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德与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 年）生于萨克森的埃斯列本，后迁往曼斯菲尔德。这两地紧靠哈尔茨山，是萨克森著名的矿业中心之一。据说他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农民和矿工，到1509年时成为有八个矿井和三个熔炉的企业主。路德的孩提时代是经历过农民和矿工家庭生活的。13 岁时进马格德堡一所简朴学校，靠募化维持生计，18岁入埃尔富特大学学习法律，受著名反教会学者约翰·韦塞尔的影响甚多。他同该校人文主义小组过从甚密，很快成为一名唯名论者，并博览了维吉尔、柏拉图、西塞罗、李维等古希腊、罗马名家的作品。1505年路德毕业，获硕士学位，在发过“安贫、守贞和服从”的誓言后，成为奥古斯丁托钵修会修道士。据他自己说，这是严厉的双亲为他选定的道路。1507年路德成为神甫，曾应邀去萨克森邦新建的维滕贝格大学讲授哲学。1511 年正式受聘维滕贝格大学的永久性职务。

这一年路德访问罗马，目睹教廷的腐败，深感愤愤不平。他后来回忆说：“很难描述，而且实难令人置信，那里的龌龊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如果有地狱的话，那么罗马便是地狱。罗马本是圣洁之地，而现已成肮脏之城了。”1512年路德升任神学博士和维滕贝格大学神学教授，同时任维滕贝格修道院副院长。1515年又升任主管图林根和迈森十一座修道院的副主教。他开始悉心研究古文圣经，发现罗马教廷宣传的许多东西与圣经不符，提出要照古代基督教本来面目改革教会，渐渐形成他的宗教改革思想。

当路德读保罗的使徒书时，发现一行短句：“义人必因信得生”，恍然若有所悟：人不是靠自己的善行，而是靠信仰上帝而得以免罪。在随后的年代里，“因信称义”（唯信仰得救）就成为路德神学的主要教义，也是他进行宗教改革的基石。

引起路德抨击并由此而发动基督教改革运动的事件，是赎罪买卖中一个特别明显的腐败事例。教皇为要填满自己的财库，为应付奢侈生活的巨大开支，1500年，1501年，1504年和1509年都在德意志兰征收赎罪税，而到1517年又再开征新赎罪税。教廷力促百姓相信，只有购买一份教皇的赎罪券，即使不真心忏悔，也可以保证免受惩罚。这就形成一句民间谚语：“钱在匣子里铛"响，灵魂就从涤罪所跳上天堂。”1517年的赎罪券买卖更是花样翻新。教皇把中德出卖赎罪券之权交给出身霍亨索伦家族的马格德堡兼美茵茨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为期十年，教皇从大主教方面拿到1万杜卡登（一种意大利金币）净值。霍亨索伦的阿尔布雷希特几年前是靠富格尔家族的金钱才弄到美茵茨大主教职位的，如今富格尔家族、教皇和大主教共同商定，赎罪券的收入50％缴归教皇，50％则作为大主教偿还富格尔家族的债金。为了取得皇帝对这一宗交易的同意，另需给皇帝3 000古尔登（德意志金币）。为照商定好的办法行事，富格尔家族还派有专人和赎罪券贩子们一道穿梭于德意志乡村城镇叫卖。他们对当时最富庶之邦萨克森最感兴趣，但是不久就被萨克森选侯驱逐出境，因为大主教的赎罪券买卖妨碍了选侯自己的赎罪券买卖，影响了选侯的财政收入。

这种无法无天的赎罪券买卖搞得德意志各阶层人天怒人怨，也促使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大门上贴出《评赎罪券的效能》（即“九十五条论纲”）大字报。九十五条论纲中的每一条都是对教廷的谬误和弊端的有力一击。比如第1条：当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说“忏悔”时，意思是说，信徒的整个一生都应该忏悔，而不是补赎。第36条补充说：每一位诚心忏悔的基督教徒，即使没有赎罪券，也能完全减免他的罪过和惩罚。路德在这里运用“因信称义”论：剥夺了以教皇为首的神职人员的神权，搬掉了人与上帝之间的教会阻隔，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一员。又如第32条：相信罗马教皇的一纸赎罪券就能拯救他们的那些人，将和教导他们的人一道，永远被打入地狱。第82条则矛头直指教皇：教皇为什么没有出于慈爱而把炼狱中的所有灵魂都拯救出来？路德公然说出教皇出卖赎罪券是犯了错误和违背基督教教义的，而教皇一直自命是“上帝的代表”，“从来无谬误的”。

对于赎罪券的抨击，有如一粒火种落在火药桶里，立刻燃起燎原之火。农民和平民把路德的反教会论纲当成是起义的信号，认为同一切压迫者算账的时候到了。市民则到处传颂“九十五条论纲”。斯特拉斯堡的市民把九十五条论纲贴在教堂大门上。人文主义者热烈欢呼。画家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年）将他的一件木刻作品送给路德，以示赞赏。贵族，甚至一部分诸侯，希望由此打破罗马教会的控制，没收教产。一时之间，“九十五条论纲”实际上成了民族战斗的共同纲领。原来用拉丁文写的这份论纲，被人们译成德语，争相传播，不胫而走，两星期内传遍德意志兰，一个月内传遍基督教世界。开始，路德对他的论纲引起的冲击感到惊慌和意外，他的初衷仅仅是抨击太不像话的赎罪券买卖，希望教廷改正。事态的发展影响着他，推动着他承担起这一时代所有革命力量的领导角色。现在他不得不继续往前走了。性格坚毅的路德终于成为德意志民族的第一位代表，也可说是第一位德意志民族英雄。

天主教会清楚地认识到，路德的行动所引起的德意志广大民众极强烈的反教会情绪，是何等的危险！他们开始试图用委婉劝诱的办法让路德撤回他的论纲。他们开出“价钱”：让路德当枢机主教，并给他一个大主教职位。但一切努力均无济于事。路德在得到萨克森选侯的支持和保护后，终于在1519年中在莱比锡同枢机主教约翰·艾克为首的教廷强硬派公开论战。这时路德的立场比前两年大大前进了一步，他在神学论战中已经一步接一步地脱离了天主教教义，终于同罗马教廷分手。1520年路德发表他的宗教改革纲领文件《论罗马教皇权》，指出罗马是万恶之源，教皇眼里根本没有上帝，其横行霸道使德意志兰趋于毁灭。他号召“把罗马来的恶棍逐出国境”！这已经不是一个单以教皇为对手的神学教义的争执，这毋宁说是为德意志民族利益反对民族之敌的政治斗争。路德号召用暴力反抗教皇干预德意志事务，“拿起武器，向人世间的这种瘟疫发动进攻！”1520年8月路德写了一封题为《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呼吁皇帝、诸侯和贵族们把教会改革工作掌握在自己手里，呼吁组成脱离罗马的德意志教会，消除教皇对皇权的干预。书中说：“教皇须让我国不再受他的不堪忍受的劫掠和搜括，教皇须交还我们的自由、权利、财产、荣誉、身体和灵魂，教皇须让皇权成为名副其实的皇权。”为了保证教会脱离罗马，教会职位不应由外国人担任，所有缴给罗马方面的钱都应停止缴付。路德还要求限制大财团的势力，例如富格尔家族的势力。

路德在他的宗教改革纲领中，完全违反天主教教义，宣称教皇制度乃是人造的制度，它的谕示并非无谬误的。路德在其文章《论基督徒的自由》中要求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直接同上帝联系的权利，而毋需通过教会和神甫作为居间人。为此路德主张每个人都有读圣经的权利（此前读圣经是教士专有的特权，教士可以任意曲解圣经中的话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目的服务）。在路德的许多要求中都可见到同捷克宗教改革家胡司（Hus Jan，1369—1415年）教义的联系，而胡司正是被教会作为异端烧死的。路德也和胡司一样，主张信徒在圣餐仪式上也享用两种圣礼，即面包和酒的权利。

挺身而出的路德，就这样获得德意志兰各社会阶层的热烈拥护和襄助。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乌利希·冯·胡滕（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年）致信路德，敦促他坚定立场，允诺给以支助。帝国骑士领袖法朗茨·冯·济金根和冯·绍姆堡捎信称，他们将提供保护。虽然他们是从极不相同的动机出发，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希望在物质、政治和精神方面消除教皇的有害干涉。还在这年6月份，教皇就发出《主兴起》教谕（又称《斥马丁·路德谕》），对路德的异端发出警告。三个月后又威胁说，六十天内如不公开认错，将开除教籍。至11月底到期时，路德非但不认错，还发表了两篇反对教谕的宣言进行回击。12月10日，路德竟敢当着集会群众公开把教皇的教谕连同所有宗教法规投入火海。1521年1月，教皇签署破门律，将路德革出教门。但这份破门律直到5月6日，即路德在帝国议会上露面三个星期之后才在沃尔姆斯公布。

1520年新加冕的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也出面迫害路德。这位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世系的年轻国王和皇帝，对德意志民族并无多大感情，相反为执行他的意大利政策却需要教皇的支持。他在1521年下令传路德到沃尔姆斯帝国议会进行公开辩护或者撤回自己的异端理论。这时的路德处境和胡司不同，德意志民族的广大多数站在他的背后，他可以没有生命危险地前往沃尔姆斯。路德的行程就像是一次凯旋的进军。沃尔姆斯城在帝国会议期间是被济金根领导的帝国骑士控制着的。路德在人民群众和这些帝国骑士的武装保卫下没有作任何让步，也不撤回他的理论。他面对皇帝、教皇使节和帝国议会诸等级作的辩护发言——先用德语然后用拉丁语——中明确答复：“我既不信任教皇也不相信宗教会议，因为他们经常出错和自相矛盾。只要我还不曾被圣经文字或清晰理性驳倒了的时候，我不能也不愿撤回任何话，因为违悖良心行事是难于做到的，也是危险的。”

虽然路德采取这般态度，皇帝却不敢明令判他的罪。教皇使节道出了当时的紧张情势：“十分之九的德意志人欢呼‘路德’！剩下十分之一的少数高呼‘罗马教廷该死’！”帝国议会上开始形成两大阵营，皇帝和教会选侯坚定站在罗马教廷方面，而萨克森选侯和巴拉丁（普法尔茨）选侯等世俗诸侯以及帝国自由市诸等级却是支持路德的。只是在路德和他的强有力的庇护者离开沃尔姆斯之后，被路德的“大胆放肆”所深深震惊的查理五世，才对路德和他的附和者下了所谓帝国法外令。在这道敕令中指令一切人等：“你们不许给这个路德住处，不许给他房子，不许给他吃，不许给他喝，不许收留他，无论私下或公开都不许替他说话或帮他张罗，给予抉择或支援”，否则必予严惩。但是皇帝这道敕令毫无意义。萨克森选侯把路德置于自己保护之下，并且指定瓦特堡作为他的居留地。路德遂隐去真实姓名住在这里。

就在这一时期，路德开始了他的伟大工作：他把圣经从希伯来文本和希腊文本译成德文。并非是把圣经译成德文这件事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早在路德之前，已有南德语言的十四种圣经译本和北德语言的三种圣经译本。路德翻译圣经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在翻译时追溯到完全未经后人窜改过的圣经原本，并把它译成一种由他确定下来并通用起来的“标准”德语版本，这种德语来自人民的语言。路德在谈及这件事时说：“我为这件工作不得不问一问家里的母亲们，问一问胡同里的孩子们，问一问市集上的贩夫走卒们，我要亲眼看看他们在谈话时是如何开口的。”圣经翻译工作一直到1534年。路德的翻译工作对于创立统一的德意志语言文字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在帝国极不幸的分裂状态中，路德的“统一德语”就成为联系所有德意志城乡和邦国的纽带，并在以后的世纪中成为德意志民族融合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构成德意志爱国主义力量争取建立统一祖国事业的重要因素。路德译成的德文圣经依靠当时已有的印刷技术而获得迅速传播，统一德语也随之迅速传播，越来越多的德意志人开始用这种德语写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沃尔姆斯帝国会议后的宗教改革情况。路德作为形成中的德意志民族的代表，他的理论被人民接受了。但是反对教皇的统一的民族反抗阵线却未能成立。沃尔姆斯帝国会议暴露出民族各阶层的利益分歧。特别当路德隐居瓦特堡托庇于萨克森选侯后，对运动已不可能再施加任何直接的影响。1522年始宗教改革运动分裂了，出现了三个营垒：第一个可称为天主教或保守派营垒，集合着一切企图维持封建关系的分子，包括皇帝、高级教士、部分诸侯和城市贵族等，此后的任务就是竭力维持旧的封建状态，或取消已经完成了的改革。他们也是以后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力量；第二个可称为温和的市民和贵族的改革派营垒，聚合着反对派中的有产阶层，包括低级贵族、市民阶级以及部分高级贵族或诸侯。这些人主要是希望取消教会权力和对罗马的依附地位，分得天主教会的产业。高级贵族或诸侯更希望在宗教改革中取得更大的独立性；第三个可称为革命的农民和平民营垒，集结着宗教改革中最激进的力量，要求改变现存的剥削制度，一部分人甚至要求消灭现存的剥削制度。在第二和第三营垒之间，路德没有片刻犹豫就倒向第二营垒，以往发出的剿灭罗马的号召，改变成和平发展和消极抵抗了。路德坚持的“我不愿见到靠暴力和流血来提倡新教福音”的态度，最终使革命的农民和平民同他分了手。 HU7eAwcWWNEgKhH5d4Kzj/ENvxUk9mWtCaJ5vdhcGAXDRGLsr5yHvnPA+tiuCZ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