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普鲁士精神和普奥争霸

随着普鲁士的崛起，也形成一种所谓“普鲁士精神”（也有人称之为“普鲁士性”）。究竟什么是“普鲁士精神”，莫衷一是。我的粗浅认识是，“精神”也者，标志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内在化本质特征，它是在普鲁士人、普鲁士国家、普鲁士族民具体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形成的；“精神”和“文化”有区别，“精神”是一种能力，“文化”则是“精神”的创造，“精神”是内在的，“文化”则是外观的。“普鲁士精神”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含有多重因素和特征。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后来说：“如果一个德意志人大胆声称：‘在我的心中啊，盘踞着两种精神’，那将是对真实情况的错误估测。或者更确切些说，他远没有把精神的真实数目说够。”其实普鲁士精神的因素和特征虽有多种，但其“精神本质”是双重性的。“普鲁士精神”包含整个族民——统治者和广大人民——在争取生存和发展中的精神创造力，族民精神也就包含有两种不同的、有时是对立的精神“本质”：一种是非人民性的、专制性的、反动性的，一种是人民性的、民主性的、进步性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阶段有不同的侧重，发挥不同的作用。在普鲁士崛起时期，从大选侯到“士兵王”，到弗里德里希大王，普鲁士精神的代表性特征，是尚武精神或者叫做军国主义精神，这是我们多数人都承认的，而且认定在“弗里茨时代”发展成一种“古典形式”。普鲁士是一个产生于战争和为了进行战争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高度井然有序的机械似的效率，同政治服从以及对受命于天的统治者负有义务的传统观念结合在一起，它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原则有赖于王朝的统治力量，这种力量是由大选侯、“士兵王”，特别是弗里德里希大王建立起来的。弗里德里希大王通过大胆的、常常是鲁莽的侵略政策，扩大统一了领土，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扩军-备战-侵略成了国家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思想、政策和制度就构成了“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是普鲁士王家、普鲁士国家统治者的“精神创造”和“精神传统”，是武化主义的产物，同广大德意志人民和普鲁士人民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士兵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留下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就用这支军队进行战争。儿子尽量地“射击”，几乎整个在位时期都处于不断的战火中。不需要任何借口，仅为了“国家利益”就可以破坏任何条约，也可以任意发起攻击。他对自己的继承人交代说：“要记住，任何一位伟大的君主脑子里都在想扩大自己的统治。”因此，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下，普鲁士军队就不断地扩大，1751年时即已达到 20 多万人之数，国家预算中为这支军队支出约1 300万塔勒，占全部国家收入的五分之四。伏尔泰评论说：“这个有野心有雄心的儿子，把这支军队当作手中的威慑力量，去干他的胡作非为。”

弗里德里希大王在国内实施“权大于法”的统治，在国际上奉行“强权即公理”的准则。“权大于法”和“强权即公理”在德语中实际是同一词句：“Macht vor Recht”，我们中国人译法不同而已。弗里德里希大王在通过战争取得大块土地后很喜欢讲的一句话：“假如你喜欢别人的领土，那你就把它拿过来，而替掠夺辩护的法学家总是可以找到的。”后来普鲁士哲学家费希特对“强权即公理”的实质作如下的揭露：“先验的理由和全部的历史证明了以下真理：一切君主国的倾向是对内实行完全独裁，对外建立全球性帝国。”

弗里德里希大王即位伊始，就开始发动对奥地利的战争。他的主要目标是要夺取奥地利最富饶的省份西里西亚。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成为进攻的导火线。1740年10月，奥地利大公、哈布斯堡王朝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去世，没有男嗣，根据遗嘱（《国本诏书》），哈布斯堡王朝的广大领地不可分割，王位由长女玛丽-泰蕾西娅（Marie Theresien，1717—1780）继承。然而受到法国支持的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和西班牙，对玛丽-泰蕾西娅的继承权表示异议，法国当然还有普鲁士都想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英国、俄国则支持奥地利。这年12月，普军25 000人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统帅下突然侵入奥属西里西亚并予以占领，挑起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2）。他小瞧了奥地利的女君主。玛丽-泰蕾西娅临危不惧，稳定内部后迅速组织军队抵抗。1741年中的摩尔维茨战役中奥军失败。弗里德里希大王背着盟国，同玛丽-泰蕾西娅签订布勒斯劳和约，奥地利把整个西里西亚割让给普鲁士。玛丽-泰蕾西娅打算集中力量先对付其他敌人。女王靠英国的直接帮助，把已经攻入布拉格的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打败。这一胜利再度引发奥地利同普鲁士关于西里西亚所有权的争执。弗里德里希大王再次进行袭击，不宣而战，攻入奥方防御同盟的萨克森和捷克，这就开始了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1744—1745）。奥地利再度失利。1744年圣诞节，普鲁士同奥地利、萨克森签订德累斯顿和约，据此普鲁士保留西里西亚，但承认玛丽-泰蕾西娅的丈夫弗朗茨-施特凡·洛林公爵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48年的亚琛和约结束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玛丽-泰蕾西娅维护了奥地利女君主的地位和统治。

西里西亚战争是普鲁士崛起以来对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和哈布斯堡强权的第一次军事挑战。弗里德里希大王在这样一次“内战”中竟敢违反帝国宪法的规定，同外国或外邦缔结一些反对皇帝和帝国的同盟，说明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分裂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普鲁士在帝国内部扩大自己的领地，或者说在帝国内部“找补”，强化自己在帝国的强权地位，终于形成了帝国内部普奥争霸的局面。如果说从16世纪以来，欧洲历史基本上是在法国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矛盾和影响下发展着的，但到弗里德里希大王即位时，欧洲又出现了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新情况：经济最发达的英法之间争夺欧洲优势地位的斗争；沙皇俄国的崛起和向外扩张，都直接影响到德意志帝国的内部事务，影响到普奥争霸德意志兰。现在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成为欧洲政治多极化中的一极，成为欧洲的两大德意志强国，通过参加欧洲的争霸游戏来达到争霸德意志兰的目的，不复存在中央皇权同地方邦国关系，不复存在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利益要求。德意志兰的这种“二元制”（Dualismus）局面的出现，始作俑者当是弗里德里希大王。

在西里西亚战争后期，特别在1746—1756年的“和平时期”，弗里德里希大王从事他的军事改革，以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他首先是不断扩军；采取一种普遍的强制义务兵役制；在军队中推行根据战绩起用官兵、论功行赏、赏罚分明的原则。他麾下著名的五大元帅，冯·齐滕（von Zieten）、詹姆士·凯特（James Keith）、冯·赛德里茨（von Seydlitz）、冯·文特费尔特（von Winterfeldt）和莱奥波德·冯·德骚，都非普鲁士人，有的出身也非贵族，他们不仅战功显赫，而且在军队改革中卓有贡献，成为普鲁士国家的“历史功臣”；对于士兵的训练，主要继续采用呆板的操练和严酷的棍棒纪律，但同时灌输“国家利益”的教育，以及推行早年德意志宗教骑士团的精神传统，规定逃兵不得忏悔，不得圣餐，不得进父母的家。“弗里茨时代”战争旷日持久，战事艰辛，却鲜有发生士兵叛变或临阵脱逃之事，“祖国”的概念也正是在这时渗入普鲁士的国民心中。弗里德里希大王在军事艺术上的最大创新是采用新的战略战术。普鲁士的军事组织是当时最好的，所有欧洲政府都热心仿效它。他惯以突然的、出敌不意的进攻开始战争。在与数个敌手作战时，力图各个击破。作战中善于合理使用兵力，大胆实施机动。他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的“斜楔阵法”战术（我们通常称之为“线式战术”），达到一种完善的高度。他还建立了那个时代无与伦比的骑兵，成为同步兵一样重要的决定战局的力量。1763年后，弗里德里希大王开始了军队“重建”工作，计划把军队建设成“像灰烬中升起的不死鸟”。1780年普军人数又扩充到24万，32个居民中就有一个士兵（奥地利为居民数的1／64，俄国为1／91，法国为1／140），普鲁士成了“和平时期的兵营”。法国政治家米拉波说了一句很贴切的话：“其他西方国家有一支军队，普鲁士军队有一个国家。”这也许是最早说普鲁士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的话。

弗里德里希大王争霸德意志兰的强权政治的再度表现，是参加七年战争（1756—1763）。1755年欧洲大国英国和法国为争夺北美和印度殖民地发生冲突，双方争取盟国，遂形成两个国家集团。奥地利第一次加入法国方面，想借此夺回西里西亚。弗里德里希大王愤而加入英国方面，不仅想狠狠“教训”奥地利，还想摆脱父王时代那种“边角料诸侯”的角色地位，成为欧洲大国。英国在海上同法国作战，欧洲大陆由普鲁士用兵，英国予以财政资助。因此这场进行了七年的战争在德意志兰又称为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1756年8月，弗里德里希大王率军9．5万突袭萨克森，拉开了战幕。起初他取得一些胜利。但在1758年后形势逆转，与法国结盟的俄国军队发起对东普鲁士的猛攻，占领了柯尼斯贝格。在普鲁士和德意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东西两线作战的威胁。弗里德里希大王企图对俄奥军各个击破，结果招致惨败。8月12日的昆尔斯多夫战役使普军陷入绝境，国王也陷入肉体和精神危机甚至想自杀。他想以苦苦坚持的办法等待英援，而1760年英国政策的转变（不再资助普鲁士），带给普王近于绝望的打击。正当他的“伟大的坚持”即将断裂之际，“奇迹”出现了，俄国女皇叶丽莎维塔去世，亲普鲁士的、崇拜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彼得三世继位，宣布退出反普同盟，将俄军所占土地全部归还普鲁士，进而同普鲁士结盟。此举使普鲁士绝处逢生，并导致法俄奥同盟瓦解。疲惫不堪的双方决定停战议和。1763年2月普鲁士同奥地利、萨克森签订了《胡贝尔图斯堡和约》，普军撤出萨克森，奥地利放弃西里西亚，玛丽-泰蕾西娅作为匈牙利和捷克女王，放弃捷克一些领地的采邑权，归于弗里德里希大王。后者还得到了埃姆登城和东弗里斯兰两块小领地，保证了普鲁士的北海通道。七年战争后普鲁士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大国地位，德意志兰的“二元制”统治局面进一步固定。

弗里德里希大王并未从七年战争中汲取教训。他在“国家利益”的旗号下一如既往地奉行军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只是需要考虑奥地利的敌对态度。由于法奥保持同盟关系，1764年他同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结成同盟。1772年8月，弗里德里希大王同俄国、奥地利联合起来对波兰进行第一次瓜分，所有在中世纪时属于德意志宗教骑士团国家的领地现在都属于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的领土也因而连成一片。南部与普鲁士相邻的波兰领土，也须划出波森等区给普鲁士。1773年初整个新获地区被命名为西普鲁士省，柯尼斯贝格和古姆滨嫩连同原内地合成为东普鲁士省。普鲁士王国的版图扩大到194 891平方公里，人口543万。

弗里德里希大王在德意志帝国内部日益加强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帝国皇帝政策。1777年，巴伐利亚选侯死后无嗣，帝国皇帝、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根据旧的继承权利，欲通过交换取得下巴伐利亚和上普法尔茨部分领土，而弗里德里希大王坚决反对奥地利力量的增强。1778年3月发生了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年迈体衰的“弗里茨老人家”曾声言不再“横刀跃马”，然而战争一开始，就骑上战马，亲自指挥同奥军作战。1779年经法国调停，双方签订帖欣和约，奥地利获多瑙河、莱茵河和萨尔察河之间的巴伐利亚领土，普鲁士获得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1785年弗里德里希大王组织起一个诸侯同盟，包括萨克森、汉诺威等15个邦，与皇帝对抗。这些政策，进一步加深了德意志内部的分裂。

作者评曰：

由普鲁士专制君主发动的中央集权化，并非利用贵族同市民阶级的一定均势予以实现的，而是由王室通过一支常备军队和一个税收系统把政权集中到自己手里，这是和英、法诸国不相同之处，普鲁士国家也因此鲜明地是一个容克阶级的国家。市民资产阶级是依附于君王的羽翼下艰难地成长的。因此普鲁士君主专制虽标榜是“开明的”，但其历史进步意义仍远逊于英法诸国，而且主要局限于德意志帝国的一邦之地普鲁士。

普鲁士崛起的过程，同英法两国不同，不是作为一个民族团结的力量推进德意志国家统一任务的解决，而仅仅是加强一个霍亨索伦王室和一个容克阶级的历史过程。霍亨索伦王室和容克阶级违背了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只求扩大普鲁士邦国的利益。因此，普鲁士的任何一次扩大和壮大，都不得不对德意志民族事业起一种消极的作用。

但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的德国历史学家和德国人怀念着普鲁士特别是弗里德里希大王，且褒奖赞扬有加？我以为他们大多是站在 民族 主义立场上，把普鲁士和弗里德里希大王作为德意志 民族 国家和德意志世界强权的最早奠基者。这决非是一种历史的误解。这是一种“历史未来”的倒溯肯定，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弗里德里希大王不是一个家族利益者，也不是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是普鲁士国家主义者，他脑中并没有“德国”利益的概念。他有五个《秘密遗嘱》，分别写于1752年，1768年，1776年，1782年和1784年，内中向继承人嘱咐的，首先是同法国结盟，反对皇帝和德意志帝国。他当然称不上是德意志民族统一事业的促进者。但是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弗里德里希大王为了扩大普鲁士而不断侵吞分崩离析的德意志帝国内部其他邦国的领土，客观上形成了德国统一的另一条道路的前提：由普鲁士通过武力合并其他邦。只不过这是完全屏弃了启蒙运动时期强调的加强帝国皇权促进帝国统一的那条理性道路。一个世纪后，俾斯麦就是按弗里德里希大王的路统一德国的。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杰出君主，他的功过在历史的当时，历史的后来和历史的今天，评价都会有变化，侧重点也会有变化，这是多数人会认同的，但有一个基本的不变点，这就是“历史的当时”他所起的作用！ lJ5dEpI/dEdAuqSceSx22jJSjxLwU8fgt79hR3cYMCo4Gaq7qSJspKcshfP/XQ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