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宏观经济领域，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调控经济的一个有效工具，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管理理论以来，财政政策在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领域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中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曾经被各国政府奉为摆脱经济危机的“万能灵药”，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济出现“滞涨”局面，而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没有办法解释和解决这种局面，因此，凯恩斯主义逐渐退出经济理论的主流舞台。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经济又开始陷入低迷，各国政府又重新拿起了凯恩斯赤字财政这个“武器”，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理论重回历史舞台，并再度受到追捧。但是，赤字财政政策的长期实行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是严重的债务危机与巨额的财政赤字，正如现在欧债危机中，欧元区问题国家所面临的局面。因此，财政紧缩随即成为了这些国家稳固财政的首选途径。而且，一些国家财政全面紧缩政策的实施效果超出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预期：财政紧缩不仅减少了政府负债，同时刺激了总需求，对经济产生了扩张性作用，因此，被称为“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比如，丹麦在1983—1986年四年内把财政赤字缩减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9.7%，但最终还带动了经济增长。随后，比利时在1984—1987年、加拿大1986—1988年、意大利1989—1992年、葡萄牙1984—1986年、瑞典1983—1989年等，都实行了紧缩的财政政策，稳固财政，财政紧缩幅度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私人消费却实现了持续性的增长。
紧缩性财政政策对经济扩张起刺激作用的可能性取决于私人消费和/或私人投资对紧缩的反应能否弥补财政紧缩对总需求和产出的直接负效应。
有利的消费者预期能够改变私人部门的跨期储蓄选择，因此可减少甚至消除财政紧缩的负面效应。综合国内外各相关资料，紧缩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传导：需求面的预期渠道和供给面的成本渠道。
需求面的预期渠道指的主要是经济个体对未来政策变化与经济走向的预期。
这主要通过三种效应起作用：预期效应、财富效应和利率效应。
一方面，如果当前的增税或者财政支出缩减等紧缩性财政措施，改变了消费者对未来价格水平的预期和未来收入的预期，就会产生预期效应。预期效应认为，通过意外的方式，国民产出和私人消费可能会因为短期财政政策产生挤入效应。如果理性经济个体认为当前的财政紧缩措施会让自己以后免于遭受更加强烈或者破坏性的财政紧缩冲击，那么，对未来税赋变动的不确定性也会降低，这样，消费者会减少其预防性储蓄，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支配总收入的折现值增加，私人消费也随之增加。这时，这种预期会产生正的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当这种正的预期效应和财富效应大到足以超过对当前可支配收入的直接负效应，财政紧缩就会促进当期消费，刺激总需求。
但此时，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决定了私人消费的增加幅度，也就是说，不能通过借贷方式提前使用未来收入家庭的比例。
另一方面，由于利率效应的存在，紧缩性财政政策可以降低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利率效应又被称为“信用效应”（credibility effect），通过实际利率的下降影响私人投资。当政府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的时候，其借债需求减少，同时，会减少政府违约风险补偿，这样，国债利率溢价也会得以减少，如果这样导致市场实际利率下降，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就会增加。但是，利率效应的效果取决于公共财政的初始条件。如果在财政紧缩之前，国内生产总值的负债率超过了一个相对较高的临界值时，利率效应发生的可能性会更高。
供给面的成本传导渠道也称为劳动市场渠道，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效应起作用。劳动力市场效益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效率和经济总体竞争力上升而带来的私人投资增加。
财政紧缩的工具通常来讲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从收入角度出发，提高税收；另一个是从支出角度出发，减少政府支出。从提高税收角度来说，政府提高税收，同时会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会提高企业的税前工资成本，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并打击其生产积极性，从而总供给降低，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从支出角度看，政府的支出一般由对外支出（一般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等）与对内支出（政府部门员工工资等）组成。一般政府支出的增加会“挤出”私人投资和消费；如果一般政府支出减少，就会“挤入”私人消费和投资，考虑到转移支付和福利等其他对外支出项目，政府对外支出的减少一般不会对总供给产生额外负面影响。
同时，政府对内支出的减少，比如削减政府部门工资等，会导致劳动力市场进行调整，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会得到提升，从而工会所要求的最低工资会得以降低。这样，单位劳动成本会下降，企业实际工资支出压力会减小，利润会增加，从而刺激雇佣、投资和产出的增长，提高总供给。
综上所述，财政紧缩工具的使用决定了紧缩财政政策会起到什么样的政策效应。特别是以缩减政府支出为主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成本传导渠道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利润，最终使总供给增加。图2-1简要列示了紧缩性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传导渠道。
图2-1 紧缩性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传导图
上面分析了紧缩性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的传导渠道，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实现这个效应，也就说这个效应存在的条件与决定因素是什么，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初始债务规模：政府的初始债务规模的大小对紧缩性财政的政策效应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在政府的债务水平和私人消费之间有一个临界值。如果政府的债务水平在这个值以下时，会产生传统的凯恩斯财政政策效应；一旦政府的债务规模超过这个值，那么占据主导地位就会是非凯恩斯效应。
二是财政紧缩幅度：基本所有证实非凯恩斯效应的研究认为，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是高强度、持续的财政紧缩。当紧缩力度较小时，其动态变化由凯恩斯效应主导，当紧缩力度加大加深时，逐渐占据主动的是非凯恩斯效应。从这一点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欧元区其他国家对紧缩政策怨声载道的情况下，德国还一直坚持严厉的紧缩政策的原因了。
三是紧缩财政政策的可信性：紧缩财政政策能否取得理想效果取决于该政策的可信度，经济个体对政策以及未来经济走向的预期也会直接受到该政策可信度的影响，从而使经济个体的消费与投资行为得以改变。政策效果的好坏不是通过强制遵从取得的，而是取决于经济个体的认可，紧缩政策执行的可持续性对政府取得信任十分重要。因此，政策的可信性的取得需要时间。
四是紧缩财政工具的构成：经济学家对20个OECD国家进行研究后，指出，财政紧缩政策是否可持续，取决于财政紧缩工具的构成。以减少支出为基础的财政紧缩政策是会长期有效的，容易成功，特别是缩减政府对内支出，比如政府部门工资支出。但总的说来，紧缩的财政政策需要多种工具配合使用，比如政府补贴、公共部门工资、社保支出以及税收等，否则，其效果只会是短期的。一般认为，采取缩减政府支出方式为主的财政紧缩政策更容易产生非凯恩斯效应。
综上所述，紧缩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需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条件。在需求面传导渠道下，通过预期效应、财富效应和利率效应改变经济个体的预期从而刺激经济；在供给面传导渠道下，通过劳动力市场效应，改变企业的工资成本与企业利润，左右产出波动，从而形成非凯恩斯效应在供给面的成本传导机制。但是，只有在较高的初始政府债务规模以及较大的政策信用度下，通过长期大力且持续的紧缩政策，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财政紧缩工具，才可以加大紧缩性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主导作用。事实也表明，紧缩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很难产生非凯恩斯效应，短期内仍可能促发赤字与增长之间的矛盾，正如现在欧盟各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问题。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后，欧洲各国尤其是地中海国家在2009年执行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这些计划导致国内的财政赤字大幅攀升，国家总债务不断增加。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四国赤字均占到其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希腊12.7%，西班牙11.4%，葡萄牙9.3%，爱尔兰13%），
远远高过3%欧盟自身的安全线标准。这一结果导致了欧元汇率大幅下跌及美元的升值，欧洲债务危机凸显。但真正拉开欧洲债务危机序幕的是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事件。
2009年10月初，希腊政府突然宣布，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2009年12月，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著恶化，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相继下调希腊主权评级。惠誉在2009年12月8日表示，将希腊信贷评级由A–下调至BBB+，前景展望为负面，这是十年来惠誉首次将希腊评级降至A级之下；标准普尔在2009年12月16日晚间宣布，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下调为“BBB+”，并将其列为“信用观察负面”行列；穆迪在2009年12月22日宣布将希腊主权评级从A1下调到A2，评级展望为负面。
这一事件使希腊政府陷入财政危机中，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序幕。随着欧美股市与欧元纷纷下跌，希腊危机也慢慢演变成了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导火索。
我们可以借助表3-1来仔细回顾一下希腊债务危机的进展。
表3-1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事件进展（2009年12月—2013年6月）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网，URL：http://topic.eastmoney.com/europedebt/，2010-6-25；Griechlandsweg in die Krise，URL：http://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griechenland640.html，2013-7-7。
从表3-1可以看出，希腊的债务危机并不如先前预料的那样只是小打小闹，而是愈演愈烈，是整个欧洲债务危机的导火索，正是因为欧洲当局面对问题时一拖再拖使得希腊局势持续性不明朗，市场的负面预期使得整个欧洲市场失去了流动性，从而导致了欧洲债务问题的恶化。虽然动用了真金白银却未能力挽狂澜，市场对希腊的信心仍旧不足，欧元兑美元汇率持续下挫。
随后欧洲其他国家，比如，比利时这种外界认为较稳健的国家以及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也开始陷入危机，都预报未来三年预算赤字居高不下，危机主角已非希腊，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显现，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演变为欧洲债务危机。整个欧盟都卷入了这场风暴之中。这导致了欧元汇率继续大幅下跌及美元的升值，加上严重受挫的欧洲股市，德国等欧元区的核心国都开始感受到危机的影响。整个欧元区面临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2010年2月4日，德国预计2010年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5%；2010年2月9日，欧元空头头寸已增至8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2010年2月10日，巴克莱资本表示，美国银行在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及西班牙的风险敞口达1760亿美元。
随后，希腊财政部长称，为了度过危机，希腊在2010年5月19日之前约需要90亿欧元资金。但是欧洲各国在援助希腊问题迟迟达不成一致意见，2010年4月27日，希腊主权评级被标准普尔降至“垃圾级”，危机再次升级。2010年5月10日，为了维护欧元的稳定，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们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达成了一项救助方案，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以救助同希腊一样陷入债务问题或有可能步希腊后尘的其他欧元区国家，以遏制希腊债务危机蔓延并力促欧元稳定。
每一个问题的背后总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问题的最终爆发也是时间累积的后果。希腊债务问题也不例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许多国家都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最终导致了这些国家债务激增，在金融危机之后，又陷入了沉重的债务泥潭。同样面临债务问题，但是，为什么债务问题会在希腊最先爆发？这和希腊本身的经济结构和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希腊自从实施欧元以来，对于《马约》里关于对国家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水平的指标，没有一年能够达标。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导致了许多欧元区国家财政赤字上涨，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像希腊那样，遭受同样严重的后果。多年来，希腊并没有因为自己没有遵守《马约》中关于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的规定而遭受任何惩罚，有时，它甚至掩盖自己实际的财政状况。这样一来，希腊可以毫无顾虑地增加债务。尤其最近几年以来，希腊政府为了取悦选民，不断增加公务员工资，导致公务员支出飞涨；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社会福利费用的增加，导致政府预算和公共债务屡创新高。2009年，希腊的国家公共债务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19%，明显高于其他欧元区国家（图3-1）。
图3-1 希腊双重赤字和债务水平2001—2015年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因此，希腊债务问题升级是其长期借债发展经济的后果，这对于希腊来说，意味着的就是国家信誉度的丧失。三大评级机构不断下调希腊国债的信誉等级就是对此一个非常好的佐证。信誉等级的下调可以说是点燃了希腊债务问题的导火索。
其次，希腊是欧元区一个小国，主要通过财政和经常项目的双赤字以及加入欧元区后更容易获得廉价的贷款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拉动以及信贷消费，推动经济发展。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消费支出份额都占到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90%，截至2009年，希腊的个人消费支出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0%以上，
但是，金融危机后，居民的国内消费受到严重影响，导致经济下滑。在缺乏灵活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货币高估使得出口始终较差，这迫使政府依靠大量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导致赤字持续累积，形成赤字和出口下滑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希腊主权信用风险不断增加。
第三，希腊产业结构落后，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
希腊属于欧元区经济弱小国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以海运和旅游业为主，工业和制造业尤为落后。海运和旅游业是最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产业。2009年，欧盟成员国进入希腊的游客减少了19.3%，而美国游客则减少了24.2%，相应的旅游收入分别减少了14%和16.2%。
支柱产业的萎靡直接导致了希腊政府财政收入的锐减，而支出并没有下降，这就导致危机来的时候，应对外部危机冲击能力下降。
第四，希腊政府多年来在打击偷逃税方面力度不够，令政府失去了大笔财政收入，无力填补巨额支出留下的缺口。
第五，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放大了危机的影响。主权信用评级的下调使希腊融资成本提高，希腊国债的抵押价值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