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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对开普殖民地的两次占领 英军对开普的第一次占领历时 8 年，虽然名义上是保护“盟国”，但在实际操作中体验到开普极其优越的海军基地条件后，心怀叵测的英国殖民当局筹划“英国化”的长期打算：第一，英国当局取消加尔文教作为南非殖民地“国教”的地位，确立“宗教自由”的政策。这个做法深深伤了布尔人孤傲的心，埋下了对英国人的不信任。第二，1799 年英国传教会到达南非，1802 年便在贝瑟尔斯建立了一所英国传教团。英国一反布尔人加尔文教团基本上不向土著人传教的做法，而将传教重点放在土著民族身上，因而在一些当地人身上迅速产生了某种亲英的影响。
1802 年 3 月 27 日，英法签订了《亚眠和约》，维持了 14 个月的停战。1803年 2 月 20 日英国不情愿地撤出它统治了 8 年的开普殖民地，由荷兰政府接管。同年 5 月英法再度交战。1805 年 7 月，英舰逼近开普。1806 年 1 月 10 日，英国第二次占领开普。为了实现英国梦寐以求的锻接海上霸权的链条，这次占领英国便不肯把它交还给荷兰了。1814 年维也纳会议上，英国迫使荷兰政府正式将开普殖民地移交给英国。在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前的 70多年风云变幻中，开普殖民地是英国从大西洋通向印度洋航线上最重要的军事基地。英国在好望角港口驻扎重兵和舰队，拱卫它在两洋航线上的两翼。
19 世纪是世界海军装备发生重大变化的世纪，也是英国海外殖民扩张力度最大的时期。开普殖民地的获取和永久占领，无论对于英国维持海军优势或对于它在东方市场的开拓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条大英帝国“生命线”的连接，为英国利用皇家海军推行“两个霸权”（军事霸权和殖民霸权）的国家政策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英国军舰和远洋商船从使用风帆改成利用蒸汽动力，赢得了海洋上的“行动自由”，大大减轻了海员对好望角航路的畏惧心理。南非盛产的煤炭资源，在轮船时代使开普从两个世纪以来的海上食物供应站又成为更具重要性的加煤站。开普殖民地在大英帝国系统中的地位更显重要。
英国新殖民政策引起的动乱 英国早期（包括两次占领期间）统治开普殖民地的政策，政治上多异于荷兰。一是除上述宗教政策的开放外，在英国第二次占领即长期占领后，贝瑟尔斯多普传教团建立了教会农场，把脱离部落的科伊人和混血种人召集到农场，“分给”他们土地，形成自耕农式小农场，取得经验后又将此类农场拓展到松达赫斯河一带，形成“军屯”式的混血科伊人农场，以对付科萨人。二是为维护殖民统治，除驻扎正规军外，组织一支较大的武装警察队伍，引用英国在所有殖民地特别是印度招募土著当警察的传统，英国在印度招募锡克人、廓尔喀人当警察和士兵，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得心应手的手法。在上海英租界，戴红头巾的锡克人警察曾被称为“红头阿三”，是中国人熟悉的殖民地现象。同时也是为了省钱，招募大批科伊人（俗称纳马人）当警察，这一措施的实行引起布尔人很大的愤怒。三是在种族问题上实行两面政策：1809 年颁布《霍屯督法令》，一方面宣告科伊人在法律上享有平等权利，享受一般法律待遇；另一方面为了控制科伊人，不开罪布尔人，又规定限制科伊人的迁徙自由，凡离开住所所在区域必须携带通行证。后来有的史学家批评英国人是南非通行证的始作俑者。
桌湾附近的科伊人聚居地
法院制度的改革最触痛布尔人。过去法院多设在较大的城镇，对远徙边区的布尔人鞭长莫及。受布尔人虐待、殴打的仆役、雇工哭诉无门。1812 年，英国改革法院制度的措施之一是设立流动法庭，每年巡回在边远地区，审理该地区积累下来的案件。以前，科伊人仆役受主人虐待只有忍气吞声，自从有了巡回法庭，纷纷上告。案例之一：在赫拉夫——里内特边区，科伊人仆役以斯控告其主人弗·贝佐伊登霍特。后者对法庭传讯置之不理。法庭派科伊警察传他到庭。他逃进山洞，拒捕时被击毙。死者弟弟扬·贝佐伊登霍特在桀骜不驯的布尔人面前煽情，表示要为兄报仇。这件事被布尔人中“共和国”分子加以利用，酿成叛乱事件。英国出动正规军镇压，布尔叛乱分子在斯拉格特斯内克（Slagtersnek）投降。英国把被捕的布尔人送上法庭，判处死刑。行刑时虽绞刑架折断倒塌，英国人仍把布尔犯人再度吊起来处死。这就是南非历史上著名的“斯拉格特斯内克事件”。有的史学家过分夸大这一事件的意义，认为此一事件使内地边区布尔人从此对英国当局恨之入骨，成为后来（19世纪 30年代）布尔人大迁徙的历史原因。其实这不过是老谋深算的“英国佬”作秀而已。
伦敦传教会的积极活动产生颇大的影响：直接的影响是，使布尔农场主丧失了一大批廉价劳动力及后备军，间接的则是对开普殖民地北部政治边界（南纬 29°）形成深远影响。坎贝尔传教士让亚当·科克领导下的一部分科伊混血种人（称格里夸人）从奥兰治河流域迁到格里夸兰。此后格里夸人分裂成三部分，分别住在：格里夸斯塔德（Griekwastad）、坎贝尔（Campbell）、菲利波利斯（Philippolis），形成 3 个效法布尔人传统的“半国家”性质的组织，从西到东绵延北疆，铸成了挡住布尔人向北扩张的屏障，为以后南非的种族政治地图画下了更加复杂的背景。
开普港补给站的作用不减反增 英国在统治开普殖民地初期，经济政策和土地政策与荷兰基本相同。对两洋航线船舶的鲜货供应一直维持着开普市场的繁荣。在法国军队占领埃及期间（1798—1801 年）英国通往印度的海峡联运道路受到严重威胁，英国不惜力量保障好望角航路的畅通，调遣舰队，驻军倍增。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在开普的驻军始终维持在 4 000人以上规模。英国船队频繁进出开普港，消费大量食物。1807 年，英国总督卡勒登伯爵致信英国陆军兼殖民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就指出“驻军数目庞大和泊港船舶增多，对农产品需求日益增长”，开普市场对内地牲畜的需求有增无减。1815 年欧洲战争结束，驻军规模虽渐趋缩小，但在 1815—1821 年离开普海上距离最近的圣赫勒拿岛成为囚禁拿破仑的场所，为防止 1815 年“厄尔巴岛拿破仑逃逸事件”重演，该岛驻屯相当规模的军队和船舰。圣赫勒拿岛仅 122 平方公里，为火山岛，不产食物，这些军事人员和行政人员以及拿破仑身边一大帮人所消费的大量肉类全靠开普市场供应。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英国工业革命迅猛发展，东方殖民地如印度越来越成为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印度棉花输往英国从 1800年的 506包激增至 1818年的 127 124 包；英国棉纱、纬纱和布匹（从加尔各答运进）输入印度在 19 世纪初年接近于零，到 1828 年（或 1829 年）分别猛增至 149 076磅，918 646 磅，价值 296 177英镑。航行于两洋航线而停泊于开普港的船舶数目直线上升，满载着纺织品驶往印度和中国的英国船舶，以及从印度、中国等地回航欧洲的满载生丝、棉花、茶叶、瓷器等货物的货船，都在开普港停泊，补充给养，船员上岸休养。泊港帆船，舳舻蔽水，云帆遮天，盛极一时。
开普成为英国新的羊毛原料供应地 1829年，停泊开普港和伊丽莎白港的船舶增至 301艘，以英船为多。每年仅供应这些船舶的活羊就超过 3.4万只。1835年船舶继续增加到 569艘，需供应活羊约 6.4万只。开普市场牲畜贸易连获厚利，历久不衰；加上绵羊还可供应羊毛原料，又辟新径。饲养牛羊数目直线上升，成倍增长，以前所未见的巨大动力，持续推动着内地的土地扩张。尤其从 19世纪 20年代起，开普殖民地饲养牲畜头数增长飞快：1821年绵羊总数为 185万只，1828年增至 218万只，1833年再增至 294万只。山羊数量也大量增加，1834年达到 162万只。随着欧洲工业革命后毛纺业的发展，开普殖民地市场的需求出现新现象：在对羊肉的供求关系继续增长的同时，对羊毛需求量更是前所未有地显著增长。英国毛纺业需要殖民地供应大量优质羊毛。作为英国羊毛的第一供应地的澳大利亚已有供应不敷之虞，开普殖民地畜牧业重点开始转向生产羊毛。改进饲养技术的结果证明：西班牙美利奴羊颇能适应南非环境。1810年以后，南非美利奴羊毛输出逐年增加：1822年向英国出口羊毛 2万磅，1838年增至 49万磅，1851年再增至 544万磅。29年间增加272倍。总之，在 1867年南非发现金刚石矿前，供应过往船舶肉类和生产羊毛原料的畜牧业出口量一直超过种植业出口量（虽然驰名世界的南非葡萄酒出口量亦很多），形成南非殖民地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构成殖民地土地扩张的基本特征：在单位面积载畜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欧洲殖民者为扩展畜牧业（增加牛羊数目）而掀起的土地扩张运动方兴未艾。
美利奴羊
英国新移民引起的扩张 在南非积累了 20多年统治经验的英国殖民政府，深感英国人在开普殖民地白人社会中“势单力薄”，缺乏社会基础，难以抗衡土生土长的布尔人社会。英国政府需要一支效忠英国的白人力量。同时，要在南非实行“英国化”也需要英国人在白人人口中占一定的比例，使南非社会力量能为英国人所掌握。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国内为缓和因 30万复员士兵而加剧的国内失业问题的压力，也出现越来越高涨的呼吁从英国移民南非的呼声。1820 年，英国殖民政府拨款5万英镑资助从国内移民5 000人进入南非。这批移民原计划定居在土地最肥沃、雨水充沛的楚尔费尔德地区，英国设想建立一批拥有技术自耕农的农场。此后英国移民持续不断进入南非：1844—1847 年继续移民 4 300 人；1851—1862 年 1.2 万名英裔和德裔移民进入南非。
最早的美利奴羊图片
然而，19 世纪 20—60 年代陆续迁入南非的英国移民，相当一部分后来都逐渐迁入城市如开普港、伊丽莎白港、东伦敦等居住。开普英裔人口短期内增加一倍。具有英国文化特征的城市文明从开普向内陆城镇辐射。零售商店、赛马、板球比赛、报纸、辩论组织等英国特色文化点缀着沿海港口城市和内陆城镇。英裔移民文化水平较布尔人要高，他们后来在南非建立南非文学、创立学校和图书馆及争取新闻自由等方面都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也给南非各地建筑涂染上了英国色彩。
从 1795年英国第一次占领开普时起，英国大小商人先后成群地随军进入南非。这些善于经商的英国人很快就把开普城的生意经营得红火和多样。初时，富裕的商人阶层像候鸟一样，赚了一笔钱就“飞”回伦敦，过一两年又采办一批货再“飞”过来。但也有些商人渐渐就定居下来，或举家迁来。定居的单身商人渐同荷兰人通婚。一批西欧精明商人组成的殷实的中产阶级在南非崛起。1820年，开普城成为自由港，在提供信贷、供应贸易商品、金融咨询和服务方面同当时世界贸易中心伦敦紧密联系起来，迅速促进了开普城的工商业发展。
然而，生活在南非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一批英国乡居的新移民，如同其前辈荷兰和法国的移民一样，很快变成经营粗放牧业的农场主。他们如法炮制布尔农场主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就是土地的扩大”这种无限扩张土地的逻辑。在土地扩张和剥削非洲人劳动力上，英国人和布尔人渐渐有了相同的利益。但毕竟英国移民在经济、文化上都没有掐断同英伦诸岛的脐带，因而同英国国内市场联系较为密切。由于英国农场主生产的羊毛商品性质更强，投入劳动力更多，英国移民逐渐产生需要采取与布尔人不同的剥削非洲劳动力的新方法——雇佣劳动的想法。同时又因受到国际条件的制约：19 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主流已渐受自由资本主义的支配，1807 年英国议会决定：禁止奴隶贸易，1834 年后要在英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度。因此，英国移民的殖民活动除了有与布尔人相同方面外，又形成新特点。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种特点愈益突出。尤其是反映在对待非洲人（土著）的态度和政策上，既保持与布尔殖民者一致的方面，又存在矛盾和分歧。在初期，一致方面是主要的。
按照英国殖民政府的计划，英国移民需要建立集约式的农场，以生产美利奴羊的羊毛，或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这两种产品主要输往欧洲。先由殖民政府将其手中控制的土地，低价分配给移民，每人（户）20 英亩。但殖民政府不切实际的计划很快就落空了，在南非当时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下，集约经营是难以成功的。南非牧场土地的载畜量，受干旱气候、稀少雨量和酸性瘠薄土壤的限制，单位产量很难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畜产品的增加仍主要靠绵羊和山羊数量的增加。但牲畜头数增加意味着牧地面积需要相应的扩大。这在南非高原几乎成为铁的法则。而南非生态环境中能生长牲口爱吃的“甜牧草”的地带毕竟有限，于是英国农场主几乎不到一代时间就变得与布尔人一样，成为对土地极度贪婪的殖民者。
布尔人经过 100 多年的掠夺侵占，已经把加姆图斯河以西的好地都从科伊人、桑人手中强占过来，继续向东扩张受到科萨人的阻挡。英国人要扩大土地不可能把布尔人从科伊人、桑人手中抢来的土地再抢过来。英国军队在第一次占领开普殖民地时期（1795—1803 年）就曾站在布尔人后头面对强悍的科萨人。到 19 世纪初，这两支从欧洲迁来的白人殖民者终于在大鱼河畔同时面对着部落组织保持完好的强悍的黑人——科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