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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使中国的农药制剂工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1983年4月，国务院关于停止高毒农药六六六、DDT生产的决定，直接推动了中国农药及剂型结构的大调整，大调整带动了大发展。在1983年至2000年前后，中国的农药制剂工业高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绩，并为21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具体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剂型种类和制剂规格数量大幅提升，剂型结构得到重大调整 伴随着有机磷、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及各类超高效农药原药的投产，为适应改革开放后的新农村多种经营的需求，制剂加工工业紧抓机遇、加速发展，剂型种类和制剂规格数量获得大幅提升。到2000年，我国登记生产的农药剂型达到43种，比20世纪70年代翻了一番；登记的制剂规格达2800多种，比70年代增长了20多倍。一批新剂型制剂如悬浮剂、种衣剂、静电喷雾剂、静电喷粉剂、气雾剂、微囊剂等开始投产并获得农药登记。剂型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与70年代相比，乳油的产量和制剂数占比由12.15%上升到50%以上，可湿粉剂、粉剂等固体制剂占比由85%下降到25%左右。全国农药制剂加工能力达150万吨，年产量100万吨左右。农药制剂中的活性物含量平均达30%左右，比70年代提高了一倍多。在此期间，全国农药企业发展到2400多家，其中制剂企业2000多家。
（2）制剂工艺和装备水平显著提高 可湿粉剂工艺装备的技术改造普遍实现了“三级跳”，即由雷蒙机升级到超细粉碎机，进一步升级到气流粉碎机，并开始试用和推广沸腾床粉碎系统。与粉体加工系统配套的还有各种高效混合机（包括双螺杆型、犁刀型、无重力型等）、各种高效除尘设备、粉体输送设备等。全套产业化水平与国外同类型企业相当。伴随着国产助剂新品的投产和部分进口助剂的使用，乳油、悬浮剂的制剂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农药水剂普遍推广使用润湿剂等喷雾助剂，减少了农药流失，显著提高了药效。
（3）产品质量普遍提高，制剂标准与国际接轨 中国农药制剂长期存在的可湿粉悬浮率低下（平均仅35%～40%）、乳油的乳液稳定性和悬浮剂的物理稳定性等代表制剂总体水平的指标不过关，经过这一时期的攻关已得到普遍提升。可湿粉悬浮率提高到60%～80%，与国际水平相当，悬浮剂严重分层结块的现象大多得到解决。可湿粉剂、悬浮剂中的不少产品和41%草甘膦水剂已出口到国际市场。并针对主要农药剂型编写的《农药产品标准编写规范》也进行了编制或修订，标准制定和检测方法都普遍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标准和国际农药分析协作委员会（CIPAC）检测方法接轨。
（4）包装技改突飞猛进 液剂自动包装线和粉剂自动包装机的普及，一改数十年手工包装的落后局面。不少农药包装车间已配备空气净化系统和“三废”处理装置，劳动环境显著改善。产品包装面貌焕然一新。液剂玻璃瓶包装、粉剂大袋包装的历史一去不返。聚酯瓶、氟化瓶、各种塑料袋、铝箔袋和钙塑箱等新型包装材料所组成的多规格的农药产品包装新系统，适应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多种需求，促进了农药市场的繁荣。
中国农药制剂工业因家底一穷二白和十年动乱的破坏所导致的长期落后，使得在20世纪80年代的剂型结构调整中显得多少有些被动。当时面临农药原药生产的结构变化和市场的需求，除了扩大乳油生产外，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新剂型。正当我们的乳油年产量增长到50万～70万吨的时候，而经济发达国家正在大力开发和推广对环境安全的水基化等农药新剂型，以改变传统农药剂型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我国为生产乳油每年配入产品中的甲苯、二甲苯等有机溶剂高达35万吨，对土壤、水源、大气、食品、生产场所、仓储、运输等造成的污染和危害十分严重。而超高效除草剂等农药的普及，则对农药粉类剂型产生漂移所引起的药害和污染提出挑战。我国农药剂型亟待更新。
为了改变中国农药剂型发展的被动局面，国家从“六·五”到“十一·五”期间，加大了对农药及制剂加工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项目涵盖制剂新品研发、新剂型研究、制剂工程化、新助剂研发推广等。多年来，仅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十·五”前为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所获成果达300余项，有力地支持了当前的生产和长远的发展。
1992年初，化工部首次组建了“中国农药剂型考察团”，对日本、美国、英国和印度的21家跨国公司和相关高校、院所就农药新剂型研究、开发、工程化及生产现场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建立了交流和合作关系，历时近两个月，打开了中国农药新剂型研发对外广泛开展技术交流和合作的新局面。此后，多家跨国公司作为投资方的农药合资、独资企业相继建立，农药企业对外贸易迅速扩大，农药新剂型的国际科技交流和合作的渠道更为拓宽了。
为了增强对农药新剂型开展专业化研究的力量，1989年3月起，在化工部、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的直接领导下，历时3年，就农药剂型的更新问题开展了广泛的国内外调研。1992年6月，经中国政府与联合国联合批准、决定开展双边国际合作，在江苏省南通市组建联合国农药剂型开发中心。并分别于1994年10月建成了国际一流的农药新剂型实验研究中心，1997年建成了工程化示范工厂（含1000吨/年水乳剂、3000吨/年悬浮种衣剂和500吨/年农药新助剂N-2号），后来又于2005年5月建成了第二个工程化示范工厂（含年产1500吨/年悬浮剂、500吨/年微囊悬浮剂、500吨/年挤压法水分散粒剂生产线）。通过联合国项目，中方已累计派出200多人次到发达国家的相关企业和机构接受专业技术培训和深造，联合国方面也累计派遣了近200人次的国际专家来我国指导农药新剂型的研究开发，使我国水基化农药新剂型研发的技术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1994年经化工部批准，在安徽省化工研究院组建化工部农药剂型工程技术中心后（更名为安徽省国家农药剂型工程技术中心）。此外，中国农科院、沈阳化工研究院、上海市化工研究所、江苏省农药研究所、浙江化工研究院、湖南省化工研究院、广州市化工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院所、高校和许多农药企业都纷纷调整科研资源，加大了对农药新剂型研发的投入，建立了相应的研发机构，农药新剂型的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1990年以来，在环境友好的农药新剂型研究方面已获得了多项成果。其中在水乳剂、悬浮剂、悬乳剂、水分散粒剂、微囊悬浮剂、种衣剂和微乳剂方面尤为集中，并已开始实施成果转化。在种衣剂领域，中国农业大学、联合国南通农药剂型开发中心等分别在良种包衣配方的系统研究和配方材料与种衣剂性能构效关系研究、低温连续化超微粉碎种衣剂工程化技术开发及水稻种衣剂开发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成果转化和推广，为我国种衣剂行业的开创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科技先导作用。安徽省化工研究院在悬乳剂、微乳剂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其研发的乙草胺·莠去津悬乳剂在宣化农药厂产业化后，很快成为我国北方玉米地的主要除草剂品种，在这一成果配方思路的启发下所开发的类似悬乳剂复配除草剂品种已发展到10多个产品。联合国南通农药剂型开发中心所开发的水乳剂、悬浮剂、微囊悬浮剂、水分散粒剂等新剂型成果达100多项，其中已有60多项分别在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宝灵化工股份公司及全国多家农药企业投产，并且在悬浮剂、微囊悬浮剂和水分散粒剂中的多个制剂产品已出口国外。其他单位的研发也同样成果斐然。
多年来，在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和中化化工科技总院的组织及指导下，农药行业在推广水基化农药新剂型方面开展了大量的交流和技术培训活动。其中，仅联合国南通农药剂型开发中心就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推广会、报告会、新剂型研发技术培训班等，累计达200多场，受培训的各类技术人员达1万多人次，并就环境友好农药新剂型的研发累计举办了9次国际学术交流会。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环境友好的水基化农药新剂型这片处女地上，中国的农药剂型科学家们带领科技人员所从事的大量的、系统的开拓性工作，包括实验条件开发、配方和工艺研究、应用基础理论研究、工程化研究开发、标准和制剂检测、技术推广、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多方面，为我国农药剂型的更新换代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21世纪中国农药制剂产业的发展进入快车道夯实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中国农药制剂工业也迎着21世纪的曙光，剂型科技创新、更新换代的序幕徐徐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