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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师昌绪先生是在1980年，当时我在国家科委新材料办公室工作，师老是中科院金属所代所长，来北京向国家科委汇报工作。“文革”期间国家科委被撤销，1978年科学大会后刚恢复建制，新材料办公室更是刚刚成立，各项工作还在起步阶段，手中钱不多，主要支持国防军工急需的新材料研发。当时我们接触的主要是航天、航空等部门、民口有关部委的人员、承担课题的科技人员。师所长作为中科院的研究所负责人专程来“汇报工作”，当时不多见，起码是我遇到的第一位。师老的来访被新材料办公室看做是件大事，由主管副局长兼新材料办公室主任胡兆森主持会议，办公室人员全体参加。会议开得很好，师所长谈吐幽默，讲话内容丰富，而且没有要项目、要经费，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当时觉得这位师所长与众不同，很有长远眼光，所谓“汇报工作”，其实是来“认认门”，大家熟悉一下，为今后合作做铺垫。果然，1983年国家科委联合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简称三委）组织编写“1986～2000全国科技长远发展规划前期研究”，邀请师昌绪先生担任新材料专家组组长。师先生精深的科学素养，公平、公正的工作作风，谦虚谨慎的处事风格，深得大家的尊敬，他团结来自冶金、化工、建材、轻工、纺织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历经半年，共同完成了《新材料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制。我代表国防科工委参加部分工作，算是成员之一。该项工作获1989年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6～1990年，师先生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大体同期我担任综合计划局副局长。师昌绪先生非常看重这一新生事物，全心全意地在基金委员会工作，是唯一把组织人事关系全部转入基金委员会的学术型副主任。唐敖庆主任对科学基金制的内涵有深刻理解，他提出的“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16字箴言，高度概括了科学基金制的真谛，成为基金委员会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深受科学界的欢迎。但从本质上说，科学基金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与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难以相容，虽然依据中国国情做了不少改变，仍不时遭到一些掌握权力的官员的质疑，高层有人认为成立基金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安抚一下知识分子，以免他们在人大、政协吵个没完”；还有些人认为“基金委员会是一个群众性组织，随时有被取消或被兼并的可能”。起初几年经费增加缓慢，从起步时的8000万元增长到1.5亿元用了4年，低于那几年的物价增幅。师先生深刻感受到这一局面，很有危机感，在当时，无论基金委员会的领导或一般人员，有这种感觉的不多。师先生认为实行科学基金制是发展中国基础科学的重要措施，深感科学基金对发展我国基础研究负有重要历史责任，对办好基金委员会寄予很大希望，愿意为之努力奋斗。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科学基金制的长远发展壮大着眼，师先生提出一系列见解和想法，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都是带有战略高度的远见卓识，仅就我所知举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