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领导科学基金工作看师老的战略思维

李光临

师昌绪教授在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的那些年里，站在指导中国自然科学发展的前沿，按照国家赋予的任务，以及唐敖庆主任提出的“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方针，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许多事实表明，他不仅在自己学术领域中有卓越成就，而且还是一位超越自己学术领域，能够将一些推动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相关重大举措汇合起来，胸怀磅礴，有影响的战略科学家。

我有幸在师老直接指导下，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原发展战略与政策局）的岗位上工作了几年，受益良多。这里主要就我在师老支持下，组织实施“学科发展战略调研”工作过程中的感受，谈点体会。

国家给予科学基金委的任务是：有效地运用科学基金，指导、协调和资助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发现和培养人才。这里包含有两个方面的基本任务：一是如何指导，二是如何培养人才。当初，对于开展“学科发展战略调研”，能否有利于更好完成这两方面的任务，有过不尽相同的看法。学者们大都有的一致认识是：科学认识中许多新的发现源于学者个人的深厚知识积累和灵感，有某种偶然性，难以预测，不可强求。“自由申请”体现的就是尊重学者的创新思维，是基金委员会工作中最重要的原则。但是，基金委员会设定的几十个“学科”，个个都是范围广阔、结构复杂、互相关联的“大事业”。据后来统计，基金委员会6个部学资助的50多个学科中，起码有400多个研究领域，多达3000多个研究方向和数量更大的可能研究题目。如何根据国内外发展态势，将我国基础学科发展置于中国科技发展大系统中，以不同方式、经费强度和周期，优中择优给以资助，为中国明天的健康发展做尽量好的准备，无疑就成为一个重要而困难的现实问题。师老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有些课题要作为“好苗头”去呵护，有些需细水长流地持续资助，还有些则应以较大资助强度促进其加快进展。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呢？这就只能靠同行专家群体的智慧。“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正是要把个人的作用与集体的智慧融合起来，以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

正是由于师老高屋建瓴的姿态，通过他持续的沟通交流，才得以统一认识，并且顺利开始了各个学科的发展战略调研。

对于“培养人才”的高度重视，是师老战略眼光的又一表现。这里的“人才”，既有全国基础研究人才，还包括基金委员会的学科工作人员。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是学术研究人员与基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学术互动。师老明确提出，基金委员会不同于一般行政事业机构，“它应有更大更多的学术性、咨询性，必须有更大的灵活性、包容性，学科工作人员在各自科研领域中应有更强的科学敏锐性、前瞻性，较少的实用效益性”。他强调，学科工作人员必须直接参加到发展战略调研工作中去。师老认为，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既是为了更有学术洞察力的宏观指导，也是为基础研究和学科管理培养人才。学科发展战略调研的实际过程表明，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学科发展战略调研，高层次的系列学术报告会和研讨会，沟通了学术思想，引发了新思想火花的绽放，在许多有关发展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共识的学术活动。据统计，多次参加调研的高层次专家人数总计在千人以上。师老、其他基金委员会和学部领导也曾参加并指导了研讨会、审定会。

学科战略调研活动的严肃认真，令众多学者尽心地倾注了几年的心血。例如“管理科学发展战略调研”就经过了5年之久的过程，从设题准备预研，申报和成立研究组，多次不同形式的研讨会，年度学科项目评审会上的充分讨论，形成讨论稿，广泛征求意见后的反复修改，最终才得以定稿和报送基金委员会委务会评审，直至编辑修改出版发行。这次的战略调研已成为一次对学术前沿认识的深化过程，完全不同于某些例行公事的“走过场”。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这是有益于深入优化基金委员会指导工作的成果。

到1996年，共有基金委员会的54个学科完成了各自的《自然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名下，由科学出版社分别出版发行，形成了一套庞大的科学著作系列丛书。令我个人特别高兴的是，在师老的支持和指导下，我有机会与当时政策局的同事们组织实施了这一系列研究工作。并按师老要求，由我执笔在1991年出版第一本书之前为这一系列调研报告丛书写了总的“序”，对下列主要事项作了阐述：从基金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出发，学科发展战略调研的内容和任务，为什么要开展这一研究，对各学科研究组专家人员组成的要求和工作程序，研究中应注意处理好的几个重要关系等。虽然在我离开基金委员会时还只出版了系列中的前十几本书，但在其他同事们的继续努力下，出版得以全部完成，并且从第一本书一直到最后一本书，都采用了同一篇“序”文，保持了指导原则和方法内容上的连续性。这是中国最早最完整的自然科学分学科的发展战略调研报告，对推进我国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起到积极作用。“序”中特别写道：对以唐敖庆为首的基金委员会第一届领导表示敬意，尤其是向师昌绪教授表示特别的感谢，“是他首先倡议并具体指导了这次调研工作”。这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师老魄力的衷心敬佩。若干年后，在一次正式场合，师老说：这是他在基金委工作期间推动完成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令他感到很高兴的工作。

师老战略思维的“气场”所及范围广阔，除上述学科发展战略调研以及其他同事们已专题写过的事例外，我还可简单地举出几个例子，不仅说明师老思路之广，影响之大，还说明他把巨大精力无私地用在了推动基金事业的发展上。

1992年秋天，经财政部批准，由世界银行贷款部分资助，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持并由当时政策局操办的“科学基金制完善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也是在师老国际视野思维支持下办成的，有力地推动了我们国家科学基金的发展，以及同发达国家的国家科学基金组织、其他国家科学院的合作交流。总计有114位国内外专家参加了研讨会，其中43位外国专家中有2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还有加拿大国家科学和工程研究委员会主任P.Morand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院长、英国皇家学会前副会长、瑞典工程院前院长等。一位科学界的领导说：这样高水平和规模的国际科学家专题论坛，很是难得。研讨会结束时，与会的加拿大国家科学和工程研究委员会主任P.Morand博士对张存浩主任提出建议，每3～4年举行一次这样的全球研讨会。这就促成了1995年9月在加拿大的“第二届研究基金国际研讨会”的成功举行。更重要的是，这次国际研讨会给我们基金委员会带来了一份丰厚的大礼。由于事先已安排了李鹏总理的会见，张存浩主任等基金委员会领导此前就准备好了一份书面材料，以当面向总理汇报基金委员会的工作和困难。总理在会见该研讨会代表之后，利用短暂的时间听取了基金委员会张存浩主任和胡兆森副主任的简要口头汇报。汇报中，基金委特别要求较多地增加国家对科学基金拨款的额度。总理表示研究后答复，并带回了汇报材料以作为要事办理。出人意料的是，没过几天就接到有关部门电话告知：国家给自然科学基金的拨款总额，在头5年内一共是5.7亿元的基础上，在第二个5年内再增加10亿元，将会尽快下文确定。事实上，国家给基金委员会的拨款总额，在第二个5年内（1991～1995年），与头5年相比，增加量超过了16亿元。师老推动的这次国际学术交流，直接带动了国家对基金委员会拨款额度的快速增加，是其“气场”强大的又一次表现。

从1989年开始，在师老的支持下，一些意义重大的战略政策研究项目得以开展并取得影响较大的成果。例如，中国农科院院长卢良恕研究员主持的“中国食品发展战略研究”，从国内外粮食生产历史发展出发，展望中国的未来，提出了中国必须保持的最低粮食生产发展水平数，并将研究成果送达中央作长远决策参考。当时提出这一题目的背景是，部分人士认为，似乎中国粮食达到某一目标就差不多了。研究证明，从发展角度看，对粮食稳定增长一事，必须抓紧不放。后来这些年的事实证明，这一关系十几亿人口“天”大的事，研究结论何等重要。

在1992年2月举行的全国基础研究工作会议上，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对基础研究人员的消极影响，师老告诫科研人员说：“科技工作者要艰苦奋斗，要‘安，钻，迷’，即安心科学工作，钻进自己的业务，迷上自己的职业！没有这种精神，不可能做出成绩来！”现在看来，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简单的3个字确实应成为我们广大科学工作者牢记的铭言。

我对师老个人的印象是：他虽是贡献很大的著名学者、院士，却也是一个活生生社会“人”。作为“人”，他在社会上必然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这些人人都必然要扮演的角色上，他既是一位平常的人，却也是一位平常人应该做到却难以做好的不平常的人。作为职业人，他全心奉献；作为长者，他严勤谦厚；作为同事，他平和喜正；作为朋友，他诚恳相见；作为善者，他乐见人成（成长，成功）。这些都是我辈应努力学习的，他的许多言行已经铭记我心。

仅以本文回思往事，师老对我的教诲永远难忘！

作者简介： 李光临，武汉大学物理系毕业，匈牙利布达佩斯电信研究所技术科学副博士。武汉大学工作10年，后调任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一秘，回国后任邮电部武汉邮电科学院院长。1988年1月调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局长。1992年11月转任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国际合作部总经理。1998年退休。 uoij5O9dFWK6dq4iYIBa6ZCJa9sCrZkLc/CJ9NC7wc4EVWaUfJ1Z+5Rr8yB8D+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