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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图人也是南非境内最早的居民
在很长一段时期，有一些南非历史学家为了淡化荷兰和英国殖民者侵入南非的这段历史，颇费心机地力图“证明”非洲人中的班图人也是“侵略者”。有人公然宣称班图人和欧洲人一样是征服者，是南非的外来者。今天，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这种明目张胆的言论渐不多见，但谬论流传，仍时隐时现。有人竟编造荒唐可笑的名词“外来土著”
用以称呼班图人。班图人早在公元 2—3世纪就已出现在林波波河沿岸，比欧洲人的出现早 1 000 多年。更为重要的是，两者性质完全不同。荷兰和英国移民是资本主义时代欧洲的殖民扩张。在非洲大陆早期史中，几乎所有非洲民族都处于不断迁徙的过程中，迁徙路线的趋向是自北而南。迁徙往往是民族融合的前奏。班图人南下渡过林波波河与讲科伊桑语的民族（科伊人和桑人）混合，是非洲民族融合中最典型的事例之一。拥有铁器工具的班图农人在德兰士瓦高地同没有铁剑的科伊游牧民族开始了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这两个民族的关系史中最具有特色的是，两个民族的相遇没有重演非洲历史上一再重复的游牧民族征服农业氏族，破坏社会生产的故事，而是导致铁器时代农业经济与石器时代畜牧经济的交融和糅合。两个民族融合的结果是，在南非北部和东部广大地区，形成了南非社会前所未有的牧农混合经济结构，促使南非人口第一次巨大增长。这些变化对南非后来的历史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班图人从东非南下的驱动力 班图人在东非居住过的许多地区都是萃萃蝇流行区。萃萃蝇传染的疾病严重危害牲畜，限制牧业发展。班图人在东非主要从事农业，以低产的非洲蜀黍为主食，只有少量牲畜由家庭小规模圈养。班图人的农田种植采取落后的刀耕火种的方法，在大片火烧垦荒的土地上广种薄收。由于世世代代焚烧大片森林，无数植被被毁坏，引起水土流失，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土壤肥力下降，地力耗尽，使得人口密度远远超过了土地承受能力。为防止水土流失，班图人创造了修梯田的方法，但也无法从根本上弥补生态平衡所遭受的破坏。班图人不得不持续地向南方迁徙，而在他们身后留下了一堆堆梯田的废墟。
南下的班图人在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间的草原上创造了铁器时代农业和矿业的高度文明，后续的班图人越过他们的先辈继续南下。大约在公元一千纪上半期，头几批班图人渡过林波波河进入南非境内。从考古发掘中，可以肯定班图人横渡宽阔的林波波河时并没有赶着大批畜群。紧靠林波波河南岸的两个著名遗址：马庞古普韦（Mapungubwe）和班班德亚洛，经考古发掘证明，当时班图人自己并不拥有多少牲畜。
班图人从科伊桑人处学到什么
从公元5世纪班图农人居住的哈特比斯普特（今比勒陀利亚附近）的铁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考古发掘很少发现牛羊遗骸，其他早期遗址也存在类似情况。17 世纪班图人已扩展到德班附近，但直到公元二千纪初，班图人的牲口仍然很少，养牛和取奶的知识仍很贫乏。从遗址分布来看，班图人口较稀少。这种状况是在他们与科伊牧人广泛接触融合以后才完全改变过来。班图人勤劳剽悍，善于耕作，与科伊妇女广泛通婚。最初在德兰士瓦高地，以后在东南近海地区，科伊牧人同班图农人互相融合。铁器时代的班图人社会发展程度比石器时代末期的科伊人高，因而前者吸纳融合了后者。这些地区的石器工具逐渐消失。德兰士瓦象池遗址的铁器时代遗物还包含大量石制器物，有力地证明这两种文化的融合。科伊牧人善于饲养牲口和放牧，尤其是牧牛，对班图人畜牧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今日东南班图语中，凡是牛、羊、奶和奶制品等畜牧方面的词汇几乎全部来自科伊桑语。这是一个长期令人疑惑不解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大量考古所证明的科伊人与班图农人从生产到生活方面的交融关系中得到启发。恩戈尼语（包括祖鲁语、科萨语）中有大量科伊桑语所特有的“倒吸气音”，这是班图族与科伊族之间存在十分密切关系的有力佐证。
班图人农牧混合经济的出现 可能由于南非境内少有萃萃蝇肆虐的地区，公元二千纪上半期，班图社会中出现畜牧业愈益加强的趋势。畜牧业由原来辅助农业的、小规模的家庭圈养，发展成为与农业结合的大规模的草原牧放业。其农业经济逐渐转变成以牧为主的牧农混合经济。这一变化对南非早期社会生产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以拥有牲畜财产为特点的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公社在班图社会中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二是人口大量增加，德兰士瓦中部的一些遗址证明，当地人口从石器时代最高峰时的仅有几百人上千人增加到几万人。三是扩大了班图人居住的地带。在此之前，从事单一农业的班图人选择居住地区时，首先要考虑满足农作物对充沛且稳定的雨量的要求，因而长期以来无法向南非辽阔的但雨量不稳的高草原地带扩展。德兰士瓦西南部、奥兰治和纳塔尔的大部分地区都是面积广袤的高草原和中草原地带，气候温暖，雨量较多，形成大片丰茂的夏季牧场和全年牧场，十分适于发展牧业。但这片地区的西部，由于雨量不稳，变化很大，严格限制了农作物的种类，使该地区只适宜种植耐旱的非洲蜀黍。兼营农牧业的班图人减轻了顾忌，南下寻找肥沃牧场，终于在南部非洲这些地带定居下来。草原适宜的自然条件巩固了班图人的牧农混合经济。到 15 世纪末，班图人已扩展到今日奥兰治自由州中部、纳塔尔南部和东开普的一部分。苏陀——茨瓦纳人、北恩戈尼人大多已定居下来，只有南恩戈尼人（科萨人、太姆布人、庞多人）继续朝凯河方向源源不断地南下。
建造一个家庭公社
班图人的文化优势
使用铁器工具的班图人的牧农混合经济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当地的自然条件以及农牧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它比科伊人单纯的游牧经济更适宜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且比较稳定。自从二千纪下半期北恩戈人从东海岸引进容易种植的高产的美洲玉米以后（可能在 1635 年以前就已开始种植），
更增加了东部自然条件有利地区的农业潜力。过去曾毁灭无数班图人公社的周期性饥荒显著减少了。南部非洲班图人的人口开始了第二次大增长。据埃伦伯格估计，仅巴苏陀族人口就增加到 75 万人。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家庭手工业的发展。班图人炼铁和锻铁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铁制工具甚多。他们也炼钢，喜好用铜制作各种装饰品。手工业的分工粗具轮廓。班图人可用来交换的产品品种和数量都比科伊人多很多。牲畜在交换中仍占重要地位，其他商品都用牛羊估价，如 8 头母牛可换两块十字形铜块。班图人同西部地区的科伊人和桑人之间的交换活动相当活跃。桑人拿野蜂蜜、鸵鸟蛋等制成各种野味和项珠，以换取班图人的牲口、谷物和铁箭头。班图人中出现了专业商人，不从事生产只从事交换。北部地区特尔哈平的商人常趁雨季越过沙漠到达奥兰治河边，运来铜匙、象牙手镯、铁项圈、斧子、带倒钩的长矛、鞣制过的鹿皮、烟草等，同科伊人交换牲畜。
班图各部落之间的交换更为活跃。在北部地区，茨瓦纳人和苏陀人开采金、铜、铁矿，矿产品作为财富来源其重要性仅次于牲畜。少数地区还出现了专门制造精美的陶器和多种纺织品的手工业。畜产品、谷物、金属、盐以及各种土特产构成了南非地方内部商业网的基础。尽管在南非各民族中自然经济仍占支配地位，但各族、各部落之间交换的长足发展，促使狩猎、畜牧、农业、手工业几个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交换关系，成为互相依赖的部门，这对于促进南非社会分工起了有益的作用。猎人、牧人和农人对彼此产品的需要渐渐固定下来，交换经常进行，成为常规。他们各自都有意为交换而生产一部分不供自己消费的产品，产品的品种和花样大大增加，反过来又刺激了各部落群众的交换欲。
交换的发展对班图部落社会内部产生深刻的影响。首先，单个生产者的自由交换同历史上形成的部落酋长的垄断交换发生矛盾。按传统习惯，班图人部落之间的交换必须通过部落酋长进行。但随着部落内部经济的发展，酋长对一切交换的垄断逐渐维持不住。家长制家庭公社本是班图部落社会内部的共同生产和共同消费的单位。每一个家庭公社住在一座“克腊尔”（Kraal）里面，家族成员包括同一男性所生数代子孙及其妻子。班图人实行一夫多妻制。家族规模比较庞大，有的拥有 20—40 个成年男子。这种多妻分房制度极易促成家庭公社内部个体家庭的形成。家庭公社在部落分配的土地上放牧和耕种，产品归大家庭分配和享用。这种家庭劳动是牲畜、谷物等财产积累的基础。随着牲畜大量繁殖、交换的发展，家庭公社私有财富的增加，生产者力图冲破部落酋长对交换的垄断。其次，交换的发展促进班图部落内部贫富分化现象的产生，成为破坏原始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因素。那些拥有大量牲畜的富裕家族往往通过“牲畜借贷”使本部落的穷人在经济上依附自己，并且利用一夫多妻制形成的广泛的亲属联系，日益加强本家族在部落中的支配地位，使之成为“当权家族”。班图人的部落酋长虽然形式上仍由选举产生，但“不属于当权家族的人，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能被选为酋长”。富裕家族成为部落上层以后，其他公社成员就负有为他们放牧、耕地、盖房、修圈的义务。部落酋长拥有的畜群越多，越容易为自己招募更多扈从。由不同部落人员组成的扈从队往往成为酋长私人发动掠夺战争的工具。扈从制度后来在南非班图人一些部落中起了促成王权产生的作用。可见，牲畜财产的不平等已使班图部落成员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逐渐变成依附和服从的关系。
19世纪典型的克腊尔
下面我们把班图人的牧农经济结构按人口的稠密稀疏分成两种类型进行分析。
北部地区（稠密型）的农牧经济结构 由于环境不同，在班图人居住的南非南北两个地区交换的发展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班图人的牧农混合经济中的农业和牧业的比重是由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决定的。乌姆齐姆库卢河和奥兰治河以北的北部地区，是班图人定居较早的地区。经过几百年的垦拓和人口繁殖，这些地区人口密度较大，生产、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程度较高。牧业虽仍占重要地位，但种植业（特别是引进玉米以后）所占的比重比南部地区大得多。农牧混合经济所生产的大批牲畜和玉米提供了可供交换的食物，为北部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德兰士瓦东部的帕拉博鲁瓦地区，萃萃蝇一度流行，土壤贫瘠，但矿产十分丰富。自从有了外地的牲畜、谷物的充分供应，当地居民就以矿业为主，生产大批铜、铁金属用品，用来换牲畜、谷物等。“这里听得见槌声叮当，却听不见牛羊哞哞”。到了 17—18 世纪，随着德拉戈阿湾（今日莫桑比克的马普托湾）海外贸易的开展，欧洲商人大量收购象牙和贵重毛皮，直接刺激了南非内外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部落卷入到商业经济活动中，扩大了商路和市场的规模。聪明的商人从内地收购象牙、毛皮、牲畜运到德拉戈阿湾，又把黄铜、镯子、布匹、珠子等欧洲商品运至内地。佩迪人酋长甚至派遣商队到沿海一带活动。班图族商人开辟了总长 1 200 公里商路，这些商路从北部马特维人地区往南延伸，经过佩迪人居住的索特潘斯山区和文达人的高草原区，径穿纳塔尔，直到南恩戈尼人地区，形成自北到南的内陆商路。德兰士瓦西部也有一条贯穿整个高原，直到德拉戈阿湾的自西而东通过海口的外贸商路。铜、盐、铁等货物通过这些商路进行长途交换。居住在这些商路要冲的部落酋长，利用地利条件开征商税，作为保护商路和市集的报酬。18 世纪末 19世纪初德拉戈阿湾市场的象牙供不应求，利市百倍，北部地区许多部落酋长趋之若鹜，力图完全垄断象牙贸易。他们手中拥有大批牲畜、谷物、毛皮和手工制品，经济力量雄厚，能够建立许多猎象和贩运象牙的社会组织（扈从队），严密控制自然资源。在北部地区，欧洲商人无法大批渗入内地直接经商。班图人和欧洲商人的经济交往主要限于沿岸海港。德拉戈阿湾不仅有葡萄牙商人，也常有英、荷、法等国海船停泊。他们的互相竞争，提高了象牙价格，并使非洲人在象牙贸易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在垄断贸易方面最突出的是丁吉斯瓦约酋长，他在纳塔尔甚至建立起一个有100 人做工的皮革加工工场，向葡萄牙商人出口毛皮。这些有利因素使北部地区的酋长能有效维持他们对象牙、毛皮贸易的垄断地位，不断获得巨额商业利润，从而壮大他们的经济实力。
北部地区牧农混合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要求突破部落组织结构的程度。18 世纪末，部落间开始了广泛联合的过程，有的通过和平途径，有的通过武力手段。为适应部落发展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同龄兵团”军事制度，大大促进了班图人从部落过渡到民族的过程。这种打破部落界限、按年龄等级组织起来的作战队伍，成为把各部落联合为国家的重要手段。“同龄兵团”的给养完全依靠“五族领地”。每一个“同龄兵团”都由属于首领所有的牛群供给肉和奶，谷物供应则靠聚居在“领地”内的大批妇女从事农耕得来。首领依靠垄断贸易和征服战争来扩大畜群的来源和规模，因此战士的给养情况与首领拓疆扩土的征服战争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种军事制度还有利于培养来自各部落的战士，建立共同的民族感情和对首领（国王）效忠的信念。单纯的游牧经济在南非自然条件下原本很难形成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但在南非北部地区“有了可靠的农业生产，王族的游动畜群就把各部落臣民紧密地聚集在统治者的周围”。18 世纪末以后，在非洲大陆创建起来的几个最突出的民族国家——恰卡的祖鲁王国、莫舒舒的巴苏陀王国和索布虎查的斯威士兰王国——都出现在南非北部地区，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在南非北部地区，班图人无论在人口、经济或社会组织上都拥有比较强大的力量。班图人建立在牧农混合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和国家组织强大有力，使奥兰治河以北的班图各族人民能够在 200 多年时间内（直到 1836 年）把欧洲的早期殖民势力限制在南部非洲的边缘地带。
抱着象牙的人们
南部地区（稀疏型）的牧农经济结构
在南部地区，南恩戈尼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自然环境与北部地区相比有很大不同。当北恩戈尼人定居下来，南恩戈尼人（科萨人、庞多人、太姆布人）还在从纳塔尔继续南下。这股班图人在公元二千纪中期继续南迁，对南非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在南迁过程中与东开普的科伊人、桑人逐渐互相融合；更重要的是他们比荷兰殖民者早一个多世纪迁入南非最肥沃的东南部地区（大鱼河流域）。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歪曲历史，胡编什么最先据有南非（至少是南非大部分）的，是白人而不是班图人（他们根本无视最早的居民桑人和科伊人的存在），根据“占有的先后”，南非是白种人的国家，喧宾夺主的是黑人而不是白人；并提出大鱼河以西没有班图人居住的“论点”。
现在历史学家一般都不接受这种“论点”，因为不仅考古发现证明西开普一些地区早在殖民时期以前 1 000年就有相当数量的非洲人口，而且欧洲人的文字材料也证明大鱼河以东地区早已有班图人居住。
在南恩戈尼人的牧农混合经济中，种植业所占比重较小，牧场载畜量也少，可以供应的食物比北部地区少得多，所以人口迅速增长成为推动他们不断南下寻找肥沃新牧场的动力。科萨人走在南迁浪潮的最前头，最晚到 16 世纪他们已经进抵凯河流域地区。这一事实已为 16世纪在东海岸遇到海难后得救的葡萄牙水手所提供的证据所证实。1552 年、1554 年和 1593 年，葡萄牙海难者在庞多兰、乌姆塔塔河和姆巴谢河地区遇到的黑人都是班图族恩戈尼人。这与班图人的口头传说也是基本一致的。从纳塔尔南部到凯河一带的雨量较为丰富（年降雨量 750—1 000 毫米），溪流密布，终年长流，全年大部分时间牧草丰茂，纬度较高（南纬 31°—34°）却无霜冻，既适于畜牧也颇宜农耕。唯有瘠薄的红壤是较为不利的条件，限制了种植业的迅速发展，使牧业继续维持较大的比重。居住在靠近流水河谷和山坡地带的科萨人人畜兴旺，迅速繁殖起来。据估计，在姆巴谢河以西地区，科萨人人口迅速增长到 10 万人之众，拥有36 万头牛。渡过凯河以后，展现在人畜两旺的科萨人面前的是雨量和植被更加丰饶的南非东南地区。17—18 世纪，科萨人继续朝西南方向迁移。越往南方，雨量的季节分配越均匀，冬雨增多形成良好的冬季牧场。至晚到 1622 年，科萨人已出现在水牛河一带，与居住在开普地区最东边的科伊人相遇。17 世纪末，科萨人进抵大鱼河，18 世纪科萨人已居住在布须曼河和松达赫斯河之间的楚尔费尔德地区。科萨人居住地最远已进抵加姆图斯河上游的卡里埃加河。科萨人可能还没有越过布伦奇斯胡赫特山和加姆图斯河（东经 23.5°）。这个地带成为他们牧牛业的生态边缘，因为由此往西地区的严重酸性土壤不适宜于科萨人的几乎全部由长角牛组成的畜群。与此同时，庞多人、太姆布人也向南向西迁徙。18 世纪，南恩戈尼人已分布在南纬 30°—40°的广阔地带。这一支班图人仍然以频繁迁徙、扩大牧地来解决人口增长引起的食物紧张。这种传统方法给南恩戈尼人造成的深远后果是：牧业比重进一步加大，人口密度缩小，社会分工发展程度较低，部落之间经济联系的发展仍然缓慢。因此，科萨人对即将面对的南非白人，不占优势。
17—18 世纪，科萨人的持续迁徙除经济原因外还有政治原因。科萨人的酋长继承制度使他们的政治结构极易分裂。继承法规定：世袭酋长职位由正妻的嫡子继承，然而酋长一般先娶“右”侧室（第一个妾），所以庶子往往比嫡子年长，而且经常担任“摄政”职务。右侧室庶子常利用这种有利地位，培植羽翼，建立扈从队伍，而后伺机率众分裂，到新区另建部落。如上所述，人口大量增长是部落重新分群的经济原因，但这种继承制度无疑对科萨人当权的沙维家族的分裂起了推动作用。17—18 世纪，沙维家族几乎每一代都发生分裂，产生若干新部落。争夺酋长位置的阋墙之争多半兵刃相见。失败者或失意者率众渡河而去，他们往往投入科伊牧人部落寻求避难或以牲畜换取土地，并与科伊人广泛联姻。分布在水牛河的戈纳人混血集团就是两个民族融合的产物。
科萨人世代不断分裂严重削弱了部落联盟最高酋长的权力。到 18世纪，首邑设在凯河北岸的“最高酋长”对远居大鱼河的部落鞭长莫及，徒具虚名。最高权力被严重削弱，仲裁权威每况愈下，使科萨人抢夺牧场的争端日益复杂尖锐。对于仍在迁徙的科萨人来说，大鱼河彼岸的土地是以原始的无穷无尽的形式出现的，他们靠畜群生存，把牧地看成部落的集体财产，但又从未把这种财产固定下来。因为对于部落来说，被占有和再生产的，事实上只是畜群而不是土地。在第一块轮牧的牧场上，土地都是被暂时共同使用的，这就产生了矛盾（后来荷兰殖民者完全无视部落使用土地的特点，肆意加以侵占）。当游牧生活方式所发展出来的公社——部落——部落联盟上下级服从关系因不断分裂而被打乱时，这种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矛盾就变得异常复杂了。此外，科萨人的新区——东南地带的土壤类型和雨量变化很大。毗邻地区往往在一个牧场遭受干旱折磨，草枯泉竭时，另一个牧场可能就在河的对岸，却风调雨顺，牧草丰盛。因此，对邻区牧场的觊觎也平添了土地争端。当一个新来的科萨人部落要把新区土地当成本部落财产，遇到的唯一障碍是宣称已把该土地加以占据的另一个部落。在仲裁权威消失的情况下，部落战争便是科萨人用来保护财产和攫得财产的常用方式。因此，18 世纪进入大鱼河流域的荷兰人和接踵而至的英国人见到的科萨人部落，是诸多稀疏散布在广阔地区的小而分散、互相敌视、时而陷入频繁战争的部落，而不是他们在北部地区所见的如同祖鲁人那样强大而巩固的部落联盟和国家。
南部地区的贸易情况更使科萨人处于不利地位。17 世纪中叶，南部地区已存在一条把科萨人同奥兰治河中下游沿岸的科伊人及北部矿区的茨瓦纳人联系起来的商路。这条商路后来继续往西南延伸，同开普城连接起来，使贸易范围更加扩大。科萨酋长与北部地区酋长一样，力图垄断各项贸易尤其是牲畜贸易，以增强自己的势力，但他们却无法垄断贸易。在北部地区欧洲商人的活动主要限于海港地区，酋长垄断的主要货物是象牙；而在南部地区，欧洲商人从 1702年以后已深入到内陆大鱼河一带。科萨人的土地与欧洲人的活动地带是相连的，“边界”长达 100 多英里，而科萨人居住地又特别分散，无法把关设卡，每个家庭公社又都拥有贸易的主要货物——牲畜，因此酋长们不仅无法垄断贸易，连商税都难以征收。所以南部地区的大规模牲畜贸易并没有增强科萨酋长的经济力量，也没起到加强权力集中的作用，而是相反，对科萨人的社会起了分解作用。这样的牲畜贸易对家庭公社的贫富分化产生了很大推动作用。马雷在《迈尼厄和第一个布尔共和国》一书中提到的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荷兰人采取的贸易方式剥夺了某些科萨人的牲口，在东部边区出现了科萨人“流浪者阶级”。另一方面，由于牲畜市场需求的猛烈冲击，促进了个体家庭对牲畜的直接占有。有些科萨人径自渡过大鱼河前来开普地区进行交换。这一切终于使科萨人家庭和个人与欧洲商人的直接贸易迅速取代了传统的氏族首长、酋长对交换的垄断。同时，这种不受部落或公社控制的私人财产（牲畜）的积累和贸易，促使越来越多的家庭公社或个体小家庭渡河自行寻找牧场。有些科萨人散居在欧洲人活动的地带，破坏了部落氏族公社的联系纽带，对部落的结构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但是，科萨人部落内部正在萌发的社会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科萨人与白人殖民者的民族矛盾所掩盖。
科萨人在大鱼河遇到了与部落间互市大不相同的贸易对手——白人商人。他们对牲畜的需求毫无限制，远远超过科萨人可能和愿意提供的牲畜数目。科萨人的牧业生产力有限，用于交换的牛羊头数不能超过畜群自然增殖的数目，否则将会缩小畜群规模，并影响自己来年的消费。科萨人的畜牧业是自给性生产，绝大部分畜产品直接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剩余的牲畜用来交换也仅是为了满足直接的生活需求。他们远不具备大规模生产商品牲畜所必备的历史条件。因此，科萨人用牲畜换来的黄铜饰物、铁器、玻璃珠子等物品，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达到饱和状态，以致供过于求。结果造成牛价上涨，降低了白人商人的利润。1752 年进入科萨人地区的荷兰人发现牛价上涨太多，使他们无法购买。同时，科萨人也不愿意把他们主要的社会财富——牲畜大量地拿去交换已经充斥市场的日用品。科萨人不知道从 18 世纪初开始，他们在毫不知觉的状态下已经逐渐被拖进了世界贸易市场，他们在大鱼河谷地饲养的牲畜早已被用来供应大西洋——印度洋航海线上的水手和旅客，早已成为开普半岛上的两洋航线“海上饭店”的桌上佳肴。白人商人贪得无厌的背后是一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的世界市场。这个市场使得科萨人牧畜产品的外销成为白人的“首要利益”。为了这个“首要利益”，荷兰人已经使全世界许多殖民地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多少民族正在从地球上消失。用武力夺取那通过贸易得不到的大批牲畜，仅仅是荷兰殖民者“温和的商业”的另一种形式，而用殖民暴力大规模地侵占饲养牲畜的土地，才是荷兰殖民者正在给南非原住民带来的真正灾祸。第一批荷兰殖民者跟在商人后面，在加姆图斯河和大鱼河之间地带定居下来是一个噩耗，预示着将有一伙掠夺成性的殖民奴隶主贪婪地窥视科萨人在大鱼河沿岸牧草丰茂的土地。就是在大鱼河两岸广大的地区，在此后 100 年中，面对拥有火器装备的殖民者，科萨人的社会经济结构、部落组织和氏族力量受到了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