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伊桑人的狩猎经济和畜牧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

南非境内最早的居民是讲科伊桑语的黄肤色的居民。南非历史著作一般把从事狩猎经济的猎人称为桑人（布须曼人），而把从事畜牧经济的牧人称为科伊人（霍屯督人）。他们在体型上很难精确地区分。17—18 世纪，初到南非的欧洲人对两者几乎分辨不出来。他们的肤色都是棕黄色的，有的人类学家因此把他们列为黄种人，但他们又有一些黑种人的特征（卷发、宽鼻）。现在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在鉴定史料分不清他们时，就使用“科伊桑”这个复合词。

对 19 世纪以前桑人和科伊人（以及小部分班图人）历史的研究最大的困难是材料极端缺乏，这种状况使得西方有些史学家甚至到 1963 年还振振有词地说“没有非洲的历史，只有欧洲人在非洲的历史”。他们认为只有人类学家才对这些非洲人感兴趣，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的确定内容并不包括消极的野蛮的社会的不足挂齿的发酵现象”。本章正是要从这些“发酵（萌发）现象”来说明 19 世纪前南非非洲人社会的嬗变。综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以及口头传说和文字记载，我们有根据断定，南非社会包括科伊桑人社会在内，在殖民者入侵前已有经济方面的变化，尽管它是缓慢的。

桑人的狩猎采集经济 桑族猎人居住在大卡鲁南部山区直到奥兰治河北岸高原的广阔地带，在瓦尔河、图盖拉河、凯河的河谷地带也有他们的踪迹。桑人生产力十分低下。直到这个最古老的原始民族在南非境内消失时，他们既没有走出原始社会阶段，也没有完成从游猎经济向畜牧经济的过渡。关于桑人的狩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缓慢的原因，西方学者有一些解释，但很多是片面夸大种族特征的差别。如锡尔从解剖学角度加以“论证”，企图以脑容量过小来证明桑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桑人狩猎经济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没有任何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的一段论述给予我们以启示。“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在原始社会中，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而带来的产品的多样性，对促进原始居民的接触和产品交换尤其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辽阔而单调的南非高原为居民所提供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是十分单一和雷同的，只有羚羊、野生块根（Veldkas）、浆果、野蜂蜜和鱼等。尤其是相距遥远的氏族公社或是毗邻的氏族公社，在南非高原上能找到的都是拥有大致相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基本相同，即使在氏族公社有机会互相接触时也几乎不产生任何交换的需求。后来驰名世界的南非名产：象牙、犀角、珍贵的动物毛皮，对于桑人猎人来说如同废物。利文斯敦在 19世纪 50年代游历当时还与外界基本隔绝的恩加米湖畔时，发现当地人把成捆的象牙用于修筑篱笆或任其腐烂、烧毁。对于不存在简单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公社来说，既然桑人的产品除了满足氏族公社成员的简单消费以外，不能通过交换来满足其他方面的需要，他们当然不会去生产任何多余的产品。狩猎经济本来除了生产直接消费的生活资料外，就没有什么可积累的财富。猎获物随生产随消费，也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南非的自然条件更加强了这方面的不利因素。桑人除了晾晒干肉充当几天口粮外，几乎没有任何财富的积累和储存。因此，几乎没有任何因素可以刺激和推动桑族猎人去利用或改造现有的生产工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如此，桑人即使精心制造他们的主要工具——弓箭，他们所花的时间也并不是为了用来生产消费资料，而是用来满足他们对生产资料的需要，因为超过任何消费需要的生活资料对桑人都是没有意义的。桑人对时间的浪费漠不关心，他们可以如同泰罗在《人类原始历史》中描绘的原始氏族用整整一个月时间来制造一支箭一样，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收集蛇蝎、甲虫和某些鳞茎的毒液来涂抹石质的或骨质的箭头。

因此，桑人虽然在南非高原上度过了上万年时间，耗费了大量劳动，却并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氏族公社成员的再生产一直在原有条件下循环往复，氏族公社本身也照老样子存在下去。简陋的生产工具使单个人的力量过于薄弱，只能在集体劳动基础上进行较大型的狩猎生产，任何分散的个体的劳动形式都无法存在。平均分配猎物的办法仅保证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为不存在任何个体劳动收入和私有财产，所以也不发生贫富分化现象。可见，促使原始公社瓦解的任何因素都还没有在桑人狩猎经济中产生，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在悠悠历史岁月中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桑人狩猎经济延续的时间特别漫长，与南非地理环境缺乏任何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也有很大关系。南非羚羊种类繁多、数量极丰，却没有一种羚羊适于驯养。牛羊的野生的祖先，如绵羊的祖先——盘羊都不生存于南非。桑人也没有美洲印第安人可以从狩猎经济直接向种植经济过渡的幸运，因为后者在美洲拥有世界上可种植的农作物中最好的一种——玉米。而在南非，羚羊出没的高草原（从而也是桑人的居住区）上，大多数年雨量低于种植所需要的最低限度雨量，只适宜那些勉强塞饱肚子而营养颇差的野生块根的生长。

南非莽莽荒原使桑人与辽阔非洲其他氏族长期隔绝。南非西北面横亘着使南下移民望而却步的卡拉哈里大沙漠，浩瀚的大西洋和印度洋构成它西面和南面的绝对界限。这一切阻碍了桑人与非洲其他比较先进民族更早的接触。本来这种接触会给后进民族带来经济和文化的进步，比如更早地传来适于驯养和人工种植的动植物。这种与世隔绝使桑人在无比漫长的史前时期一切全靠极少人口的有限才智来发展，实际上任何发明创造都需要从头做起。

不管经过多么漫长的时间，到公元前后期，羊终于被引进南非，一部分猎人逐渐过渡到游牧经济。一部分继续过着狩猎生活的桑人受到逼迫，逐渐退入环境更加恶劣的山区或萃萃蝇滋生的南非东北部低湿的谷地。这些地区完全不适宜畜牧生产，当然不会促使这部分猎人去改变其生活方式。但有一部分与牧人毗邻的桑人虽然具有发展畜牧的一切条件，仍继续过着狩猎生活。 19 世纪初，有些桑族猎人骑着马去猎取羚羊，但拥有马匹并没有使他们变成牧人。桑人无数世代形成一种游猎习惯：不让动物活着过夜，总是吃掉一切到手的牲畜，而厌恶并摈弃一切饲养活畜或养育幼畜的畜牧方式。这种习惯根深蒂固，使其很难迈出转变的步伐。因此，历史迫使桑人逐渐学会并养成饲养牲畜的习惯需要多出好几倍时间。许多史实证明，在气候适宜的环境中桑人终于逐步缓慢地向游牧经济过渡了。

桑人过于长久地把生产行为仅限于攫取自然界的现成果实，南非高原的野生动植物给人口稀少的桑人提供了长期勉强维持狩猎经济的可能性，造成他们对自然界太深的依赖。纳塞涅尔·福斯特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天然就能出产大部分生活资料和食物，而气候又使人几乎不必为穿和住担忧……”正是由于长期维持这种状况，桑人付出了巨大的历史代价：一是他们长时期保持极端落后状况，社会发展十分缓慢。狩猎经济几乎无休止地延续。二是依赖现成的食物使桑人极其稀疏地散居在辽阔地带，造成社会组织极端松散，每个氏族公社不过数十人，少的只有25 人；毗邻公社之间也极少往来，往往听不懂彼此的语言。三是桑人没有发展成较大的血缘集团，也没有产生出酋长，只有所谓的“守护人”，权力极小，没有排难解纷、执行仲裁的权力。桑人几乎处于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状态。四是桑人人口增长极慢，甚至减少，退入环境恶劣的山区后，实际是依靠人口分布更加稀疏来勉强维持狩猎经济。妇女生育过密，但婴儿产下便处理掉。人口密度小到平均几百平方公里才有一人。埃伦伯格估计桑人总数在任何时候也未超过四五万人。这种情况使桑人后来在抗击殖民者的战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当拥有火器装备的荷兰殖民者闯入桑人居住的地区以后，全族灭亡的威胁时刻笼罩着人口日见凋零的桑人。

科伊人的单纯游牧经济 关于历史上科伊人的起源问题，在南非史上众说纷纭，迄今未取得一致意见。过去有些学者认为科伊人是从东非带着牧畜迁到南非来的，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和血清学研究越来越否定这种说法。这个问题涉及科伊人与桑人的关系、南非的畜牧经济始于何时等重大问题。现在可以大致肯定，南非境内存在畜牧经济已是公元以后的事。考古发掘在西开普沿岸的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了公元一千纪早期的羊骨。一部分与桑人一样讲科伊桑语的黄肤色猎人，大概在不同地区通过与当时还未拥有牛的班图人的接触而获得大尾绵羊。这些猎人可能因追踪羚羊群深入南非极北地区，而与跟随羚羊踪迹南下寻找天然牧场的班图人相遇。牛引入南非的时间可能比羊晚了近 1 000年，大约在公元一千纪末或二千纪初。游猎于博茨瓦纳北部的猎人从赞比亚——安哥拉交界地区的班图人那里获得牛。从葡萄牙人航海报道中可以断定，最晚在 1497 年，骑牛的黄肤色牧人已出现在莫塞尔湾。

在南非早期发展史上，牛羊家畜的引进具有重大意义。南非大部分地区是地势高亢、半干旱和荒芜的草原，在不具备灌溉的条件下不适宜于种植业，却较适于畜牧业，特别是饲养耐粗饲的大尾绵羊。在小卡鲁地区，由于气候适宜，又无萃萃蝇的危害，羊群在草原上只要加以看管，防止猛兽袭击，就可以大量繁殖起来。经过漫长的艰辛岁月，尽管有的猎人又完全退回到狩猎生活，但越来越多的猎人慢慢学会饲养和繁殖牲畜的技能（包括阉割、穿鼻、骑乘等），学会利用动物的乳汁，将其当作主食，他们终于过渡到以饲养牲畜为主以狩猎为辅的生活。奶类使黄肤色牧人拥有质量更好的食品。牲畜不断繁殖，食物供应更有保证，牧人孩子的身高显著增加。 南非黄肤色牧人终于在公元一千纪结束以前完成了非洲多数民族已先后完成的向“生产食物阶段”的过渡，从而结束了仅靠攫取现成天然物的狩猎经济生活，过渡到以自身的生产劳动来增加牲畜的畜牧经济生活。

牲畜的繁殖、大规模畜群的形成，促使牧人去寻找新的水源和牧地，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服从游牧的需要。在较早时期，部分黄肤色牧人赶着畜群进入德兰士瓦高地和丛林地带的肥沃牧地。而在奥兰治河中游地带长期游牧的牧人，则赶着畜群向两个方向迁徙。一支沿着奥兰治河往西游牧迁徙，进抵大西洋沿岸，由此再向南北扩张，形成后来的纳马人部落。另一支朝东南方向沿着山谷迁徙，越过斯尼乌山隘口，进入松达赫斯河和大鱼河的河谷，并由此折转，与东南海岸平行往西迁徙，形成后来荷兰人在开普地区首先遇到的一系列部落：科乔夸、查因诺夸、黑塞夸、阿塔夸、达马斯夸等部落。有些牧人和猎人一直毗邻而居，经常为争夺水源、牧（猎）场发生冲突。但大部分牧人由于游牧生活和长途迁徙，与猎人的活动地带相距日远，两者之间的语言差别也越来越大。牧人中间形成一种各部落相互大致听得懂的科伊语。这样，经过漫长的岁月，牧人不仅在生活方式而且在语言上也同猎人逐渐分开，他们自称“科萨科伊”——“人中人”的意思。后来荷兰人因其倒吸气的奇特发音而称他们为“霍屯督”（口吃者）。科伊牧人把猎人称为“萨恩”，荷兰人则称之为“布须曼”（丛林人）。

科伊人的畜牧经济显著改善了食物供应。使较多的人口可以聚居在一起。由于人口繁殖，氏族公社的扩大乃至分裂，形成了部落组织，建立了酋长制。它的规模一般比猎人氏族公社大 20—50倍。父系氏族包括若干个家长制家庭公社。家畜是科伊人主要的财富，归大家庭所有。由于牧人从猎人中分离出来，南非黄种人的土地上终于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牧人和猎人的产品的不同引起他们之间产品的交换。这种交换是小量的，带有偶然的性质。因为双方的自然产品差异不大——大多是动物产品（毛皮、肉类），这自然影响交换的经常进行和进一步扩大，然而这一种交换总算在非洲最为闭塞的自然经济中打开了小小缺口。

西方一些研究南非史的史学家往往认为科伊人对殖民者“未作什么抵抗就退出历史舞台”，并以此来解释科伊人部落组织的迅速瓦解。他们之所以形成这种看法，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些史学家在处理史料时混淆了桑人与科伊人，把原是科伊人对殖民者的抵抗都看作是桑人的抵抗，舒拉·马克思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科萨桑人对荷兰的反抗》一文中对这种混淆作了有益的澄清。但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史学家忽视了科伊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

科伊人从狩猎经济过渡到畜牧经济标志着生产力的进步，但此后生产力发展仍然缓慢。科伊牧人的生产工具与桑族猎人一样仍以石器工具为主。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证明，科伊人在与南非境内的班图人密切接触而受其影响之前，没有进入使用金属工具的时代。大部分科伊人居住的南非西部地区，小卡鲁地带，稀少雨量和酸性的土壤严重妨碍了植物的种植。由于气候干燥，蒸发过大，雨量少于 500 毫米的地方就不适于种植。科伊人一直维持单纯游牧经济，没有从事任何种植业。他们缺乏人工种植提供的淀粉食物，仍以野生块根为主要植物食物。开普山地和卡鲁地带的周期性旱灾经常使畜群遭受严重损失，甚至迫使遭灾严重的科伊人暂时退回到狩猎生活。干旱和土壤贫瘠造成牧场载畜量很低，土地经营粗放，不得不实行长期轮牧。为了避灾度灾，牧人需要同时拥有几个冬季和夏季牧场。这就使得每一个牧人家庭公社需要占有非常广大的牧地面积才能维持生存，从而使科伊人的人口分布一直十分稀疏。据科尔布估计，1652 年奥兰治河以南的科伊人总数约为 20 万人；锡尔估计只有 4.5 万—5 万人（锡尔的估计可能偏低）。科伊人后来的历史发展说明，人口太少给这个民族的命运增添了太多悲惨的色彩。

频繁的旱灾往往使同一部落的各个氏族公社各自迁徙寻找水源，重建适宜的牧场。由此，相距过远的氏族公社常自成一部落，或与其他部落的氏族公社结合。原来的部落联系名存实亡。争夺水源，损坏牧场，劫掠畜群和抢夺妇女（对于人口稀少的民族，妇女意味着人口——劳动力），经常引起科伊人的部落战争。自然灾害使战争更加频繁。战争进行得很残酷。科伊牧人虽然尚未拥有“蛮族的铁剑”，但他们使用的毒箭往往造成战争中人口大量死亡。 出于种族自保的意识，为了尽可能避免这种造成人口大量减少的部落战争，在迁徙中各部落有意在相邻的部落之间隔开广阔的“边境地带”。 这一切使科伊人氏族之间和部落之间联系的纽带十分松散；部落酋长的权力很小。酋长甚至无权干预他所在的氏族成员的争端，而必须由该氏族头人来解决。氏族成员并不认为自己必须服从部落酋长，后者也不擅称要统治他们。可见，在南非的自然条件下，科伊人的单纯游牧经济所形成的部落之间和氏族之间联系的极端薄弱，加上僻居荒漠高原所形成的孤立性，是科伊部落组织软弱无力和涣散的根源。

正是科伊族人的这些弱点使他们的部落组织在殖民时期被荷兰殖民者轻易地打散。科伊人很少能以部落为单位对殖民者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而大多只能进行分散、零星却顽强的抗击。许多史学家因此都把他们误认为是桑人。

公元二千纪上半期，开始朝着奥兰治河方向南下的班图人（其中有苏陀——茨瓦纳人），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南非西部地区科伊人与世隔绝的闭塞状态。班图人带来了炼铁和锻铁技术。西部科伊人主要是与奥兰治河以北的苏陀人接触。他们通过交换从苏陀人那里获得铁器和山羊。最晚到 18世纪初， 科伊人已经学会锻铁、炼铁和冶铜术（用炼铁方法冶铜）。大概到这时候，金属工具才在科伊人手中完全代替了石器工具。金属的普遍使用，与班图人贸易的开展，使科伊人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有些家长制家庭公社的牲畜财富积累大量增加，贫富分化逐渐出现。在猎物稀少地区，桑人为取得持久的食物供应，往往依附于科伊人公社，充当科伊富人的猎手、牧工和扈从，并学会科伊语，逐渐被吸收到牧人的经济和文化结构中去。在 17—18 世纪，正当科伊人社会的不平等现象逐渐加强，家庭公社贫富进一步分化，而巩固的部落联盟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荷兰殖民者闯了进来，侵占科伊人的土地，从此完全中断了科伊人独立发展的进程。 mLlnIbCrAZXL8lRYLmCNrWgVTEiB4UkUEXUCOKUPAr+OxOqft+rfT+sqppZKpn4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