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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科技创新格局、产业格局、投资贸易格局、金融货币格局、能源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外部环境中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需求迫切，资源环境要素约束趋紧，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将逐渐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材料作为支撑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基础，必须牢牢把握新形势，抓住新机遇，破解新问题，明确新思路，实现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转变。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际大循环动能减弱，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我国经济社会系统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我国经济的规模优势、体系优势、市场优势更加凸显，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双循环”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同时推动开放升级，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从技术、制度、规则等方面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融合。这意味着我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进程，积极拓展国际技术、资本、人才等领域的合作空间，持续推动5G、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前沿新兴技术的交叉融合应用可以加速我国新材料自主创新步伐，提高新材料创新效率，推动新业态、新模式应用。
“双循环”强调深挖国内需求潜力，培育完整的国内需求体系，发挥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引领国际循环。这意味着我国将加速改造和提升传统制造业，加快推动新兴业态和新产业发展，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将拓展新材料产业发展空间，特别是新基建带来的5G、特高压、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的加大投资，将显著增加化工新材料、高品质特殊钢、特种金属功能材料等需求。
“双循环”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畅通国内大循环。这意味着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显著提升制造业中高端供给能力，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升级的适应性，营造有利于提高制造业供给质量的良好环境。高质量供给体系和环境将带动新材料性能优化和质量提高，推动新材料企业与下游的协同创新，增强我国新材料的竞争力，扩大我国新材料的应用规模。
“双循环”是在世界经济低迷、经济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等国际形势下提出来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全球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革，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增大，给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带来诸多挑战。
当前全球经济普遍缺乏增长动力，世界主要国家都将新材料作为发展实体经济、抢占新一轮科技和经济发展制高点的重要基础，不断加大对新材料的支持力度。发达国家通过大型跨国企业强化其在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资金实力等方面的绝对优势；新兴经济体加强技术创新，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将新材料作为塑造新竞争优势的突破口。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前堵后追”迫使我国必须加快关键战略核心技术攻关和新兴技术探索，创新压力和难度将不断加大。
受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等影响，我国电子化学品、半导体材料等高端新材料和高端光刻机、单晶炉等专用装备的供应将受到影响，我国保持先进制造业供应链安全和产业链稳定的难度将加大。
新冠疫情导致国际交流交往活动减少，国际大循环动能减弱，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深度调整，特别是产业链将加速重构，欧美发达国家将更加强调产业布局的安全性，增强重要物资的战略生产和储备能力，加速中高端制造业回流，我国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新材料技术和资本的难度将加大，我国新材料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将面临更多的审查和限制，优势新材料产能出口将面临较大压力。
尽管近年来我国新材料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在一批核心关键和共性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新材料整体创新能力还偏弱，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互结合的新材料创新体系。分研究阶段看，基础研究阶段，资源分散，缺乏集中力量围绕重大问题开展深入研究的机制，原创性研究成果不多；工程化阶段，缺乏对材料、工艺、装备等有机结合问题的系统性研究，有效的质量控制标准和体系还未建立；产业化应用阶段，有关批量化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研究较少，高端材料性能一致性和稳定性不能完全保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材料牌号和体系还没有形成。从研究主体角度看，高校以前沿性研究和理论研究为主，部分科研成果无法落地转化；企业自主创新周期长、风险高、投资大，创新积极性不高，多为生产跟踪仿制品。总之，我国关键核心新材料技术自给率偏低，专用装备、关键元器件、核心部件等受制于发达国家，国际竞争力不强。
“十三五”期间，为推动新材料上下游协同创新，我国在重点新材料领域开展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新材料生产应用示范平台等建设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来看，现阶段我国新材料研发、生产与应用结合还不够紧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发和生产相互脱节。我国新材料领域研发投入总体不断加大，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偏低，存在“研发强、生产弱”的现象。尽管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技术转移机构，但大多侧重于行政管理职能，人员少且专业性不足，和企业之间尚未建立有效的互补合作关系。据统计，我国财政资金支持的技术成果转移率不到10%，低于发达国家的40%～50%的水平。另一方面是生产和应用相互脱节。上游材料企业生产的产品性能无法满足下游应用需求，造成“有材不好用”；涉及国家安全和人身安全的下游应用领域，对材料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较高，新材料必须经过严格充分的服役验证才能应用推广，由于我国新材料迭代不够，缺乏可靠性数据，下游用户不敢轻易选用，造成“好材不敢用”。
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初步形成以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为代表的综合性新材料产业集群，以及依托资源发展起来的中西部特色新材料产业集群，其中综合性产业集群创新能力较强，配套设施较健全，下游应用市场广阔。尽管如此，与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科学城、英国剑桥科技园等世界级产业集群相比，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总体还处于发展阶段，存在“聚而不集、集而不群”问题。部分地区打着新材料产业园区的名号发展传统材料，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容易造成新一轮产能过剩。部分地区盲目上新材料项目，搞新材料园区建设，缺乏顶层设计和科学引导，造成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新材料产业集群中龙头企业特别是领军型企业数量少，中小企业专业化、精细化程度不够，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生态还没有形成，上下游企业间关联度不高。区域协作不充分，协同创新发展机制未完全建立，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尚未形成，集群效益不明显。
自“十二五”开始，我国不断加强新材料产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完善了新材料标准体系，建设了国家新材料测试评价平台，实施了“互联网+”新材料行动，有效支撑了新材料产业的稳步健康发展，但与快速增长的新材料产业需求相比，我国新材料产业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体系还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还未完全建立，工业基础软件和材料设计软件还没有普及，质量技术基础设施还有待完善，安全生产与管理体系还有待加强。新材料上下游协作配套能力不强，部分新材料的关键配套材料还未实现工业化生产；新材料检测、评价、计量等标准和体系有待完善，市场化服务能力弱；新材料领域高层次人才、专业技术人才、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不够，储备不足，引进渠道不畅，激励机制不灵活；政策有效性亟待加强，财政、科技、金融等政策对新材料重点领域、产品和技术的支持相对分散、不够聚焦；科技成果评价体系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统计体系推广力度有待加强。
抓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战略机遇，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联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等机构，集中人才、资金等资源，加快攻克新材料领域关键共性核心技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增强“双循环”能力。加快新材料专用装备和工艺的研发，提升材料基础制造工艺水平，保障关键原辅材料供应链安全，加快发展与新材料相关的工业母机、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提升新材料装备制造能力。提升科技创新基础能力，充分发挥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弥补基础科学研究短板，强化底层基础技术研发。开展新材料中试基地建设，加大中试环节支持力度，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推动新材料科研成果跨越“死亡之谷”。完善政产学研用体系，加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研发合作，打造新型研发机构或平台，推动科研成果市场化应用。深化国内外新材料科技交流与合作，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国际新材料领域技术、资本等合作空间，夯实新材料供应链基础，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实现开放创新。
加快国内大循环，坚持需求牵引，强化产用结合，推动新材料生产企业、应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围绕产业链短板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形成材料、工艺、装备同步研发与应用，增强产业链韧性，保证产业链安全性和完整性。有序推进国家新材料生产应用示范平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填补产用衔接空缺，推动新材料产业上下游协同创新，缩短开发应用周期，实现新材料与终端产品同步设计、系统验证。围绕国防安全和重大工程建设需求，组织新材料生产和应用企业，实施补短板工程，建立面向重大需求的新材料开发应用模式，形成上下游协作配套、共同实施重大项目的合作模式，解决关键材料“卡脖子”问题。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消费升级需求，着眼于新基建、航空航天、海工装备与船舶、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重点行业对材料的需求，搭建产用合作平台，加强共性关键技术攻关，优化新材料性能。围绕5G、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需求，鼓励材料上下游企业联合开展产业化应用技术攻关，选择重点领域适时开展应用示范，抢占新兴技术发展先机。
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挥我国市场规模和结构优势，吸引全球人才、资本、技术等资源集聚，形成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新材料产业空间布局，提升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国际竞争力，逐步培育世界级新材料产业集群。推动优势新材料企业强强联合、跨地区兼并重组、境外并购和投资合作，提高新材料产业集中度，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材料企业集团，支撑一批创新创业型中小企业发展，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产业生态完善的新材料产业集群。推动跨区域协作和融合发展，探索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打通区域内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政策链，形成集群内上下游各类企业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提升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质量。加强新材料产业集群品牌建设，制定产业集群品牌发展战略，探索产业集群品牌共建共享的路径，促进企业品牌与产业集群品牌互动发展，增强新材料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坚持中央引导和地方主导相结合，国家层面出台支持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的专项政策，优选若干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地区，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和主动性，推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试点工作。重点推动京津冀地区、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颇具规模的综合性新材料产业集群开展培育试点，形成在技术创新、产业规模和品牌价值方面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材料产业集群。
健全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材料产业体系，强化顶层设计，完善产业链配套，提升产业服务能力，实现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新材料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质量技术、安全生产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工业基础软件和材料设计软件，健全新材料产业质量基础支撑体系。完善新材料标准体系，加快新材料产品、测试、评价、质量标准的制修订，加快新材料团体标准发展，加大团体标准应用示范和采信力度。完善新材料统计体系，推进新材料产业统计分类目录和统计制度应用，开展新材料产业年度摸底调查。健全新材料产业服务平台体系，完善以生产应用示范平台、测试评价平台、产业资源共享平台、制造业创新中心为代表的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体系，推动以生产企业、下游用户、科研机构、投资机构、基金平台等多方力量参与的市场化建设运营的平台经济体发展。加强新材料知识产权保护，推进新材料领域专利导航、知识产权评议试点、知识产权风险评估与预警等工作。加强新材料人才培育与团队建设，鼓励企业和高校、职业院校等联合培养一批新材料领域产业工人、技术骨干和创新团队，加快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境外培训。完善金融配套，充分利用好中小企业资金、先进制造业资金等，广泛调动社会资金，支持新材料研发、成果转化、初期市场培育等环节。
曾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赛迪智库材料工业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新材料产业战略与政策、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等研究，参与了《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多个国家政策的制定工作，主持过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北京市、黑龙江省、江西省等有关新材料课题20多个，发表新材料领域论文2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