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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感知是公众主观感受到的危险设施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从我国典型的环境群体事件案例来看，风险感知在促使公众走上街头表达反对意见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刘冰，2015）。公众感知到的风险主要有三类，即健康安全风险、环境风险和财产风险（Portney，1991；Schively，2007）。人们如何感知这些风险影响了邻避设施的公共接受性，并塑造了当地反对意见（Kunreuther，et al.，1990）。一般来说，风险感知对塑造公众态度起反向作用，即民众感知到的风险越大，就越可能对邻避设施持反对态度（Easterling，Kunreuther，1995；Kunreuther，et al.，1990）。风险感知的不一致通常导致邻避事件或其他反对的社会行动，有时它们被视为是公民对传统科技专家智慧作为设施选址标准的挑战。
个人对风险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所掌握的关于这个项目的知识或信息。大多数外行人对具体的某个技术并没有足够的知识，这种知识的缺乏就会影响公共的风险感知（Siegrist，Cvetkovich，2000）。在大多数案例中，居民的风险感知要大大强于专家或科学家。以PX项目为例，目前关于PX物质的安全性尚无统一的说法。理论上PX有毒但非剧毒，沸点高而挥发性低，发生泄漏容易失火但不易爆炸。不同组织机构对PX的评价也不一。国际评估化学品致癌的权威机构（IARC）认为证明PX致癌的证据不足；但欧盟把PX列为有害品，因为当人体吸入过量PX，眼睛及上呼吸道会受到刺激。对PX的性质了解不充分的民众极有可能在认知层面上放大风险，把可控的潜在风险等同于必然发生的不可控危害，从而采取相应的反抗措施来反对PX项目建设。
物理空间也与公众的风险感知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在邻避设施周边范围的民众所感知到的风险更高，与邻避设施相距较远的民众风险感知较弱。Dan（2007）的研究发现，接近性（proximity）的确在强烈地影响着公众对拟建项目的感知，但这个影响的强度和空间范围可能会由于当地环境和土地“价值”的不同而不同。Devine-Wright（2005）对“临近性假设”做的实证研究表明，当人们住得离风电设施越近，其风险感知就会越强。但这一结论不是绝对的，人们的感知还受到如风轮机的尺寸、颜色等因素的影响，与物理距离相对的“社会距离”被证明很可能是人们持有消极态度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人们在利益空间位置上存在的个体化差异，最终必须是以各种形式的物理限制下的社会进程（social processes）为基础的。
一些国外的研究表明居民对邻避项目的风险感知是动态可变的，一个风电项目未建设前居民可能会感到较高的风险从而排斥它，但风电项目建成后，当地人有了对项目产生影响的实际体验，他们的风险感知则会得到调整，反对的态度也逐渐消失（Warren，2005）。另外，社区过去是否有过邻避设施建设的经验，也会影响居民的感知（Gallagher，Ferreira，Convery，2009）。
李际（2016）认为，引发邻避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心理因素，这是一种主观评价，涉及了价值判断，属于伦理学范畴。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不同，风险感知可能以事实为基础，但不一定是对项目本身科学性的准确认识。从伦理学视角来看公众对邻避项目的风险感知，它提示我们风险感知涉及事实和价值两个判断维度。
媒体也是一个风险的放大站。现代的网络媒体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一个迅捷的渠道。人们通过网络媒体接收到大量的信息，关于邻避项目的消息也可以通过网络迅速获得。一方面，网络强大的搜索功能使人们可以瞬间找到关于邻避项目的任何信息（其中包括负外部性影响的信息），为邻避冲突提供了知识动力。网络提供的海量信息中也有许多虚假信息，普通公众受到“宁可信其有”的心理驱使，很容易产生邻避情结；另一方面，网络、手机、微博等现代传播工具极大提高了邻避冲突的政治动员效率，可以迅速放大抗争声音，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增加了邻避冲突的有效性（刘雅静、唐利，2014）。
风险沟通（risk communication）的说法最早由美国环保署首任署长威廉·卢克希斯提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风险沟通的定义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周立娟，2015）。
风险沟通的定义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科万罗提出的，他认为风险沟通就是在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之间带有目的性地交换与健康或环境风险相关的信息。具体地说，就是在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之间传播关于健康或环境风险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风险的状况和重要性以及如何制定政策、采取行动控制风险。其中，有利害关系的组织包括政府、专业组织、公司、公众利益团体、工会和媒体；有利害关系的个人则包括个别市民和科学家。
美国国家科学院对风险沟通的定义是：个体、群体和机构之间的信息和观点的交互活动，这一过程涉及多侧面的风险性质及其相关信息，不仅直接传递与风险有关的信息，还表达对风险事件的关注意见、反应，以及发布官方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政策和措施。这个定义注重高风险沟通双方的双向互动，以及如何保证风险沟通的有效进行。不同于单向告知，风险沟通更强调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基于风险感知的对话与合作。
一个良好的风险沟通除了具备启蒙、知情权、态度改变等功能之外，还应具有公共涉入和公共参与功能。风险沟通能够调和政府、企业、专家和公众之间关于风险问题日益激化的矛盾，通过各种沟通方式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一种新的伙伴和对话关系形成。在应对各种风险的过程中，公众参与和信任会带来更好的风险应对与治理。
风险沟通是IRGC
风险治理框架的要点，有效的风险沟通是利益相关方协商的前提条件，风险沟通为各方提供了对话协商所需要的重要信息，确保了各方的信息、利益和价值都被考量到，这样使得风险决策更加有效（Renn，2015）。
风险沟通主要涉及科学界、公众、政府、企业四个主体的信息交流。公众与科学界的沟通关键在于如何将专业化的知识以通俗的形式传递给公众，使之能客观、科学地来认识风险。而公众与企业、政府的沟通要依靠政府搭建起一个沟通平台，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将政府方和企业方所掌握的信息公开给民众，这不仅是促进决策程序公正的必要举措，也是提升公众对政府信任度的关键。
信息透明公开有助于缓解居民邻避情绪。政府应公开环境评估结果、项目建设规划、项目相关补偿政策等信息，让民众了解，以便对项目的建设具有参与感，减少对未知的恐惧，从而有效缓解其邻避情绪。信息不仅仅是风险评估的依据，更是情绪的缓和剂。有效的沟通体现利益各方对待问题的态度，信息的有效传递能够帮助各方及时准确地了解问题现状，并针对此做出相应的恰当的回应，在邻避风险扩大之前进行及时的控制。
政府为民众开放意见听取通道，向民众普及项目相关科学知识，在项目规划的过程中听取民众意见，公开决策信息，开放决策过程。这样的一系列举措不仅仅能在信息技术层面，更能在情绪心理层面影响公众对于邻避设施选址的认知。
西方的政治传统含有一种程序主义民主，认为政治和法律的决策都是基于公正的过程做出的。这样公正的过程被认为是能够提高决策制定过程的合法性的。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认为程序正义在影响人的认知方面是重要的。更高的公正程度带来更高的接受度，而当愤怒水平比较高时，程序和分配公正就变得尤为重要。
根据选址实践，人们渐渐发现，仅从风险感知的角度解释公众态度对改进公共决策是远远不够的，公众对风险的本能评估包括更广的维度，如社会上管理风险的政治和制度安排的可信赖性。换言之，邻避冲突更多是源于其“不公正”而不是“不安全”（刘冰，2015）。因此，选址程序的公正性和对政府的信任度就作为新的因素被引入。
“程序公正”是指对于决策制定者为解决某一争议而采用的政策、程序、准则的公平直觉。刘冰（2016）对邻避态度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程序公正对公众态度的直接影响较小，但是程序公正通过影响“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间接地对公众态度造成影响较为明显。充分征求公众意见、保证决策信息的公开透明都是推动程序公正的关键措施。邹积超（2014）指出，邻避问题产生的直接根源是邻避居民利益遭到了损害或者威胁，其深层原因在于邻避设施的设立没有按照特定程序进行决策。实际上，邻避问题是官方强调的科学决策与民众要求的民主决策之间产生的矛盾。
传统的邻避项目决策模式（也称“DAD”模式）作为不公正决策的代表受到人们诟病。“DAD模式”的特点表现为：第一，初期决策时依据专家意见封闭进行，缺乏与利益相关公众的直接互动；第二，公布决策时强调社会利益和公民责任，呼吁公众做一个“友好邻居”（O’Hare，Bacow，Sanderson，1983）。这种模式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它排斥公众参与，由专家和政府进行封闭决策，因而时常引发民众的不满，造成邻避冲突。
以“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为例，在该危险品仓库的选址规划过程中，企业和政府并没有将选址事宜告知公众，忽视公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漠视了公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决策权，公众缺乏有效的途径参与到决策中，未能与企业、政府以及环评安评机构进行公开平等的对话协商，让公众的生命财产面临巨大的风险（马奔，2015）。这也恰恰是程序不公导致高风险聚集设施没有合理选址，最终酿成悲剧的一个真实教训。
信任是影响公众对待邻避设施选址的主要因素，对于各方主体的信任可以更好地推进风险沟通，降低风险感知，在协商的基础上解决邻避问题。尼克拉斯·卢曼（2005）指出，信任是降低个体对风险情境中可能的负性结果认识的关键因素。如若公众对专家及政府的有较高的信任，他们就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受专家观点，主动缩小自身与专家之间的认知差异，降低所感知的主观风险和焦虑，增加自身的风险承担行为。李小敏和胡象明（2015）认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包括具体和一般两个层面：具体层面就邻避风险来说，如公众对政府和专家进行的风险评估结论的信任；一般层面则包括公众对政府行政理念和行政行为的信任。就具有邻避风险的项目设施而言，具体层面是最具相关性、最能够影响公众态度的，但是一般层面上的信任是政府行政理念的体现，这是更加根本的。
黄汇娟（2012）认为，信任分为对政府的信任、对专家的信任和对企业的信任。在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的案例中，政府对于环保是否重视，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是否得当影响着民众对于政府是否信任。正是广州政府过去长期忽视环境工作，加上“李坑”的前车之鉴，使得民众对于政府的公信力表示怀疑。专家信任本应是邻避事件之中较为有力的一点，对于风险评估方面具有专业素养的学者专家向公众传递邻避风险的相关信息，有助于民众获取风险知识，降低邻避情绪。然而专家的权威度以及专家以往是否与政府或者开发商交往过于密切甚至有无利益相关都是影响专家信任度的重要因素。民众质疑专家角色，认为其是为政府背书的工具，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而对于企业的信任度直接关系到邻避设施是否能够成功设置。暴利产业以及已贴有“污名化”标签的项目常常会受到居民的强烈抵抗，如于PX项目、垃圾焚烧厂、丧葬场所、精神病院等。
韩国学者对韩国庆州氢核电力公司选址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检验了经济利益、风险感知、信任、竞争等因素对于公众邻避情结的影响（Chung，Kim，2009）。该研究发现紧随着经济利益之后，信任对于公众接受危险设施的影响力也较大。
公众信任度由信息透明度、工程示范性、运营管理水平和监管管理水平组成（黄朝雄，2014）。选址、环评、运营等信息是否公开透明地向公众公示；项目工程是否有先进的技术理念做到榜样表率作用；运营商是否具有负责任的管理水平；政府或第三方能否严格监管执法；以上这些因素都是影响着公众信任度的重要因素。
在刘冰（2015）关于公众对邻避设施选址的态度研究中发现，在不涉及具体问题的一般信任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一旦具体到引发冲突的PX项目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有所下降，而信任进一步细化为对具体决策能力、监管水平、信息发布等问题上，公众表达出的信任程度下降。另外，在已经发生过邻避冲突的城市之中，信任呈现出“易毁难建”的特征，一个城市一旦发生过激烈的邻避冲突，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或多或少会受到损害。
公众参与是指在邻避设施选址落建过程之中，公众参与到具体决策议程之中，表达其利益诉求，与政府开发商或第三方协商决议，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参与的时机、形式、内容是公众参与过程的组成部分。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邻避事件，争议的焦点多是选址问题。选址与政府的决策密切相关，决策时未将公众依法纳入程序，或是“走过场”地进行公众参与环节，应付了事，是大多数邻避事件发生的内在原因，公众参与的缺位也是邻避争议的实质之一。
长期以来，政府决策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可以牺牲小部分群体的利益来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缺乏对邻避设施周边居民这一群体利益的尊重和补偿意识。因此，在众多的PX项目选址过程中政府采取了“决定—宣布—辩护”的决策模式：政府明知该项目有巨大争议，还不选择公开透明的科学决策程序，而是回避矛盾、忽略民意，仅根据专家意见进行封闭决策；其后，通过媒体、公示宣布决策结果，造成既定事实逼迫公众接受，但由于信息的不公开和民众参与渠道的缺失，导致民众对PX项目选址结果的不认同，进一步激化矛盾，引发更严重的对抗；随后，当民意无法逆转时，政府又借助专家进行应急式的解释和辩护，但恶劣影响已经造成。从过往的实践来看，政府这种闭门造车式的传统政策运行模式是导致邻避冲突的关键性因素。当体制内的知情、参与途径被堵塞，体制外就必然衍生出非正常的、激烈的利益表达形式，情绪性抗争成为民众的直接反应，邻避冲突因此而发生（刘雅静、唐利，2014）。
西方国家大量的案例研究表明，公众参与是破除选址困境的有效手段，恰当的公众参与程序、时机、方式从风险评估及风险认知等方面影响公众的主观判断，将公众参与合法化、常态化、机制化，同时也从实质上起到风险沟通的效果，一定程度上采纳了公众的意见，能够起到影响公众对待邻避项目选址态度的作用。
除了风险感知、风险沟通、程序公正、政府信任、公众参与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公众对于邻避设施选址的态度。这些因素虽然不及上述的五大因素影响深远，但仍是不可忽视的一些细微因素。
首先，利益分配不均导致民众邻避情绪突出。公共利益的优益性导致利益分配不均。公私利益从来都不是对等的，许多谋求公共利益的政策都是建立在损害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外部性的出现意味邻避设施所产生的效益并未透过市场机制来合理地分配，而外部化的成本往往转嫁给设施周边的民众。以牺牲负面效应承担者的利益来满足的公共利益，这导致了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在政府追求GDP的同时，环境问题也给民众带来了利益损失和健康危害。过度地看重价值较大的公共利益而忽视价值较小的个人利益，这似乎不是一个合理的价值判断。公众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对于某些公共项目的邻避情绪会较为严重。
其次，公众的情绪如焦虑、恐惧、担忧容易影响公众对于邻避设施的态度。公众舆论以及风险信息之中单纯关于情绪的信息会使公众对于邻避设施产生不理性的判断。情绪启发式是描述感知风险和感知收益间的逆相关关系：人们如果喜欢某种活动或设施，就会倾向认为其是低风险高收益的；反之，就会倾向认为其是高风险低收益的。Slovic等（2007）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估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来权衡风险和收益，而是靠感觉、情绪或印象来做出决断。因此，人们的正向/负向情绪或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决策和判断。根据王峰（2014）对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邻避冲突中公众焦虑情绪与其邻避态度的研究，居民个体的焦虑情绪是导致其邻避态度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焦虑情绪与邻避态度两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个体表现出的焦虑、恐惧等情绪越强烈，其邻避态度也就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