性的结论比较少，对现实的指导性意义显然不强；④ 对于区域广告产业结构的研究不够重视，仅有少数人做过区域性广告产业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王红缨和李新立分别就新疆和深圳的广告产业结构做过研究。
总的来说，我国的广告产业结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探讨的问题包括广告产业结构的分类标准、广告产业结构的演进机制与动因、广告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影响因素、广告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因素、广告产业结构效应的问题、广告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保障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