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意志的启蒙运动

启 蒙运动是18世纪欧洲一个普遍性的思想运动，主要任务是要使人摆脱中世纪神学和宗教教条的羁绊，破除过去的迷信和偏见，教育人运用批判的理智，勇敢地独立思考，因而带有明显的反封建反宗教色彩。德意志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1784年对“启蒙”作了如是的解释：启蒙是使人从负有原罪的未成年中走将出来；未成年表示在无人引导下缺少决心和勇气去运用自己的理智。“鼓起你的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箴言”。这种解释的根本之点，就在于鼓起人的勇气独立运用理智，对世俗的和宗教的“客观事物”进行 理性 的评判。但是这种“理性”从何而来，究竟是什么东西，并未在这位哲学家的解答范围之内。

从欧洲历史的现实发展来看，启蒙思想的核心是所谓“理性主义”，它首先是由自然科学家们创立的，17世纪末以来新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已同宗教思想发生势不两立的冲突，“理性”显然就是代表了科学。但是这种理性主义加上了法国百科全书派首创的批判精神和启蒙思想家维护人之尊严的思想，才具备了真实的社会意义。“理性主义”是人类进步思想（或曰“进步观念”）发展的早期阶段，它恰恰符合当时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启蒙运动也就具有人类进步观念和资产阶级进步运动相合一的性质，也就成了欧洲资产阶级思想解放斗争的表现。17世纪的英国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出现一些非常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英国的约翰·洛克曾阐述自由、平等和人所享受的权利；法国的笛卡儿从数学和自然科学中取得了理性认识，并为平等理论作出贡献；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是法国启蒙思想的卓越代表，宣传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信仰自由和人身不可侵犯；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更是成为法国大革命的舆论准备。他们对长期处于小邦诸侯专制主义统治下的德意志思想界影响巨大。处在德意志兰鄙陋状态中的市民-资产阶级渐渐觉醒过来。由于本身状态的微弱、可怜和所受影响是经英、法等国“折光”的，德意志的启蒙思想、言论、作品和态度也就显得微弱、曲折、隐晦和拖泥带水。市民-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也只能通过一种曲折的思辨来表达。虽然如此，德意志启蒙的微弱火光，还是代表一种希望，一种憧憬，一种新生。

不应把德意志启蒙思想看成是英法启蒙思想的“传人”和“翻版”，德意志的启蒙运动有其独立的创造和特点。早期启蒙思想家托马西乌斯、莱布尼茨、沃尔夫和诗人戈特舍德等，虽然都对宗教迷信和专制主义从思想上予以排斥和鞭笞，期望建立一个新的“理性王国”，人在其中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但这些思想家的启蒙，更重要的是具有一种德意志的性质，也就是说以整个德意志兰为活动舞台，针对德意志的政治分裂状况和落后、鄙陋、愚昧状况寄于更多的不满和关注。在这种意义上，德意志的启蒙运动也就成为德意志民族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

克里斯提安·托马西乌斯（Christian Thomasius，1655—1728）出生在萨克森邦的莱比锡，24岁时获法学博士学位。他的学术思想是激进的，强调“悟性”，强调用精神武器对旧事物作“强硬的论战”。1692年后他成了新成立的哈勒大学的“启动机”，形成了著名的“哈勒学派”，使哈勒成为18世纪德意志新文化思想的中心。

托马西乌斯通过讲授逻辑学和伦理学传播他的进步思想。他用他的理性批判，动摇了视古罗马帝国为绝对完美无缺的信念，提出他的国家理想：通过非强制的自然法，对国家构成一种习惯的、不具法律性的道德力量，通过国家的道德行为，使人的幸福和个人利益得以实现。他提倡个人信仰宽容，同时主张国家根据领土原则对教会有无条件的统治权；他提倡理性，反对偏执思维；他提倡数学和自然科学，指出这是现代科学的基础。他成了德意志“启蒙运动之父”。

托马西乌斯的进步思想和创新精神表现在多种学术领域内。在哲学领域，反对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要求一种健康的人类理智和适应实际生活的科学概念；在法学领域，他拥护天赋人权论，否定封建特权；在国家学说方面，他反对君权神授说，指出君主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但却认为普鲁士专制主义国家的发展是符合理性原则的）；他还反对迷信、刑讯和巫术。

托马西乌斯是第一个在德意志大学中用德语讲课的德意志人，主张出版德语科学杂志，显示了启蒙思想家的民族意识。后来弗里德里希大王曾作如此评论：“在所有那些使德意志兰出了名的人中，托马西乌斯和莱布尼茨给予人的精神以最大的贡献。”

哥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1646—1716）是早期德意志启蒙思想家的杰出代表。这位出身于莱比锡新教法学家家庭的全能天才学者，21岁取得博士学位后，开始大规模的学术创造和科学活动。他先受聘于汉诺威宫廷当图书管理员和顾问，17世纪末受普鲁士选侯妃、稍后的普鲁士王后索菲娅·夏洛苔的延聘，在柏林从事启蒙文化和科学活动，成为普鲁士“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莱布尼茨和英国的洛克、牛顿，荷兰的斯宾诺莎，意大利的维柯是同时代的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被认为是那个时代德意志兰最有学问的人。他不仅对古代哲学和中世纪神学有深刻的了解，而且在逻辑学、数学、力学、地质学、法学、历史学、诗学、语言学以至政治学等领域，都有独到的建树。他虽以创立微积分（与牛顿同时）和创办柏林科学研究院而闻名于世，但他的活动主要是以整个德意志兰为舞台的。他决非是诸侯小朝廷利益的辩护者，相反他主张实现帝国的统一。他的影响是全德性的。当他七十高龄卒于汉诺威时，全德各界均为之悲悼。

莱布尼茨首先是一位科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更多奠基在他的数学研究基础之上。在他创立微分学和积分学理论后的十年，即1685年确立了他的单子论哲学，成为他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体系的基本要素。单子论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同物质运动的辩证推测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相信进步和乐观的启蒙哲学之基础。莱布尼茨通过神学而接近了物质和运动的不可分原则，使自然科学不仅阐明状态，而且能阐明过程——运动。1687年他开始同法国启蒙哲学家、百科全书派的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通信，谈及他同笛卡儿主义者的差异：后者主张机械论，将物质和运动分割开来。这些信收在他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哲学巨著《神正论》（Theodicée，1710）中。1714年他写作《单子论》（Monadologia）一书，综述了他在《神正论》中的哲学观点。《单子论》的优点是为未来哲学上解释自然现象规律开辟了道路，但却不能把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现象综合统一考察，而是孤立地对单个事物加以认识。由于在莱布尼茨那里不存在精神与物质的二元性，所有这些单一事物虽然都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却和谐一致、协调一致地存在。因此他的哲学被称为神预先确定的灵肉一致的和谐哲学，内中包含着对立统一的辩证精神。

单子论包含的物质与精神、物质与运动的一致性，遭到笃信宗教者的反对。甚至连英国的大科学家克拉克和牛顿，都把莱布尼茨斥为“无神论者”。其实莱布尼茨是承认有一个创造世界的上帝的。他仅仅认为，神所创造的世界应与世俗界的事物相融合，即精神与物质的融合，两者和谐相存。因此他主张旧教与新教联合，合二而一，这在当时实际上是破坏了对神的绝对信念。

克里斯提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生于布勒斯劳的新教制革工家庭，既是哲学家，也是数学家和科学家，他以提倡理性主义（唯理论）的哲学运动而闻名全德。

沃尔夫是莱布尼茨的学生，在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深受莱布尼茨影响。由于他在学术上提倡进步思想——理性，1706年被逐出萨克森，翌年受聘于哈勒大学为教授。他也突破了用拉丁语授课的旧传统，而用德语讲授哲学和自然科学，显示他的民族意识。他扩展了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形成一种与神学教义保持距离、使用严格的数学方法、含有强烈的理性主义、并且通俗化了的形而上学哲学。他超越了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把它发展为一种逻辑学、形而上学、社会学和国家学说，将其划分成非神学的本体论，宇宙起源学说，理性生理学和自然神学，成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先导。在1712—1725年十三年间，他连续就逻辑学、数学、伦理学、政治学、物理学、生物学和神学等写了七部论著，每部论著都以“理性的思想”作开端，显示他是市民-资产阶级思想解放的学术代表。他的著作清新理性，加上德语概念语言的清晰性，使他赢得大批读者和支持者，为他带来很高的声望和科学荣誉。他是普鲁士科学研究院院士，巴黎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协会会员，俄国彼得大帝的科学顾问。

沃尔夫继承了莱布尼茨的精神与物质并行不悖的观点，形成一种“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在大学讲课时，他把哲学分为理论哲学（本体论、宇宙论和自然神论）和实践哲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实践哲学部分则较莱布尼茨远为激进。他认为，伦理哲学应依据道德概念独立于宗教信仰，只要人畏惧伦理道德，伦理学便无需依赖上帝。他跟他的老师莱布尼茨一样非常推崇中国儒家的伦理学，认为孔子的伦理学并非建立在超自然的启示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基础上。1722年他发表题为《论中国的实际哲学》的演说，把孔子的伦理学和基督教的伦理学相提并论。这种推崇理性和非神学的哲学观，遭到新教神学家们的反对。“士兵王”勒令沃尔夫48小时内离开普鲁士，否则处以绞刑。但是马尔堡大学立即接受沃尔夫并恭请前往讲学，马尔堡大学师生把他视为理性的使徒和理性的殉道者，马尔堡大学也因此门庭若市，成为进步学派的据点。弗里德里希大王即位后，才下诏请沃尔夫回普鲁士并尊为上宾。1745年沃尔夫被德意志帝国皇帝封为男爵，承认他为德意志帝国的著名学者。

作为启蒙哲学家，沃尔夫对他的时代有着巨大的影响。他所主张的国家图象深深地影响19世纪的欧洲。在他的世界图象中，理性是人的唯一尺度。在他看来，按理性的自然观和幸福观建立起来的人类生活，和从社会契约中发展起来、统治者按理性原则统治的开明专制国家本身，这就是“神的意志”。沃尔夫和他的67大卷著作本身标志着理性的胜利。

约翰-克里斯托夫·戈特舍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1700—1766）是早期文学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这位18世纪前半期的文学界权威出生于东普鲁士的柯尼斯贝格，在当地大学攻读神学、哲学和文学。1724年因逃避兵役来到莱比锡，开始在莱比锡大学讲授文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当时德意志兰受英国影响，到处出版《道德周刊》一类刊物，传播启蒙精神。戈特舍德也是从创办这类刊物开始他的文学活动的。他和周围的一批文学家，要求诗歌应抒发感情，具有突出理性的热情。1730年戈特舍德发表名著《献给德意志人的批判诗艺试论》，建立了他的文艺理论，开始他的文学和戏剧改革活动。戈特舍德也因此名声大噪。《批判诗艺试论》第一部分论诗的一般原理中提出文学的两大原则：模仿和教育，认为一切都要符合理性，因而对寓言特别推崇。第二部分论文学的种类，主要谈史诗和戏剧，系一种“文学入门”，戈特舍德为此订出许多规则。他推崇法国的高乃依和拉辛的戏剧，把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当成是德意志文学的典范和努力方向。

戈特舍德是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家布瓦洛（Nicolas Boileau，1636—1711）在德意志兰的代言人。布瓦洛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理性主义，要求诗的创作服从抽象的“理性规则”，主张文学形式、体裁、语言等的严格规范化。戈特舍德则更强调理性，他草拟的《诗的规则大系》就是奠定在沃尔夫的哲学基础之上的。这样一来他就忽视了诗人的创造性，给文学加上呆板条规，限制了创作的自由，文学中应有的丰富想象和形象化的美也遭到排斥。他的舞台剧《濒死的卡托》是按其规则创作的德意志第一部样板悲剧，其中反抗暴力受到赞美，热爱自由受到歌颂，从选材和思想内容方面在当时都有意义，但在剧情和表现手法方面显得相当枯燥呆板，没有任何“奇妙想象”。戈特舍德忽视德意志文学的民族传统和排斥“奇妙想象”的创作教条，受到新起的文学家如莱辛等的尖锐批判，因为事实上戈特舍德的干枯理性的创作教条，在40年代以后就越来越成为德意志文学发展的障碍。他本人的声誉急速低落，甚至被人嘲笑。

但是戈特舍德所发动的文学启蒙运动，在40年代前还是起了进步作用的。首先他是为创造一个全德意志文学而努力的。他力图克服诸侯割据时代德意志文学和戏剧的极度混乱状态，他以推崇理性、发扬启蒙精神来克服当时德意志文坛和普遍思想中掺杂着的众多迷信和神秘。他主张戏剧应该坚持“三一律”， 影响颇大。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对德意志戏剧的改革和戏剧理论的建设。可惜这位学者和教师，没有认识到社会条件改变了，文学也需要新的东西。他越来越顽固地反对文学创作中的新理论，他拒绝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的作品，甚至拒绝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戏剧。他对文学中的“奇妙想象”的看法越来越狭隘。德意志青年诗人克洛卜斯托克在弥尔顿的影响下，于1748年写出了著名史诗《救世主》，用他的创作实践战胜了戈特舍德。

弗里德里希-哥特里布·克洛卜斯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和哥特荷德埃夫赖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是德意志盛期启蒙文化的杰出代表。所谓盛期，通常系指18世纪60—70年代，是时德意志的市民-资产阶级开始从三十年战争创伤中渐渐恢复过来，形成一种新的精神生活，一种新的自由的民族感情，反对诸侯的背弃祖国和鄙陋的分裂状态。启蒙运动已脱离了戈特舍德那种只是崇尚干枯的理智、脱离实际生活、不接触政治现实的状况，有了较多的社会反抗精神。克洛卜斯托克和莱辛因此就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奠基者。

克洛卜斯托克生于普鲁士魁德林堡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1745年后到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后来成为著名的抒情诗人。他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创立民族史诗。他几乎以毕生精力写就的自由诗《救世主》，以热烈虔诚的气氛和美妙动人的节奏，赞颂造物主把全人类从罪恶的暴政和魔鬼的奴役下拯救出来的伟大功绩。他对自由的热烈追求使他成为讴歌自由的伟大歌手。起始时他大半从德意志宗教、神话和古代历史中寻找歌颂的对象，如以古代日耳曼人英雄赫尔曼为自由而斗争的故事为题材，在德意志兰掀起崇拜自由英雄的高潮。这些具有充沛感情、打破干枯理智的诗歌的共同特点，是囿于宗教感情和无明确的社会抗议。两个世纪来宗教在德意志兰只是诸侯斗争的工具，不可能是市民-资产阶级胜利的晨歌。70年代中叶起克洛卜斯托克受美国《独立宣言》的影响，他的自由颂歌完全抛弃了宗教及神话外衣，几乎全是政治性的。这些政治诗谴责诸侯的擅权和帮闲文人的奴颜婢膝，进而抨击普鲁士王家的专制统治。他在《厄运》诗里，指责国王的愚蠢残暴，哲学家的不切合实际，牧师的不道德。他特别指出，德意志人的沉默，不应该是痛苦的忍耐，而应是暴风雨前的郁闷，暴风雨过后，就会出现一个和平美满的世界。他明确地对法国大革命和共和思想表示热烈的拥护。1792年，克洛卜斯托克和华盛顿、席勒、佩斯特洛齐等人一起荣获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公民称号。

除了政治诗，克洛卜斯托克的诗歌主题是赞美和歌颂大自然，这众多的颂歌也许具有更积极的意义：他歌颂人文主义的主题，歌颂友谊和爱情的永恒，歌颂自由、祖国、自然的伟大和美妙。他的《春祭颂歌》就是代表作之一。克洛卜斯托克不仅突破了以往沿用古罗马的呆板诗式，转换成为自由韵律，而且使德语的生命力在这些诗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莱辛则比克洛卜斯托克远为重要。他不仅是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奠基者，而且是18世纪德意志古典主义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一位民主文学的坚定战士。他在文学、美学、戏剧理论及文艺批评等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

莱辛出身于萨克森小城卡曼茨的一个牧师家庭，一生处于经济贫困中。17岁入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和医学，在那里受到戈特舍德领导的戏剧改革运动的影响，迷上了戏剧创作。1748年莱辛来到柏林，开始发表评论和文学作品，表达出莱辛渴望自由和真实生活，揭露普鲁士专制主义的专横统治。1760年起莱辛在布勒斯劳任某将军的秘书，开始研究美学与哲学，发表系列评论美学和文艺的文章。1767年莱辛去汉堡担任民族剧院的戏剧评论人，两年后发表著名的《汉堡剧评》。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莱辛不得不为不伦瑞克公爵效劳，当一名宫廷图书管理员，饱尝寄人篱下之辛酸，郁郁不欢而死，终年52岁。

莱辛在德意志文学史上堪称多面手。他长于美学论著、戏剧评论和文艺批评，具有文学创作的天赋，在神学和哲学方面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的创作多因文艺斗争的需要而作，因此作品的目的性十分明确。莱辛认为要实现民族的统一，首要的是实现民族意识的统一，为此必须建立统一的民族文学。作为文学家，他的创作主要表现在寓言和戏剧两个方面。1759年发表的三卷本寓言集，成为反对当时社会、政治及文学生活中各种弊端的有力武器。1755年莱辛发表他第一部重要的戏剧作品《萨拉·萨姆森小姐》，第一次把普通市民作为悲剧的主人公搬上舞台，大胆反映市民阶级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软弱性和道德的脆弱性，首创了德意志市民悲剧。另一部市民悲剧是1771年完成的《爱米丽娅·迦洛蒂》，是莱辛最出色的反小邦封建专制主义的剧作，故事发生地借用“中世纪意大利”的一个封建公国，公国的亲王施用诡计，抢得市民之女爱米丽娅，并杀死其未婚夫。当爱米丽娅知道自己将被亲王强占时，请求赶来的父亲杀死自己。父亲为使女儿免遭亲王的强暴，毅然答应这一请求，“在暴风雨摧残之前，一朵玫瑰折下来了”。莱辛此剧明显影射德意志兰的分裂和小邦的专制统治，揭露封建君主的丑恶嘴脸，反映市民阶级反抗道德的软弱性。可以说这是德意志史上第一部具有强烈反封建色彩的剧本，影响了包括赫尔德尔、歌德和席勒在内的广大德意志作家。1779年莱辛完成的最后剧本是诗体剧《智者纳旦》，内中宣扬一种人性的、宗教宽容和平等的精神。全剧告终时，代表不同宗教、教派的亲骨肉得以团圆。莱辛作为热诚的自然神论者，继承并超越了路德和莱布尼茨。他否定了天主教的正统地位，提倡一种博爱和人道思想。

莱辛最先从理论上提出建立市民文学和民族文学的主张。《汉堡剧评》是他对汉堡民族剧院的实践进行评论和理论探讨的成果，内中提出民族戏剧发展的科学原则和革新方向，首创了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莱辛认为，法国古典主义蔑视市民阶级，具有较强的贵族性；在语言及表演风格上，显得矫揉造作，雍容空洞，违反自然；“三一律”束缚了戏剧创作，必须废除。莱辛要求运用自然朴素的日常用语，建立德意志市民戏剧和民族戏剧。这无疑为启蒙运动所要求的民族统一提出了必要的前提。莱辛还提出应以莎士比亚的戏剧为榜样，通过戏剧行动的强度和语言的力量，以实际形象达到感情的净化，从而达到教育观众的目的。《汉堡剧评》对德意志文学界产生空前深刻的影响。

康德则是德意志盛期启蒙哲学的杰出代表，他还是德意志古典哲学的奠基者，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哲学家。他在哲学、自然科学及美学等学科中均作出过重大的贡献。

康德生于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贝格，父亲是位马鞍匠，全家都是保守的虔敬派信徒。康德在家乡的神学院里度过他的少年时代，16岁入柯尼斯贝格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担任过家庭教师、哲学院院长、柯尼斯贝格大学教授、校长，并荣膺柏林科学研究院、彼得堡科学院及意大利托斯坎纳科学院院士等职。康德一生深居简出，终身未娶，过着单调刻板的学者生活。他除了在东普鲁士庄园里当过几年家庭教师外，终生沉浸于哲学的思考中而从未走出柯尼斯贝格这个城市。

以康德1770年提出的《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成和原则》这一教授就职论文为界，他的思想发展和学术成果可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两个阶段。“前批判时期”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上。康德用物质自身的运动和发展来解释自然现象，提出了“关于天体起源的星云假设”及“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的假设”，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第一个出口，从而使其自然科学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和辩证因素。康德主要是在“批判时期”提出了人类智慧之光的批判哲学。所谓批判哲学，是指对人类理性能力进行自由、客观和冷静的剖析、探究的哲学，康德在他的三大力作《纯粹理性批判》（1781）、《实践理性批判》（1788）和《判断力批判》（1790）中，对人类的认识能力都采取这样一种“批判的研究”，认为在人类意志服从自然规律的自然王国和人类自由意志居主导地位的自由王国之间，有一个中间环节，即艺术王国。这样，康德的批判哲学把人作为研究的主题、主体及目的，着重解决了存在于真、善、美三大领域中的基本哲学问题。

康德的自然哲学特别是批判哲学，首先推翻了18世纪在欧洲流行的上帝存在、意志自由及灵魂不灭的旧形而上学体系，明确指出“上帝的存在”只是一个“假设”，需要建立辩证逻辑学说，“要给自然立法”。康德所持的关于哲学的对象、性质、方法及功能的新观点，在哲学界掀起一场深刻的启蒙运动，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后来海涅曾评说：“如同在法国推翻旧社会制度基础的王权一样，康德哲学在德意志兰推翻了精神统治基础的自然神论。”其次，康德哲学宣告了人的哲学的真正诞生。它讨论了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以及思维对客观的作用问题，系统地提出了主体的能动性，从而开拓了从主客体关系去讨论哲学根本问题的新方向。这使近代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使之成为研究人的主体功能、价值及人类文化的哲学。第三，康德的批判哲学提出了以“二律背反” 为核心的理性辩证思想，探讨了无限与有限、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物自身与现象等对立面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了人在认识过程中是有能动作用的。批判哲学冲破了形式逻辑的局限，创立了辩证逻辑学说，提出了以“综合统一”为根据的三分法思想，并批判了数学方法在哲学中的运用，成为德意志古典哲学辩证法产生和发展之基础。

显然，18世纪以来西方的自然科学冲破了宗教神学的束缚，突飞猛进，取得了巨大成就。自然科学的这种发展要求哲学重新考察科学、道德、宗教、知识等一系列问题，以及提供正确的方法论。然而当时的西方哲学由于受沃尔夫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以及休谟为代表的怀疑主义的影响，被引进了死胡同，康德哲学的创立使西方哲学摆脱危机，走上了科学的坦途。与此同时，批判哲学本身所具有的调和性，在诸如先验性、批判性、理想主义、形式主义及人本主义等特征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康德哲学的主要特征就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各种互相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之中。例如康德既在理论上坚持决定论，否定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朽，又在实践中坚持自由论，认为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是道德的必然要求；既承认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又反对所有知识都以经验为唯一源泉；既承认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客观世界，亦即所谓“物自体”世界，但又认为“物自体”是不可知的，是人的能力所不可能达到的“彼岸世界”。总之康德的哲学既坚持科学，又维护自由，还为宗教留下一席之地，陷入一种充满矛盾而又相互妥协的境地。

康德的这种哲学观点也决定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一方面他反对贵族专制，主张法治和共和，另一方面又认为贵族等级还可以存在，法治和共和只是一种人们永远企盼但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康德赞成在现存政权领导下自上而下的改革。今天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康德哲学和康德社会政治观的这种调和性和妥协性，是反映当时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的调和性和妥协性；康德哲学中表现出来的追求思想、艺术、宗教乃至政治的自由，正是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向往改革的意识增强的反映。这种讲法似是而非，有些本末倒置。康德哲学是当时人类思维所能达到的进步产物，是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当代最高总结，因此它总会具有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的局限。但正是它对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产生深刻的启蒙影响，而且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愿望作了深远的启蒙准备。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发展的不成熟和软弱，是德意志兰当时经济落后的反映。

德意志的启蒙运动，可视为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形成的准备阶段。 p6dnd3/pzyLSvEqDDCDi3JuelODWF4fgrcZaTIZF9aFgXlXRY4TxzRcek6fvO4V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