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十年战争：宗教改革时代的悲惨结局

发生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以来欧洲宗教改革进程的结果。首先是天主教会，虽然丧失了对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但并未完全丧失他们的势力，依旧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重要思想支柱。从16世纪下半叶起开始了反对新教的反宗教改革。此外，天主教会为巩固内部和加强集中而进行一系列的内部改革，消除了一些最坏的弊病，例如解除渎职和不守教规的教士职务，规定教士必须独身，取消赎罪券买卖等。1545—1563年间常常是每隔几年又接着举行的特兰托宗教会议，就是主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教皇对一切出版物的严格检查制度建立起来。教皇可随时开列“禁书目录”，禁止所有天主教徒去研究新教书籍或自然科学新著作。除了这种思想控制外，天主教会还建立了耶稣会作为反宗教改革的最重要工具。耶稣会的创立者是西班牙贵族伊格那基俄·德·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1491或1495—1556）。他主张耶稣会的成员不应只在修道院修行，而应完成世俗的使命，为教皇和天主教会服务。在他所拟的该会章程中，除安贫和守贞的宣誓外，还强调对该会会长的绝对服从的宣誓，并规定一切事务按教皇意旨办理。1540年教皇批准该章程，确认了耶稣会的合法性，罗耀拉成为该会第一任会长。

耶稣会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准军事性质机构。成员经过审慎选择，严格服从纪律。罗耀拉的训词这样写道：“下属必须服从上级，像一具可以随意移动的尸体，像一根可以任意转动的棍子，像一块可以任意捏扁或拉长的蜡团。”耶稣会的宗旨是维护天主教的权威，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到处建立和巩固天主教会的统治。为达此目的，耶稣会士对一切天主教的反对者进行不择手段的报复（其口号是：“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会士们常常以便装同世人自由交往。他们开办学校、医院，跻身于欧洲各大学，占据显要位子，打入各国宫廷，结交显贵，担任宫廷神甫和高级官吏。他们还利用自己雄厚的财力争取某些诸侯改皈天主教会。但是在德意志兰，耶稣会却无法改变部分新教部分天主教的信仰状况，无法改变新教诸侯邦和天主教诸侯邦并立的局面。隐藏在宗教外衣下的德意志各封建势力之间的政治纷争，无法得到解决，德意志兰终于成为三十年战争的主战场。

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不过是德意志诸侯之间、诸侯同皇帝之间的暂时妥协。新教诸侯并不遵守和约，继续争夺领土，没收教会财产，天主教诸侯则力图重整旗鼓，扩大势力范围，取消新教已取得的地位。16世纪后半期的历史特点，就是德意志诸侯之间以及诸侯同皇帝之间的不断冲突，目的都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只是这些争权夺利的斗争都被罩上神赐的圣光。天主教诸侯把自己的行动说成是“反对异端”，新教诸侯则打出“争取新福音”的旗号与之对抗。诸侯反对皇帝（中央政权）的斗争也用“争取福音信仰自由”的口号伪装起来。新教中蕴藏的资本主义精神并没有为新教国家或新教邦开辟有利的前景，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完全被封建的争夺所掩蔽，为封建的混战所扼杀。

德意志帝国这种政治反动和诸侯割据局面还由于16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经济衰落而加固。欧洲人发现新航路和美洲大陆后，世界商路开始转移。以往东方国家到大西洋沿岸各国的贸易往来必须经过德意志兰，德意志兰在国际贸易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现在却由沿大西洋岸绕道好望角的新航路所代替，从此，同北意大利进行贸易的南德城市也逐渐失去优势。本来是商旅不绝的阿尔卑斯山大道和旅舍，越来越罕见人迹。经济上较发达的英国商人以及刚刚摆脱西班牙统治而独立的荷兰资产阶级，在欧洲各地到处排挤德意志人的商业活动。特别在德意志农民战争失败后，农奴制在东德和北德开始恢复起来，不仅阻碍了城市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摧毁了农村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市场缩小，工业生产锐减，商业萧条，城市衰落，国内各地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减少。地方割据势力却大大加强。与英法等国相比较，德意志兰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经济落后国家。著名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在其讽刺诗中写道：

“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有了陆地，

海洋是属于英国人的。

只有在梦想的空中王国里，

德意志人的威力才是无可争辩的。”

德意志兰这种落后、分裂和错综复杂的形势，还由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形势的不稳定而更显复杂。主要的变化就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加强和由此引起的欧洲矛盾的扩大。从15世纪30年代起，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一直是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中选出的。哈布斯堡家族除了垄断皇位外，还统辖着波希米亚（捷克）、匈牙利西部、士瓦本和阿尔萨斯。哈布斯堡家族的另一支控制着西班牙。西班牙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天主教封建王国之一。17世纪初以来，奥地利和西班牙越来越采取共同行动，制定各种联合计划，打出了反宗教改革的旗帜。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包括德意志兰、意大利和尼德兰的大哈布斯堡国，实现哈布斯堡的欧洲霸权。

哈布斯堡的意图首先遭到法国的强烈反对。法国国王认为，欧洲霸权应该属于他。法国还担心，如果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大哈布斯堡国计划得以实现，不仅会阻遏法国向南和向东的扩张势头，而且会形成对法国的包围之势。因此，法王坚决主张同哈布斯堡一战。他一再怂恿德意志新教诸侯同法国结盟，反对“共同的敌人”——皇帝。另外，英国政府也不愿哈布斯堡家族在北海沿岸增强势力。英国还力图削弱西班牙的势力，压制奥地利在尼德兰和下莱茵兰的扩展。北欧诸国对于德意志兰领土上的冲突和对欧事务的态度也是明确的。丹麦和北德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丹麦自认是北海商路东西方贸易的唯一中介人，不能容忍哈布斯堡在北德建立统治。丹麦国王还占领着一些领土，如不来梅、维尔顿等主教区，因而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名诸侯，当然不愿看到皇帝势力的增强。瑞典力图在波罗的海继续扩展势力，把波罗的海变成“内海”，进而争夺北海的势力范围。瑞典同样反对哈布斯堡在北德建立统治。

这样一来，原先在德意志兰存在的两种急待解决的矛盾，即诸侯之间的对立和诸侯同皇帝之间的对立，现在由于哈布斯堡同法国之间的尖锐矛盾而出现第三种对立。德意志内部的社会矛盾同欧洲的紧张局势错综在一起。1607年，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公爵伙同耶稣会士和皇帝，无端用武力攻击信奉新教的小小帝国自由市多瑙弗特，并把它并入自己的领地。这是一个信号。德意志诸侯立刻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开始集结军队。外国军队也开始行动起来。1608年，新教诸侯结成“新教联盟”。一年以后，天主教诸侯建立了“天主教联盟”进行对抗。“新教联盟”由普法尔茨选侯领导，属该联盟的有勃兰登堡选侯，黑森伯爵以及一些帝国自由市。它同英国、丹麦、荷兰有联系，且得到法国的特别支持；“天主教联盟”由巴伐利亚公爵领导，属该联盟的有马格德堡兼美茵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和特利尔大主教三大宗教选侯。它得到皇帝、教皇和西班牙的支持。这两个联盟虽标榜宗教上的不同，但目的却是相同的，那就是要牺牲“信仰上的敌人”来加强诸侯的权力，削弱皇帝的势力以巩固自己。此外，两个联盟的内部也远非一致：巴伐利亚公爵同皇帝存在矛盾；新教诸侯中最强大的萨克森选侯却不参加“新教联盟”。

就在这敌对双方严阵以待的时刻，边远的捷克首府布拉格发生的所谓“掷出窗外事件”（Defenestra-tion）成了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线。捷克原是神圣罗马帝国中的诸侯波希米亚王国，后来由于选举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为国王，成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1609 年皇帝卢道尔夫二世在捷克民族的要求压力下，签署了有名的“大诏书”，承认捷克人有信教自由；有权按自己的宗教仪式举行礼拜，建立新教会和创办学校；有权选出三十名“保护人”来保护这些权利和督促执行“大诏书”。1617 年新皇帝马提亚指定狂热的耶稣会追随者、斯提里亚大公斐迪南为捷克国王，公开破坏了“大诏书”。捷克议会中的新教等级代表自动开会，拒绝承认斐迪南，斐迪南则残酷镇压新教，终于激起捷克民族的愤慨。1618年5月23日，一群武装群众拥入宫殿，按照捷克古老的习惯，把两名国王最忠实的官吏，从七丈多高的窗口掷出去（正好落在御城河沟的垃圾堆上，一伤其足，一被摔昏，均未死）。这个事件震动了欧洲所有宫廷。奥地利决心征伐，捷克民族决定起义。

通常史书把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但没有一致的时期冠名，各时期的内容重点也不尽相同。我在这里分别称为捷克起义时期（1618—1623），丹麦干涉时期（1624—1629），瑞典入侵时期（1630—1635）和法国参战时期（1635—1648），所述内容则侧重于同德意志国家和民族运动命运攸关的部分。

捷克起义时期。1618年的“掷出窗外事件”是捷克民族起义的信号，也是三十年战争的开端。捷克民族起义的目的是反对哈布斯堡的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因而得到全民的响应。人民选出三十名保护人（其中大部分是新教贵族）组成政府，由屠恩伯爵率领的起义军，很快突入奥地利，进逼首府维也纳。1619年皇帝去世，憎恶捷克人的斐迪南即位，为斐迪南二世（1619—1631在位），仍兼任捷克国王。捷克议会各等级通过决议，废黜斐迪南，选举“新教联盟”的领袖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为捷克国王。但是捷克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却停止下来。捷克的贵族幻想通过同皇帝谈判获得成果，并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普法尔茨选侯和“新教联盟”的支援上。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乞援于“天主教联盟”，普法尔茨选侯（1619年11月即捷克国王位）则向“新教联盟”求助。从1619年开始，“天主教联盟”和“新教联盟”相继介入战争，只是“新教联盟”拒绝给普法尔茨选侯以实际的军事援助，而“天主教联盟”却派来2．5万精锐部队和相应金钱供皇帝调用。巴伐利亚公爵的交换条件是把普法尔茨的选侯资格转封给他。天主教联盟军在悌里将军统帅下侵入捷克，同时有一支西班牙人组成的 2．4 万精锐大军袭击普法尔茨选侯的领地。“新教联盟”及其背后的英法诸国，袖手旁观，让皇帝-“天主教联盟”放手镇压捷克起义。

1620年11月8日，两军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进行决战，捷克军队被占优势的敌军所击败。皇帝-天主教联盟军队乘胜进攻布拉格，普法尔茨选侯则抛下王冠，一直逃到荷兰。西班牙军队也直驱普法尔茨，纵兵抢掠。捷克起义失败了。接着而来的是血腥的报复。斐迪南二世亲手撕毁“大诏书”，取消捷克人民的信教自由，宣布天主教为捷克国教，驱逐喀尔文教和路德教教徒。捷克成为哈布斯堡奥地利的一个行省，由奥地利官员管辖。战争进入第二时期。

丹麦干涉时期。捷克起义被镇压后，皇帝的权力大为加强。在一次帝国议会会议上，他压制了新教诸侯的反抗，把普法尔茨选侯爵位和部分领土赐给巴伐利亚公爵。他俨然以真正的帝国皇帝凌驾于所有诸侯之上。他把势力伸向西德和北德。皇帝的同盟西班牙则想重新统治荷兰。这种情况使西北部的新教徒非常惊恐。英法荷等国也行动起来，促动受皇帝威胁最大的新教国家丹麦出兵。1624年，一支受英国和荷兰金钱与武器支援的丹麦雇佣军（约6万人），在国王克里斯提安四世统帅下进入北德，一批新教诸侯和城市也参加了丹麦军队的行动。其实丹麦人的力量并不很强，但皇帝的军队居然没有抵挡住丹麦人的进攻。天主教联盟在开战的瞬间拒绝给皇帝以支援，他们畏惧皇权的进一步增长，而天主教法国当时当政的红衣主教黎塞留又想方设法制造皇帝“天主教联盟”内部的分裂。在这种困急无奈的情况下，皇帝接受了一个叫华伦斯坦的军人的建议：建立一支不受巴伐利亚掣肘的独立的军队。华伦斯坦对皇帝说，他已经募集了一支3万人的军队，不需皇帝出经费，只要皇帝给他一个名义，即可出战。皇帝于是委任他为军队司令。

阿尔布莱希特·冯·华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1583—1634）是一名德意志化了的捷克贵族，天主教徒，曾参与镇压捷克人起义。由于长期在皇帝军中服役，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纯粹的德意志人。他是一个军事家，具有优秀的统帅才能和组织才能。他野心勃勃，想乘战乱时机把自己造就成一个显赫的人物。当丹麦与皇帝开战时，他把从人民那里掠来的财物作为军饷，召募雇佣军，进行严格训练。此时他把这支军队用来为皇帝效劳。当他的军队同丹麦人打了几次前哨战之后，就显示出这是一支劲旅，丹麦人抵挡不住。为了维持这支庞大军队的给养，华伦斯坦纵容士兵抢掠占领地的粮食和财富，凡攻克一地，他的军队就像蝗虫过境一样。华伦斯坦的军事胜利惊动了“天主教联盟”，巴伐利亚选侯唯恐胜利果实被华伦斯坦独占，于是决定出兵。悌里再次率军与华伦斯坦一起，对丹麦-新教联军作战。1626年，华伦斯坦在匈牙利境内击溃了新教联军，接着迅速攻克勃兰登堡、梅克伦堡、什勒苏益格，很快控制了整个萨克森。不久与丹麦军会战于北德的路特尔，丹麦国王大败，华伦斯坦乘胜攻入荷尔斯坦因，克里斯提安四世被迫求和。1629年3月，双方缔结卢卑克和约，丹麦国王同意不再干涉德意志事务，放弃不来梅、维尔顿以及一些主教区的宗主权，华伦斯坦军队则从丹麦撤退。皇帝趁机把势力伸延到波罗的海。

华伦斯坦得到了赏赐，封为弗里德兰公爵，并且成为皇家水、陆军统帅。就在这胜利后的最初时刻，天主教诸侯一致联合起来，反对华伦斯坦，实则是反对他图谋推行损害诸侯利益的政治计划。华伦斯坦不仅是一个军事家，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家，他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像诸侯那样的纷争不休、小邦割据的局面，而是想按西欧国家尤其是法国的榜样，把德意志兰变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国，皇帝凌驾于诸侯之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华伦斯坦虽是一个天主教徒，而且受耶稣会士的教育，但他对宗教争执感到厌恶。他认为诸侯不除，国无宁日，因此极力主张削平诸侯，统一全国。此外，根据华伦斯坦计划，要建设一支强大的舰队，控制北海和波罗的海，使德国成为一个商业强国。可以说，华伦斯坦的计划是一个目标明确而又宏伟的计划。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是符合当时德意志民族利益的，客观上也是符合人民的愿望，具有进步的意义。正因如此，华伦斯坦才招致诸侯的特别仇恨。皇帝每天收到一百多封弹劾华伦斯坦的奏章。诸侯们公然威胁皇帝，如不免去华伦斯坦的职务，解散其军队，就不选举他的儿子作皇帝的继承人。1630年皇帝免去华伦斯坦的职务，命令其军队解散。就在这个时候，瑞典军从北部侵入德意志兰，战争进入第三阶段。

瑞典入侵时期。瑞典是北欧的一个封建王国。16世纪末国王依靠自由农民的支持完成了宗教改革，消除了瑞典贵族对王权的限制，国势开始强盛，被喻为“北方新升的流星”。瑞典历来的统治者都把控制经北欧到俄国的航道以及在波罗的海建立自己的霸权视为生命线。17岁登上王位的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二世（GustavⅡ Adolf，1594—1632），立即投入争夺波罗的海霸权的斗争。为了“和那个华伦斯坦决一雌雄”，瑞典开始积极备战。瑞典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它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雇佣军，是由征兵制征来的自由农民组成，经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国王的严格训练和整顿之后，成为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按照瑞典统治阶级历来的用兵原则：“只可在敌国领土上逐鹿打仗，不要在自己本土上兴兵作战”，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决定对德意志兰进行袭击。1630年7月，一支由1．2万人组成的瑞典军从北德奥得河口登陆，迅速向德意志中部推进。勃兰登堡选侯和萨克森选侯很快就同瑞典国王一致行动。新教诸侯们由于天主教联盟部队肆无忌惮地执行皇帝1629年颁布的归还教产敕令而备受胁迫和侵害。根据这道敕令，凡在1552年以后还俗的教会产业均应归还原主，并予强制执行，例如马格德堡城就因此被悌里将军的部队几乎完全摧毁，居民大部分遭到杀害。归还教产敕令驱使新教诸侯纷纷归附瑞典国王。前普法尔茨选侯也回来投入瑞典怀抱。1631年初，法国正式与瑞典缔结盟约，答应每年付给古斯塔夫-阿道尔夫40万塔勒（当时德国的一种银币）巨款的财政资助。同年9月17日，皇帝-天主教联盟同瑞典国王新教联盟会战于莱比锡附近的布来登费尔德，瑞典国王采用新式战术，几乎全歼悌里的主力，天主教联盟部队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一战役结束后，皇帝势力被赶出北德，南德的门户也向瑞典洞开。1632年春，瑞典国王进入南德，攻下纽伦堡，强渡莱希河（悌里受伤身死），5月进逼慕尼黑。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夺取了南德和西德的大片地区，作为瑞典采邑封给德意志新教诸侯们。他的入侵实在同他的“挽救德意志信仰自由”没有多少关系。

皇帝不得不再次向华伦斯坦求援，任命他为统帅。1632年秋，华伦斯坦用高价募集了一支雇佣军，连同皇帝的军队共约4万人，以最快速度突入德意志中部，长驱直入萨克森。瑞典人不得不掉头转向，北上救援萨克森。11月16日，两军在吕岑城附近列队交锋，瑞典人喊着：“上帝和我们同在”，华伦斯坦军队喊着：“圣母玛丽亚”，互相拼命冲杀。鏖战到天黑，华伦斯坦新募的雇佣军还是敌不住自由农民组成的瑞典军的进攻，只好撤退。瑞典军队虽然取得胜利，他们的国王却在战斗中死去，士气被瓦解。新教诸侯乘机摆脱了瑞典人的控制，独立行动。1634年9月，瑞典军在诺德林根被华伦斯坦击败，急急往北撤退。北方的流星消逝了。

华伦斯坦兵权在握，踌躇满志，成了风云人物。当他再次要求皇帝执行他的中央集权化计划，并采取同瑞典和萨克森讲和的行动时，他不仅成为天主教诸侯的眼中钉，而且遭到自己部下一些将领和军官的背弃。皇帝也受到“功高盖主”的威胁。他们暗中勾结起来。华伦斯坦突然被宣布为“叛国者”。1634年2月，皇帝派军官刺杀了华伦斯坦。1635年皇帝同萨克森、勃兰登堡正式签订和约，答应在北德不执行归还教产敕令，北德的新教诸侯则承认皇帝的“统治”。

哈布斯堡家族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促使法国亲自参战，战争进入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时期。

法国参战时期。三十年战争初期，黎塞留正忙于同国内的贵族以及新教徒的斗争，无力顾及反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争，就支持和怂恿别国参加。30年代以后，黎塞留在国内斗争中取得胜利，国内形势渐趋稳定，同时在德意志战场上双方都已疲惫不堪，法国就乘机出来收拾残局，争夺欧洲霸主地位。

在17世纪，真正阻碍法国取得西欧霸权的是哈布斯堡的西班牙。为了打击这个主要对手，法国一面和瑞典、荷兰、威尼斯、匈牙利等结成反哈布斯堡同盟，另一面又和德意志新教诸侯结成反皇帝“天主教联盟”的同盟。1635年5月，法国军队在德意志兰、尼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时开始反击哈布斯堡的军事行动。留在北德的瑞典军队，趁机再次侵入中德和南德，并且力图摆脱法国的控制。法国既要对付实力强劲的西班牙陆军，又要监视和牵制同盟者瑞典的行动，分不出重兵去对付皇帝，因此，在德意志兰进行的战争就变成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30年代后期同西班牙的战争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1643年法军同西班牙军会战于法国比利时交界处的罗克鲁瓦，法军大胜，西班牙精锐部队几乎丧失殆尽，失去任何反击的能力。法军调兵东向，溯莱茵河南下，赶来和瑞典军“会师”。德意志领土上的战事开始激烈起来。1644年法军在弗赖堡和1645年在诺德林根相继战胜了皇帝的军队。

德意志兰遭到欧洲各国军队的蹂躏，受害极深。在1635—1648年这段长达12年的时间里，德意志兰受到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破坏和洗劫。交战双方相互竞杀德意志居民。大股的暴兵和小股的散兵游勇，对当地居民奸淫烧杀，疯狂掠夺。当时一位目击者说，连死尸身上的衣裤鞋袜都被剥得精光。农民们忍无可忍，纷纷逃入山林，有的聚集起来袭击任何一方的军队。

1646年，瑞典军队攻入巴伐利亚，法国军队也同时进入。两军合同进攻奥地利。“天主教联盟”在失去西班牙援助后已无力再战。疲惫不堪的皇帝和“天主教联盟”只得求和。同样疲惫不堪的瑞典和法国，面对英国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巨大影响，也不得不同意停战议和。这才出现了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由于法国和瑞典之间的争议，和谈分别在德意志兰威斯特伐利亚的两个城市进行。参加明斯特谈判的有皇帝斐迪南三世（1637—1657 在位）、西班牙、德意志天主教诸侯与法国；参加奥斯纳布律克谈判的有皇帝、德意志新教诸侯、城市代表和瑞典。因此就出现了缔约于明斯特的皇帝同法国之间的条约，和缔约于奥斯纳布律克的皇帝同瑞典、德意志新教诸侯之间的条约。两个条约均于1648年10月24日在明斯特正式签字。

和约保证战胜国获得大片土地。法国不仅获得上文提到过的梅斯、图尔、凡尔登各主教区，而且割去了上阿尔萨斯、下阿尔萨斯以及西南德的一些地区，阿尔萨斯和洛林自此就成为德法世代争执之地。瑞典得到整个西波美拉尼亚，包括鲁根岛在内，还获得东波美拉尼亚的一些地区和城市，包括海口城市斯台廷和奥得河口地区。瑞典还以帝国采邑的名义从皇帝那里得到威悉河口地区从而也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另外还获得500万杜卡登（当时德意志的一种金币）的巨额赔款。

条约正式承认荷兰独立；正式承认瑞士脱离神圣罗马帝国成为独立国。 为了保证战胜国的利益，条约确定了大小国地位平等、信教自由的原则。

至于德意志帝国，中央政权（皇帝）不但没有加强，反而进一步削弱了。德意志各地方诸侯成了完全独立的势力。勃兰登堡选侯获得东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地区和马格德堡地区，成为帝国内继奥地利后的最大邦国。巴伐利亚得到上普法尔茨（在中南德），成为第八个选侯。下普法尔茨（在西德）仍由原选侯弗里德里希的儿子继承，恢复选侯资格。萨克森选侯则获得劳西茨。在法国和瑞典的参与下，皇帝同诸侯拟定了一部帝国宪法。宪法规定，所有帝国的等级，包括选侯、各级诸侯、帝国城市，都保有完整的主权，也就是保有内政和外交上的全部主权；对外可以单独与别国订立同盟条约，对内具有无上的君主权力。宪法意味着帝国的瓦解，并用法律的形式确保帝国的无政府状态。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可以随时干涉德意志事务。

和约也对宗教问题作了规定。首先是教产还俗问题，规定1624年（捷克起义被镇压的一年）为“标准年”，凡是1624年1月1日就已掌握在诸侯手中的还俗教产，诸侯都可以保留下来。而在普法尔茨及其联盟地区，则以1619年（捷克起义的一年）为“标准年”。这就完全恢复到三十年战争开始时的状态。其次是宗教事务问题，除承认新旧教完全平等以外，仍然确定“在谁的邦，信谁的教”原则。异教徒除非迁居，否则仍会遭到迫害。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一方面确定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国界，承认国际之间大小国平等、信教自由原则；结束了自中世纪以来由“一个教皇、一个皇帝”统治欧洲的局面，开始了欧洲近代国际关系；另一方面最终确立了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政治制度，确定了它的政治分裂局面，皇帝成了一个只是统辖奥地利及其世袭领地的大诸侯。第三方面标志着西班牙失去一等强国的地位，瑞典成为北欧强国，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

三十年战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德意志宗教改革时代的结束。1517年由路德发动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运动的目标没有实现。德意志兰依旧是一个四分五裂、残破不堪的国家，依旧生活在古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中，它的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欧其他国家。

作者评曰：

许多研究宗教改革的国人专家，都把路德宗教改革说成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根据大概就是恩格斯1892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所写的那段论述。窃以为这样的定性并不贴切，起码是一种“革命的拔高”，不符合当时德意志社会运动发展的实际。决定一场大的社会运动的性质，应有三个前提：一是提到历史日程上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二是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及其阶级属性；三是时代。就16世纪初的德意志王国神圣罗马帝国而言，提到历史日程上急需解决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和加强中央皇权，而不是推翻以皇帝为代表的整个封建制度，还根本谈不上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的革命斗争；就路德宗教改革到德意志农民战争的全过程来看，运动中既没有一个“资产阶级”的独立力量的出现，更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政治集团领导运动的前进，有的不过是一些城市和市民的被动的活动，他们倾向于宗教改革，但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阵营的搏斗中“风吹两面倒”，这是自然的事，说明他们只是运动中的被胁从者，而不是什么“领导”或是“叛徒”。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德意志宗教改革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个“新时代”主要区别于“中世纪”，就在于一种新的或者叫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宗教改革正是“新时代”开端的标志之一，本身就带有新时代的品格和科学的特性。因此，我以为，把德意志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判定为“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统一运动的发端”，是可以成立的，也许更符合实际。

把马丁·路德说成是运动的“叛徒”和诸侯的“奴仆”，而把托玛斯·闵采尔说成是“人民宗教改革领袖”和“民族英雄”，同样有失公允。这种评价的标准多半源于上述的对宗教改革运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定性。其实路德和闵采尔都是16世纪初宗教改革运动的最卓越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路德是作为全民族的代表发起向天主教会进攻，要求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闵采尔是作为下层人民的代表，发起对整个封建剥削制度的进攻，要求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尘世天国。路德是主张使用温和的和平手段来达到目的，闵采尔则主张使用暴力和发起战争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如果不是用一种“资产阶级革命”的评价线，而是以“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统一运动的发端”这一评价线来评论，路德显然更能代表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而闵采尔的激进的、空想的主张和行动局限于代表城乡下层群众，或者说代表着运动的未来。当路德参与创立德意志民族语言这一伟大的工作后，他就成为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最早代表，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 P4nm7pR1c0wdWef/AmrxHSqdlIDrOnBkN8luHpG6ANlwA3+V+t8p5WEdWGZFriK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