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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巴黎演绎着这惊天动地的一幕的时候，甚至在国民议会派出的代表团已向国王报告巴黎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后，身在凡尔赛的路易十六仍尚未悟出局势的严重性，并在其记事本上如是记道：“14日，星期二，无事。”路易十六直到15日才明白了局势的严重性。一段众所周知的对话生动地显示了当时的情景。在其宠幸的近臣利昂古尔公爵向他禀告巴黎发生的一切时，这位感觉异常迟钝的国王吃惊地问道：“怎么，这不是造反吗？”而利昂古尔公爵的回答是：“不，陛下，是一场革命。”
惊慌失措的路易十六于是来到了议会，表示对议会完全信任，同时宣布已下令军队撤离。细心的议员们在听他讲时突然发现，国王在提到议会时说的是“国民议会”，而不是“三级会议”。从他口中说出“国民议会”，这还是第一次。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国王已向议员们6月17日的革命行动低头让步了。而证实军队已被撤离之语，意味着他在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面前也已低头让步了。
巴黎人民的壮举使原先危如累卵的国民议会顿时化险为夷。7月16日，由88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分乘40辆马车，踏上了从凡尔赛到巴黎的道路，沿途两侧，挤满了情绪激昂的围观群众。在议员们抵达巴黎时，巴黎市民倾城而动，热烈欢迎。在市政厅，代表团成员巴伊由于长期担任议会主席，且在网球场宣誓时表现突出，遂被常务委员会任命为巴黎市长。同日，国王下旨罢免了几位不得人心的大臣，召回了内克，同时还宣布第二天前往巴黎。
翌日，路易十六离开凡尔赛。在他抵达夏洛门时，刚任巴黎市市长的巴伊把巴黎城的钥匙交给国王。巴伊在此次发表的简短讲话中，甚至还包括了这样一句永载史册的至理名言：“亨利四世重新征服了他的人民，在这里，人民又重新征服了国王。”从夏洛门到市政厅，国王要穿过一片人海，但此时已无人再喊“国王万岁！”取而代之的是“国民万岁！”
在市政厅，国王承认巴伊为巴黎市市长，并任命自由派贵族、在北美独立战争中功勋卓著的拉法耶特为“国民自卫队”司令。这一天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国王接受三色帽徽，上面用巴黎城的传统色彩，即蓝色和红色镶着象征王室的白色。当路易十六头戴饰有三色帽徽的帽子出现在市政大厅窗口时，人群爆发出一片欢呼声。
同日，一些顽固的贵族在深感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开始走上了政治流亡的道路，对于他们来说，宁愿漂泊异邦，也不愿再与作出如此让步的王权休戚与共。首先出走的是王弟阿尔图瓦伯爵，他在这天清晨携同子女和仆从出走荷兰。紧接着，孔代亲王、波利尼亚克公爵等也步其后尘，分别走出国门。由此，一场持续时间相当长的政治流亡运动开始了。
攻占巴士底狱，以巴伊为首的巴黎新市政机关的建立，很快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引发了一场“市政革命”。许多城市效仿巴黎的榜样，捣毁了当地的“巴士底狱”，以选举人为主建立起常务委员会，组织了国民自卫军。由于旧制度下多样化的市政结构以及各城市中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抗作用不尽相同，市政革命的表现形式与彻底程度因地而异。但一般来讲，从旧市府向新市政机构的过渡都较为平稳。在实际持续了个把月的“市政革命”冲击下，旧制度在城镇中的统治土崩瓦解。相形之下，农村里的变革远比城市激烈。有意思的是，使农民反抗运动成为不可抗拒浪潮的催化剂，竟然是所谓的“大恐慌”。
自7月初起，从巴黎和凡尔赛传来的消息被歪曲和无限夸大，类似的流言蜚语尤其在农民中不胫而走：成群结队的强盗在渐渐逼近，他们将割走即将成熟的麦子，烧毁整个村庄。随着关于强盗的传闻像野火一样迅速在农村到处传播，农民们惊恐万分：有人敲起了警钟，有人进行最后的祈祷，有人躲藏到森林里……惊恐之余，农民们开始武装起来，组织自卫。于是，他们纷纷用长柄镰刀、杈与猎枪来武装自己。不久，农民们发现，所谓强盗不过是臆想出来的。于是，这些手持武器的庄稼汉开始把手中自卫的武器变成了进攻的武器。他们不再去追寻想象中的强盗，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实实在在地欺压着他们的封建领主。他们冲进了领主的城堡，用威胁手段迫使其交出那些登记着令人痛恨的封建权利的古老证书和那些很久以前使征收捐税合法的契据，然后在村子的广场上把它们付之一炬。当有的领主拒不从命时，农民们便焚毁城堡，甚至绞死城堡的主人。很快地，农民暴动和起义席卷法国乡村。
“大恐慌”后的农民起义，既令贵族们恨之入骨，也触犯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不少城市资产阶级也是地产主。他们甚至拥有领地，并以此名义向农民征收通常的捐税。为了保护自身既得利益，拥有地产的城市资产阶级不惜和贵族这一原先的敌人携起手来，共同对付“丧失理智的”农民暴动。他们利用自己新掌握的市政权力和武装力量，对农民运动进行镇压，镇压的残忍程度有时还会到令人发指地步。如在马扎地区，26名暴动的农民在一场最终败于城市民团的激战后，不仅受到了一个临时成立的法庭审判，而且还统统被判处绞刑。
由于农民起义愈演愈烈，起初并不急于讨论相关问题的制宪议会不得不把农民问题首先提上议事日程。8月3日，调查委员会向议会报告时认为，农村中的暴力行为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提议实行镇压。但是，议会中的大多数人认为，镇压只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适当满足农民的要求，才是出路。在8月4日夜晚举行的会议上，自由派贵族诺阿耶子爵首先发言，他提议为恢复“安定秩序”，应当废除一切纳税特权，取消徭役，永久管业权和其他人身奴役，对物权实行赎买。接着，全国最大的地产主之一艾吉荣公爵发表了非常煽情的长篇演说，他不仅表示支持诺阿耶的建议，而且还为那些“不幸的农民”的行为进行开脱。随后，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们纷纷登台发言，表示应该废除各种不合理的特权和赋税，如什一税、狩猎特权、养兔特权、养鸽特权和领主司法权。这些“自愿”放弃特权的人似乎为自己的宽宏大度所感动，满含热泪，相互拥抱。会议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2点，气氛热烈异常。关于这一著名的“8月4日之夜”，一位与会的议员曾激动地写下这样一段话：“也许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不曾有过如此的壮举。人们竞相为民族而奉献，捐赠和慷慨解囊……多么难忘的伟大夜晚！人们激动得落泪，紧紧拥抱。”
8月4日之夜的决议已在一派激情中仓促通过，余下的事就是将它形成文件。从8月5日起，制宪会议连续开会，讨论如何形成文件。然而，在讨论如何形成文件的过程中，复归冷静的各派议员围绕着种种具体问题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有时甚至近乎可笑的争论。尤其是一些教士，试图收回取消什一税的决定。因此，制宪会议直到8月11日才最终完成了制定这一系列废除封建特权法令的工作。应当指出，8月法令虽然宣布“将封建制度完全予以废除”，但同时规定源于土地的封建义务要以赎买方式来废除。这就意味着，虽然农民的人身得到了解放，但他们的土地并没有被解放。尽管如此，8月法令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它毕竟从根本原则上废除了封建制度，拆毁了旧法国的框架。
人们不妨认为，8月法令的通过标志着制宪议会已基本完成了“破旧”的工作。由此，制宪议会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该是“立新”了。“立新”的当务之急是起草《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简称《人权宣言》）。制定这一文件是项必须慎之又慎的工作，因为它将构成宪法的序言。从 8月12日起，制宪议会开始逐个讨论西耶斯、米拉波、拉法耶特、穆尼埃等人提出的草案。20日开始，将各草案中的精华部分选出重点讨论。经过长时间艰难的逐字逐句争论之后，8月26 日，制宪议会最终通过了这个庄严的宣言。
赞颂《人权宣言》的画作。该画创作于19世纪初
《人权宣言》共17条。它庄严宣布，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人民享有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的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主权在民。主权的表现形式就是法律，“也就是公民或公民代表的大多数所表达的普遍意志”。同时，《人权宣言》还公开声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人权宣言》是大革命中第一个以启蒙思想为基础制定的纲领性文献。它所具有的伟大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主义的王权、神权和特权，用人权和法治取而代之，并以后者作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奠基石。由于《人权宣言》确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纲领，因此，有西方学者在把“8月4日之夜”的结果，即“8月法令”称为“旧制度的死亡证书”的同时，把《人权宣言》誉为“新制度的诞生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