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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地区的考古研究（直至21世纪初）看，认定1万年前已出现原始农业，在门头沟斋堂镇东胡林村和怀柔区宝山镇转年村都发掘到新石器石刀、石锄、石斧、石磨盘、石磨棒、石臼、石容器等，还有“万年陶”。考古界认定早在1万年前我们的祖辈已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在上列的两个遗址中都发现“拟似谷物化石”；在距今7000～6500年的平谷区上宅遗址中，从孢子粉的鉴定中认定这里存在有粟、菽、大麻等籽粒化石。其他存在农业遗迹的遗址最早的距今8000年（河北磁山遗址）。北京大学王东、王放经考证，认定东胡林遗址是“中国北方农业发源地之一”。这两位先生在共著的《北京魅力》一书中，经深入考证，提出世界上人类起源的第二个大峡谷是“京西大峡谷”，它包括河北省的泥河湾、桑干河与永定河相继穿越京西山谷直至房山区拒马河流域的周口店地区，泥河湾盆地发掘出新旧石器遗址40多处，构成距今1万年至200万年的连续系统的发展系列。到2000年，中国发掘到上百万年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共25处，其中21处都集中在泥河湾，成为世界人类文化起源的东方源头——京西大峡谷。
“北京人”的后裔“东胡林人”和“转年人”开创了中国北方农业源头的新篇章，拉开了北京农业的序幕。
1万年前，“东胡林人”和“转年人”在中国北方地区首举原始农业的创业大旗，举起46万年前的火炬，3万多年前“山顶洞人”开创了“切、钻、琢、磨”制作新石器的技术，经完善后与火结合，创造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其作业行为主要是放火烧荒后刀耕种植谷物和菽类等作物。其农业耕作制度与方法是依《诗经》记载：“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周颂·臣工》）；“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小雅·采芑》）据《毛传》：“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有人把《毛传》所说和《周礼·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的说法结合起来，认为“菑、新、畲”的制度即休闲制。而现代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学院编著的《中国农学史》（上册）中写道：“《毛传》解释得很清楚：‘田，一岁曰菑’，是指刚刚垦耕出来的第一年的田；‘二岁曰新田’是指垦后第二年的田；‘三岁曰畲’是指垦后第三年的田……‘菑、新、畲’既非休闲制亦非三田制。”客观来看，笔者以为是可接受的。
游修龄先生在殷代的农作物栽培中指出，农业耕作制一般的发展规律是：原始生荒耕作→熟荒耕作→休闲耕作→轮种。在原始农业起步初期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因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当时人口也少，即便定居也多以“原始生荒耕作”为主，即上面讲的“菑、新、畲”。到了殷代，虽有铜器农具但不普及，当时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由于社会的进步、人口的增多，生产力也有所提高，加之原始公社时期的不断开发，原始生荒地大概所剩无几，故殷代开始“熟荒耕作”是实际的。
在原始公社时期，人们靠掠夺生荒资源进行生产活动创造原始财富，但同时也潜藏着资源化涵养的事实，即“一年菑、二年新、三年畲”之后撂荒，这在客观上就是让土地休养生息，以涵养地力。诚然没有休闲轮作的概念，但事实总是存在的，当然不会像后来人有计划地进行规范的土地轮作制，因为人的聪明才智是在实践中积累、在教育中成长的。就北京地区而言，起初，“东胡林人”和“转年人”开创原始农业时都选择在河岸高地，且依山傍水，这样，他们定居和种田都比较安全——能躲避山洪灾难。在原始农业开始时还是人少地多的时期。有资料指出，农业起源时（即8000～10000年前）全球人口的总数才500万～1000万，当时中国的人口也不多。在人们定居的附近有广阔的荒野可供“菑、新、畲”三年后就近移动，进行生荒种植。至于人口逐渐增多以后，原始公社的人们是否移居生荒种植不得而知（未见有史料）。但分析来看，在广大的人群中总会有少数强势者移居开荒种地。但多数人不会轻易移居开荒种植，为什么？人们不会轻易建造新居而抛弃旧居。如果不移居远处开荒种地，交通便是难事，特别是收获时产品如何运回远处的家？至今未见考古发掘到可供运输的原始车辆。从这两种分析中似可认为，当时总会有人们在撂荒若干年后因赴远开荒不便而重开熟荒种地。按现代人的概念这当属“撂荒轮作制”。撂荒的潜台词就是涵养或恢复地力；轮作就是撂荒地经涵养地力而资源化再利用，其本质符合现代简易循环农业的基本原则——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
到原始公社后期，已出现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其突出表现为：一是尧命后稷为农师教民稼穑，至今陕西武功县城留有后稷当年的“教稼台”；二是嫘祖教民养蚕以纺织，由此开拓了野蚕家化和桑叶资源的利用，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织绢的国家。
夏商进入奴隶社会，社会基本矛盾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出现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由此又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和不平等与奴役现象。夏商时代的经济仍是以农业为主，而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在夏代的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生产工具是石器、蚌器、骨器、木器，并以农业生产工具为主。在河南安阳殷墟中，1958～1959年发掘出土了230件石质生产工具，形器有斧、锛、铲、刀、杵等，都是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在河北蒿城西台村遗址共出土石器482件，其中以农业生产中常见的刀、镰、铲的数量最多，占出土石器总数的91%以上。这一时期虽出现青铜器，但青铜农具很少。夏、商时期虽是农业社会，但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仍是一种粗放的原始农业。这时的人口则相对较多，而作为奴隶的人们不愿为奴隶主卖力种好田，农作经营又极为粗放，导致农田地力衰竭，一块地种一两年后就没有收入了。为了整个部族的生存，必须举旗迁徙，另寻新的居住点和开辟新的生荒地，史称其为“游耕”。据阎万莫等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中记载，夏商时期部族是农作后多次迁徙，而殷人不再迁徙，耕作较前趋于精细，农业比以前有较大进步。
西周时期，实行“井田制”。《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在“井田制”下，农奴固然受奴隶主剥削劳役，但也分得一自己耕种的份地，有自己的生产工具，份地上生产出的劳动成果基本上归自己所有，用于养家糊口，且份地上多产可以多得，于是生产积极性高了，而且可以饲养家畜，用其粪便上田培养地力。商周时期人们已开始除草肥田，“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礼记·月令》）。《汉书·食货志》记述了西周时期的土地分配情况：“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暖其处。”从上文可以看出：在肥沃的土地上，已经开始连年种植，不必休闲，因此一夫只能分到百亩土地；中等田则不能连年种植，需种一年，休一年，这样，一夫可分到二百亩；至于土地瘠薄的下地，则需休闲两年，耕种一年，因此，一夫可分得三百亩。这段文字表明，西周时期，人们对维持与恢复地力已开始有所认识，有计划地休闲则是措施之一。同时，人们开始采用腐烂杂草以肥田。《诗经·周颂·良耜》曰：“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由于西周时期注意用地、养地结合，使农业耕作制度由夏商时期的“游耕”转变为“易田休耕制”。这是从原始农业初期即呈现的土地肥力资源化再利用由潜在转为明示的信号——人类对农业资源（土地）的利用已由野蛮掠夺与潜意识涵养转变为用地养地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