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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在2009年11月16日为我出专版并转载了我于2006年发表在《我与科学基金》一书中的文章“拓荒”。我今天着重要谈的是“拓荒”一文所涉及的思路，其中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巩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在国内的地位；二是如何才能体现基金委的特点。这是我到基金委工作之初最关心的两个问题。
1982年，中国科学院89位学部委员（现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提议成立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基金，在李政道教授的支持下，经邓小平同志批示和国务院批准，成立了面向全国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之后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下运行了几年并逐渐得到社会的好评。
但是，中国科学院的职能决定了其毕竟不能统领全国科技界，于是，1986年初，当时的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决定由当时的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及中国科学院组建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我到基金委工作以后感觉到基金委的基础不很牢固，担心基金委不知道哪天会“消失”，担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国家投入经费太少，1986年才8000万元。唐敖庆主任带领着我们三番五次找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和财政部领导，也都收效甚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国家对它不太重视。
② 有些人把基金委看成是“群众团体”。记得唐敖庆主任第一次向分管科技的国务委员汇报时，他说“基金委今后要扛起基础研究的大旗”，第二次再汇报时他就改为“基金委要高举基础研究的大旗”，我当即提出“扛大旗与高举大旗性质完全不一样，扛大旗的只有排头兵，而高举大旗的人人都有份”。这意味着当时对基金委的定位与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
③ 科技界对我国实行科学基金制没有信心。在基金委成立之初，美国有一位物理学家叫吴京生，他经常回国，与我国科技界来往频繁，也曾来基金委造访，1987年我接待了他。他说“中国实行基金制不会成功，因为中国的文化背景是有权有势的人才会评上基金……”而那年就有几位学部委员（院士）并没有评上基金项目，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的庄育智，我便向他举了这个实例，他才表示信服。吴京生先生是善意，只是心直口快，向我们反映了一些信息。
以上种种情况都说明基金委虽然已经建立，但能维持多久难以预料。如果自己不争气，一有“风吹草动”可能就会“消失”。要想永久生存下来，自身就要争气：一是要提高在社会上的作用和知名度，使其在国家的地位不可或缺；二是评审制度要有特色，国家的资源（经费）用得要有效。在基金委工作期间我就是以这些想法来指导我的工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基金委我虽然只是一名副主任，但如果我国科学基金制搞不好，我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当时的领导班子中，常务副主任和我对基金委承担更多的任务以扩大影响的认识是一致的，如：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审；承担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审和验收；以及国家“863”计划中的新概念、新构思探索资助项目争取到由基金委来评审等。
为了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评审工作，唐敖庆主任提出16字评审原则：“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这是全委必须遵守的信条。但是如何真正执行好，关键在于基金委的干部，在于基金委干部的学术水平和道德水平。为此，我提出：基金委首先是一个学术机构，而后才是管理机构。既然是学术机构，我们的管理干部（科学部副主任及学科主任，当时还没有设立科学处处长一职）在学术上要有较高水平，在管理上要了解全国从事基础研究的实际情况，通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审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考查和评价工作可以了解全国基础研究实力之所在，深入了解基础研究人员的“真正水平和学风”。因为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者多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精英，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基地。我曾几次与当时的人事部和科技部领导谈到：“了解我国科技人员真实情况的是基金委的干部，因为这些干部不但认真地评审过他们的申请书，而且对他们的实验环境也进行过实地考察。”
为了提高基金委管理人员的学术水平，我还提倡过一件“不得人心”的事，那就是1987年倡导编写的《学科规划》（自然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丛书。当时基金委委务会议就有不同看法，有些科技部领导更是反对，说我不是科学家，没事找事瞎掺和……这些使我深思，但我仍然坚持下来。因为我提议做这项工作的主要目的不是指导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而为的是使我们基金委的干部扩大视野。因为他们多是从一个小专业过来的，对本领域的整体情况并不了解，通过学科规划，以了解全貌。因而我规定学科主任必须是本学科规划制订小组的副组长，参加讨论，整理材料。由于我们在制订学科规划时请的都是本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学科主任通过和他们交朋友，了解情况，以后的工作也就好做了。54本《学科规划》的陆续出版是我离开基金委副主任的岗位几年后才完成的，当时的基金委政策局的局长做了大量工作，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也付出了辛勤劳动。
什么叫“依靠专家”，是做专家的尾巴，还是把专家当个招牌？我认为，只有了解本学科的全国情况和本学科领域的热点才会有真正的发言权。特别是对那些“非共识项目”的判断，如果对本领域的情况一无所知或了解不全面就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如今国内对基金委的评审制度有较好的评价，这与基金委管理干部学术水平的提高与自律精神不无关系。
总之，基金委的几届领导和工作人员20多年来的辛勤劳动使我国科学基金制不断发展，与时俱进。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政府投资日益增加，业务范围不断扩大，目前的基金委应该说是很稳固了。我相信，基金委在我国科技创新方面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我提一点建议，就是基金委要更加重视“材料科学”。物质科学不等于材料科学，前者的主要任务在于探索自然，而材料科学则志在应用。材料科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涉及面广，应该加强。
*本文于2009年11月23日撰写，发表在《中国科学基金》杂志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