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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自身的各种因素，奠定了它的社会功能基础，其社会功能又决定了它的价值地位。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先民们用原始的玉石磨制工具，琢制成了原始玉器，逐渐过渡到图腾崇拜、礼仪信仰、装饰佩戴，甚至标志着身份地位的功能的确立，使玉器走过了从初创到成熟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经过几千年的孕育成长，玉器的社会功能虽然在不断地发展、演变。但是，综观其主要的社会功能仍然是以装饰人体和陈设鉴赏为主；其次是一些稀少珍贵的高档玉器，可以作为拥有者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再次是琢制工艺精湛、艺术造型生动感人的玉器还是人类的优秀艺术文化遗产；最后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玉器还负载着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是我们认识社会历史的一个窗口，其历史价值有的远远高于其他方面的价值。
古代玉器的政治价值表现在它是社会等级制的物化产物。玉器刚出现时，只是作为生产工具和原始装饰品，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逐渐产生了贫富差异，导致了阶级的产生和国家的出现，等级观念也随之产生，慢慢地利用这种资源产量稀少，美丽耐久的玉石，琢制而成的玉器，就成为统治阶级专门享有的器物，并赋予了其特殊的意义，被看作是等级、身份的象征，成为维系社会统治秩序的所谓“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时期，玉器已成为王公大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各种礼仪都必须用玉器，而且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规定。《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等规定。对王和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的封国国君所用之玉器作了严格的区分和界定。这些规定是以玉器的形制和尺寸来区分的。其中，镇圭最大，桓圭次之，信圭再次之……而相比较地位最低的男爵，则只能使用具有蒲纹的璧形玉器。
随着社会的发展，玉制礼器的功能也在发生着不断变化，开始在朝觐、盟誓、婚聘、馈赠、军事、殡葬等方面产生作用。考古发现玉器多出自有身份和地位的大、中型墓葬中，而小型墓葬中则极少见到玉器制品。从秦朝开始，皇帝采用以玉为玺的制度，并一直沿袭至清朝。唐代明确规定官员的用玉制度，如唐代的玉带制度。《新唐书·车服志》记载：“以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銙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銙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銙十；深绿为六品之服，皆银带銙九；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皆鍮石带銙八；黄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铜铁带銙七”。只有皇帝、亲王及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佩带玉銙。玉带在明代发展到顶峰，成为官场礼服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只有皇帝、皇后、妃嫔、太子、郡王、公、侯、伯、驸马和一品的文武官才有资格使用。
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礼仪用玉一直占据着玉器的主流。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玉琮、玉璜、玉璧、玉圭等许多玉器，就一直被人们作为礼仪用器。良渚文化成组的玉璧，龙山文化的人面纹玉铲，二里头文化中的牙璋，都是纯粹的礼仪用器。在稍晚的时代，一些玉兵器也作为仪仗用器。作为礼仪用的玉琮、玉璧、玉钺、玉戈、牙璋往往成组、成套出土。显示出已逐渐形成一套完整、复杂的礼仪用玉系统。
对玉器作为礼仪用器的规定，最为系统的则是《周礼》《仪礼》两书。上述“六瑞”，既是政治等级制度的标志，也是礼制的具体体现。“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其中的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琥、玉璜，合称为“六器”。“六瑞”和“六器”是封建社会礼仪用玉的主干。到了元代，皇宫举行祭祀大典时，还用了圭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明代的十三陵中也出土有玉圭等器物。
玉石，不仅稀有，外观美丽，还被赋予“廉而不刿”“瑕不掩瑜”“气如长虹”等多种品格，成为道德的象征，具有广博而深邃的文化内涵。《礼记·学记》中说：“玉不琢，不成器。”玉被琢制成人们使用的各种器物，与此同时，它被灌注进了人们的某种观念，成为一种象征，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演进，衬托着中国哲学由神为本位到人为本位的变化，玉器在这种变化中，被逐渐人格化。
玉石象征着伦理道德观中高尚的品德。商周时期以来，佩玉蔚然成风。《诗经·大雅·荡之什》记载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则是劝喻君子言行举止要谨慎小心，要执身如玉。《诗经·卫风·淇奥》记载有：“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则是教导君子必须经过艰苦的学习和修身才能成才。《诗经·卫风·竹竿》记载有：“巧笑之瑳（cuō），佩玉之傩（nuó）”。则进一步强调佩玉者要言谈举止彬彬有礼，一言一行要有节度。
玉石致密坚硬，温润光莹，玉石的特性被人格化，玉器更多地被人们用来与君子之德相比。《礼记·玉藻》中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君子佩玉，时刻用玉的品性要求自己，规范人的道德，用鸣玉之声，约束人的行为，以玉自警。
儒家的用玉观一直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头脑中。儒家道德以其涵盖仁、义、礼、智、信而著称。而玉道德便以其为本，象征着伦理观念中高尚品德和情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常被人用来比喻某人高尚的情操和凛然的气节。中华民族对玉的偏爱、宣传、推崇，又被思想家理念化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代统治阶级都加以利用，玉的道德和赋予的人格化，广泛地被民众所接受，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玉器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古到今，玉器一直就是财富的标志。玉石的天然之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美玉可遇而不可求。玉石的经济价值也为他物所不及，古代民间就有“黄金有价玉无价，藏金不如藏玉”，“古铜旧玉无身价”之说。玉石和黄金一样，是富贵的象征。金玉满堂，极言财富之多。玉楼、玉堂，均指华丽的宫殿和住宅。道教中的玉皇大帝、玉虚仙境、琼楼玉宇，也都离不开一个“玉”字。
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文化遗址中，玉器的经济价值就已初露端倪。大型的墓葬中，作为陪葬的玉器就有几十件乃至上百件之多，可见墓主是有权有势、财富万贯的首领。到了奴隶社会，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奴隶主贵族以用玉器为荣，生前佩戴，死后同葬。玉器的使用范围贯穿于统治阶层和上层社会人物的衣、食、住、行之中，身上穿着的衣服、帽子，以及发髻上有各种相应的佩件和饰物；饮食用具则有食盏、玉杯等；住有玉嵌璧饰、桌案饰等；车马轿也有各种玉饰。至于玉瓶、花熏等桌案上的陈列品，及玉如意、坠子等掌中玩物，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掘的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随葬品多达1928件，其中玉器就有755件（图1-3）。
图1-3 玉坐人形佩
（商，殷墟妇好墓出土，河南省博物院藏）
从历代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玉器在级别较高的大型墓葬中出土数量最多。商代至春秋战国，还有以玉作币、以玉作交换和贡品的做法。《管子》说：“先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襦（rú）玉匣”，最具代表性的是1968年河北满城一号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图1-4）。玉衣长1.88m，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g。玉衣制作工艺精湛，从玉片的锯片、钻孔、抛光、金丝的拔制，以及玉衣的整体编缀，都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制作工艺。锯片采用了“砂锯法”和具有较高效率的轮轴切割机械；钻孔采用“砂钻法”，有的小孔直径仅1mm，足见其工艺之高超；抛光采用了“砂轮”和“布轮”等先进的打磨工具；金丝采用“抽拔”工艺制作而成，在加工过程中采用了退火的热处理工艺，有的金丝横断面直径仅为0.08～0.14mm，足见当时拔丝工艺水平之高；玉衣编缀根据不同部位采用了交叉式、套联式、并联式和结联式等不同编缀方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此外，秦代以前，国玺以方寸金银制作，“完璧归赵”中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后来为秦始皇所得，用以制作皇印，成为秦至晋的“传国之宝”。晋代以后，此“传国之宝”失落了，但历代帝王仍用其他玉玺代替。
图1-4 金缕玉衣
（汉，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藏）
《说文解字》释玉：“象三玉之连——其贯也”。即“玉”是象形字，初意是三块美玉用一根丝绳贯穿起来。古人用玉象征万物，“三玉之连”代表天地人三通。《易经》也称：“乾为玉，玉之美与天合德”。古代玉器中，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新石器时代有许多玉璧、玉琮、玉璜、玉制的冠形饰等，作为祭祀的礼器。中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视为人与神心灵沟通的媒介物，使玉具有了不同寻常的宗教象征意义。其中，玉制礼器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玉器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东汉袁康《越绝书》中，就有“玉亦神物”之语。具有一定礼仪宗教色彩的玉璧、玉琮等的大量出现，标志着玉器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从最初的实用器物逐渐远离了现实生活，被蒙上了神秘的色彩，走上了神坛。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玉器还被用于随葬和殓尸。当时的人们认为：玉石具有灵气，“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玉器在丧葬方面的特殊作用，也使它具有了无比神秘的宗教意义。
商代，“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商代不仅铸造了大批精美肃穆、气势磅礴的青铜礼器，也琢制了大量绚丽多彩的玉制礼器：“玉璧”呈扁平圆形、中间有孔的器物，最重要的用途就是礼天。“玉琮”呈外方内圆形，中间有一圆孔。《周礼》载：“琮，八方象地”。人们用黄琮来祭地。由于玉琮的形制是方圆皆含，通常又有兽面纹饰。因此，有的学者也认为玉琮不仅仅用于祭地，它还是“天地贯通的象征，也便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中国传统认为，巫师要有动物的帮助才能通天地（图1-5）。
图1-5 玉琮
（良渚文化，南京博物院藏）
玉器中一些动物性玉雕如龙、鸟等，是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在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反映，商代妇好墓中就出土有的鸟形玉佩（图1-6）。《诗经》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也有“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的传说。还有一些人兽同体的玉器，“有一部分是属于较高级的图腾崇拜；一部分已超越氏族部落的范围，具有普遍的宗教意义”。可见这时“人的要素已经开始慢慢侵入，人已经成为神的一部分，人们开始用自己的形体来塑神祇”。
图1-6 鸟形玉佩
（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西周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到礼制时代，祭祀制度及其观念在玉制礼器的使用中突出地反映出来。《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皇礼北方”。“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对祭祀天地四方神祇所用的玉器种类，分别作了严格的规定。由此可知，西周的玉器已由为原始巫术服务、为祖先祈祷，发展到对自然神的崇拜和祭祀。
佩饰、玩赏是玉器的最初功能之一，也是玉器最广泛的用途。它不是简单的装饰，还表明了佩戴者的身份，可以起到感情交流的作用。人们对玉器的喜爱，不仅在于玉器本身，还在于玉又是美丽、富贵、高尚、廉洁等精神美的象征。人们常用玉来比喻一切美好的人或事物。有的以玉喻人：玉容、玉面、玉女、玉貌、玉手、玉体、玉肩等。宋代谢枋得《蚕妇吟》有：“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称美女为玉人；唐代牛峤的《菩萨蛮》有：“门外柳花飞，玉郎犹未归”，玉郎是女子对丈夫或情人的爱称。梁简文帝的《乌栖曲》中有：“朱唇玉面灯前出”；杜甫的《月夜》中有：“清辉玉臂寒”；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有：“玉容寂寞泪阑干”。有的以玉喻物：玉树、玉膳、玉食、玉泉等。风花雪月中，除了风，其他都常用玉来吟咏赞颂：纯白素雅的花，被称作玉兰、玉茗；漫天飘飞的雪，被喻为玉龙；皎洁明亮的月，被称为玉盘。包含“玉”字组成的成语很多，如：金玉良缘、金科玉律、珠圆玉润、抛砖引玉、锦衣玉食、金口玉言、玉骨冰肌、金枝玉叶、冰清玉洁等，不胜枚举。有关玉的传说和故事，如：“和氏璧”“完璧归赵”“弄玉吹箫”等，引起人们无尽的遐思。对玉的爱，体现了中国人对精神美的不懈追求。
中国玉器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道德观念和文化内涵，它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作为文物的玉器，它还是历史的载体和见证人，有不可复制的唯一性。玉器从简单的生产工具到作为美化生活的装饰品，融进各种礼制内容、伦理道德成为财富的象征，宗教图腾的崇拜。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尊玉、爱玉、佩玉、赏玉、玩玉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