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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领域，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调控经济的一个有效工具，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管理理论以来，财政政策在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领域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中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曾经被各国政府奉为摆脱经济危机的“万能灵药”，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济出现“滞涨”局面，而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没有办法解释和解决这种局面，因此，凯恩斯主义逐渐退出经济理论的主流舞台。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经济又开始陷入低迷，各国政府又重新拿起了凯恩斯赤字财政这个“武器”，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理论重回历史舞台，并再度受到追捧。但是，赤字财政政策的长期实行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是严重的债务危机与巨额的财政赤字，正如现在欧债危机中，欧元区问题国家所面临的局面。因此，财政紧缩随即成为了这些国家稳固财政的首选途径。而且，一些国家财政全面紧缩政策的实施效果超出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预期：财政紧缩不仅减少了政府负债，同时刺激了总需求，对经济产生了扩张性作用，因此，被称为“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比如，丹麦在1983—1986年四年内把财政赤字缩减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9.7%，但最终还带动了经济增长。随后，比利时在1984—1987年、加拿大1986—1988年、意大利1989—1992年、葡萄牙1984—1986年、瑞典1983—1989年等，都实行了紧缩的财政政策，稳固财政，财政紧缩幅度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私人消费却实现了持续性的增长。
紧缩性财政政策对经济扩张起刺激作用的可能性取决于私人消费和/或私人投资对紧缩的反应能否弥补财政紧缩对总需求和产出的直接负效应。
有利的消费者预期能够改变私人部门的跨期储蓄选择，因此可减少甚至消除财政紧缩的负面效应。综合国内外各相关资料，紧缩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传导：需求面的预期渠道和供给面的成本渠道。
需求面的预期渠道指的主要是经济个体对未来政策变化与经济走向的预期。
这主要通过三种效应起作用：预期效应、财富效应和利率效应。
一方面，如果当前的增税或者财政支出缩减等紧缩性财政措施，改变了消费者对未来价格水平的预期和未来收入的预期，就会产生预期效应。预期效应认为，通过意外的方式，国民产出和私人消费可能会因为短期财政政策产生挤入效应。如果理性经济个体认为当前的财政紧缩措施会让自己以后免于遭受更加强烈或者破坏性的财政紧缩冲击，那么，对未来税赋变动的不确定性也会降低，这样，消费者会减少其预防性储蓄，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支配总收入的折现值增加，私人消费也随之增加。这时，这种预期会产生正的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当这种正的预期效应和财富效应大到足以超过对当前可支配收入的直接负效应，财政紧缩就会促进当期消费，刺激总需求。
但此时，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决定了私人消费的增加幅度，也就是说，不能通过借贷方式提前使用未来收入家庭的比例。
另一方面，由于利率效应的存在，紧缩性财政政策可以降低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利率效应又被称为“信用效应”（credibility effect），通过实际利率的下降影响私人投资。当政府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的时候，其借债需求减少，同时，会减少政府违约风险补偿，这样，国债利率溢价也会得以减少，如果这样导致市场实际利率下降，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就会增加。但是，利率效应的效果取决于公共财政的初始条件。如果在财政紧缩之前，国内生产总值的负债率超过了一个相对较高的临界值时，利率效应发生的可能性会更高。
供给面的成本传导渠道也称为劳动市场渠道，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效应起作用。劳动力市场效益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效率和经济总体竞争力上升而带来的私人投资增加。
财政紧缩的工具通常来讲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从收入角度出发，提高税收；另一个是从支出角度出发，减少政府支出。从提高税收角度来说，政府提高税收，同时会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会提高企业的税前工资成本，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并打击其生产积极性，从而总供给降低，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从支出角度看，政府的支出一般由对外支出（一般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等）与对内支出（政府部门员工工资等）组成。一般政府支出的增加会“挤出”私人投资和消费；如果一般政府支出减少，就会“挤入”私人消费和投资，考虑到转移支付和福利等其他对外支出项目，政府对外支出的减少一般不会对总供给产生额外负面影响。
同时，政府对内支出的减少，比如削减政府部门工资等，会导致劳动力市场进行调整，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会得到提升，从而工会所要求的最低工资会得以降低。这样，单位劳动成本会下降，企业实际工资支出压力会减小，利润会增加，从而刺激雇佣、投资和产出的增长，提高总供给。
综上所述，财政紧缩工具的使用决定了紧缩财政政策会起到什么样的政策效应。特别是以缩减政府支出为主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成本传导渠道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利润，最终使总供给增加。图2-1简要列示了紧缩性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传导渠道。
图2-1 紧缩性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传导图
上面分析了紧缩性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的传导渠道，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实现这个效应，也就说这个效应存在的条件与决定因素是什么，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初始债务规模：政府的初始债务规模的大小对紧缩性财政的政策效应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在政府的债务水平和私人消费之间有一个临界值。如果政府的债务水平在这个值以下时，会产生传统的凯恩斯财政政策效应；一旦政府的债务规模超过这个值，那么占据主导地位就会是非凯恩斯效应。
二是财政紧缩幅度：基本所有证实非凯恩斯效应的研究认为，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是高强度、持续的财政紧缩。当紧缩力度较小时，其动态变化由凯恩斯效应主导，当紧缩力度加大加深时，逐渐占据主动的是非凯恩斯效应。从这一点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欧元区其他国家对紧缩政策怨声载道的情况下，德国还一直坚持严厉的紧缩政策的原因了。
三是紧缩财政政策的可信性：紧缩财政政策能否取得理想效果取决于该政策的可信度，经济个体对政策以及未来经济走向的预期也会直接受到该政策可信度的影响，从而使经济个体的消费与投资行为得以改变。政策效果的好坏不是通过强制遵从取得的，而是取决于经济个体的认可，紧缩政策执行的可持续性对政府取得信任十分重要。因此，政策的可信性的取得需要时间。
四是紧缩财政工具的构成：经济学家对20个OECD国家进行研究后，指出，财政紧缩政策是否可持续，取决于财政紧缩工具的构成。以减少支出为基础的财政紧缩政策是会长期有效的，容易成功，特别是缩减政府对内支出，比如政府部门工资支出。但总的说来，紧缩的财政政策需要多种工具配合使用，比如政府补贴、公共部门工资、社保支出以及税收等，否则，其效果只会是短期的。一般认为，采取缩减政府支出方式为主的财政紧缩政策更容易产生非凯恩斯效应。
综上所述，紧缩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需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条件。在需求面传导渠道下，通过预期效应、财富效应和利率效应改变经济个体的预期从而刺激经济；在供给面传导渠道下，通过劳动力市场效应，改变企业的工资成本与企业利润，左右产出波动，从而形成非凯恩斯效应在供给面的成本传导机制。但是，只有在较高的初始政府债务规模以及较大的政策信用度下，通过长期大力且持续的紧缩政策，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财政紧缩工具，才可以加大紧缩性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主导作用。事实也表明，紧缩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很难产生非凯恩斯效应，短期内仍可能促发赤字与增长之间的矛盾，正如现在欧盟各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