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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5月，在不得人心的路易十五一命呜呼后，继承其王位的是他的孙子路易-奥古斯特。路易-奥古斯特在登基后，称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继位时年仅19岁。这位年轻的君主动作笨拙，性格内向，遇事犹疑，温和羞怯。与他那些风流成性的祖先不同，路易十六从不迷恋于女色，却唯独视修锁、行猎为人生最大的乐趣。由于路易十六在登基后依旧热衷于拆装铁锁，且与巴黎著名锁匠之一阿曼过从甚密，因此，他很快就被人们称为“锁匠国王”。
平心而论，路易十六既不专横独断，也不乏善良愿望。为了收拾其祖父留下来的烂摊子，尤其是为了缓解当时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路易十六任命了一批才能出众的大臣。其中，著名的重农学派经济学家、《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之一杜尔哥被委以财政总监的重任。
杜尔哥走马上任后，即大力推行一系列的改革。1774年，杜尔哥颁布允许粮食在王国内自由流通的法令，以扩大粮食市场和抑制地方上的粮食投机。翌年，为缓解财政困难，他又毅然将修路劳役改为征收以产业额为依据的道路税，同时规定一切等级均须纳税。1776年初，他不仅宣布取消行会管事与师傅，而且还废止了酒类专卖制，实行自由买卖。杜尔哥这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得到了资产阶级人士的普遍欢迎，后者甚至为之拍手叫绝。然而，由于这些改革触及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自然招致了教会人士和王公显贵们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的怂恿下，原先对杜尔哥颇为信任的路易十六，在1776年5月将他免职。由于杜尔哥的倒台，他所倡导、推行的改革随之也被完全取消。
接替杜尔哥的是一位名叫内克的瑞士银行家。由于身为外国人和新教徒，内克虽被授权主管财政，却并没有“财政总监”的头衔。为了解救宫廷财政支出的燃眉之急，缓解国内的财政混乱状况，内克在上台之初，利用自己银行家的声望到处借款。由于内克成功地筹到了几笔巨款，顿时让宫廷深感慰藉，内克本人的官位也因此而有所稳固。尽管内克深知，为真正解决问题，大刀阔斧的改革势在必行，但鉴于杜尔哥的前车之鉴，内克力图只采取一些温和的改革措施。不久，他取消了宫廷中的一些高俸而清闲的职位，压缩了王室的开支，同时还制定出了一整套可望节支的制度。这些举措一经推出，宫廷贵族们立即像过去对待杜尔哥一样，开始猛烈抨击内克。1781年，内克公布了关于王国的政府预算情况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由于这份报告书透露了国王赏赐钱和恩给金的巨大数额，遂使王室和领取大量年金的显贵们觉得再也无法容忍内克。于是，内克很快遭到革职。不过，财政报告书所披露的内情和内克因而被革职，不啻大大激化了社会公众对宫廷的不满情绪。
内克的继任者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大力推荐的卡隆。卡隆上台之初，为了取媚王后，笼络王公显贵，一度采取了与内克截然相反的方法，即提倡奢华与挥霍。其间，他为宫廷人员偿还赌债，增加他们的年金，力图以阔绰的假象抬高王室的威望。与此同时，他也寄希望于通过挖运河、建港口、修道路等手段来刺激经济，增加收入。然而，到了1786年，迫于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卡隆也不得不步杜尔哥、内克的后尘，开始考虑改革财政制度，向富有者纳税。不久，他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延长对盐和烟草的专卖权，以土地特征税代替人头税和什一税，每个土地所有者，包括特权等级一律缴纳。此外，卡隆还提出恢复杜尔哥有关取消各领地的关税和允许粮食自由流通的法令。为使自己的改革方案能付诸实施，他召开了“显贵会议”。“显贵”们既然是特权阶级的成员，他们对这一改革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果然，在1787年初召开的“显贵会议”上，与会者对卡隆的改革方案表示强烈反对。不仅如此，他们还迫使国王解除了卡隆的职务。
在王后的力荐下，图卢兹的大主教布里埃纳接替了卡隆的职务。布里埃纳在得到了这一职位的同时，也“继承”了前任留下的烂摊子。面对严峻的局面，布里埃纳别无选择，只能依照前任之策行事，执意增加新税，并且要显贵会议同意特权等级也得纳税。在显贵会议再次拒绝了向特权者课税的方案之后，经布里埃纳奏请，国王解散了“显贵会议”。1787年5月，布里埃纳决定将相关方案交巴黎高等法院登记。孰料，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不仅拒绝登记，反而提议召开三级会议以决定臣民如何自由地向国王纳税。为迫使法院接受布里埃纳的改革方案，路易十六曾两度亲临高等法院施加压力。不过，巴黎高等法院对此一点都不买账。1788年5月3日，巴黎高等法院庄严地发表了一个宣言，即《民族权利和君主制根本法》。宣言声称，国民应通过定期举行的三级会议“自由地”向国王纳税，并要求通过一项法国人的人身保护法，未经正当审判不得逮捕任何人。显然，巴黎高等法院试图对王权加以限制。路易十六盛怒之下将两名法官投入牢狱，并准备继续镇压。
然而，法院的斗争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不少地方发生反抗事件。如在格勒诺布尔发生了“瓦片日”，王家士兵遭到从房顶上扔下来的各种抛掷物的袭击。已闻悉朝廷欲向自己征税的各地教士、贵族也乘机作乱。他们声言决不纳税，支持法院召开三级会议的要求。1787年开始的这场斗争在法国史上被称为“贵族革命”。面对声势浩大的反对浪潮，国王和布里埃纳不得不做出让步。前者宣布同意在1789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后者则在宣布国家财政破产后立即挂冠而去。
布里埃纳下台后，内克被国王召回，并授以财政总监之衔。由于他上任伊始就弄到了7 500万锂的借款，使已没钱可用的宫廷又有了银两，因此，二度为官的内克在国王及宫廷显贵眼中的身价可谓是今非昔比。又由于内克官复原职后，还设法使第三等级在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中的代表名额增加了一倍，遂使他本人在民众中也可享有极高的威望。
如果说“贵族革命”昭示着法国绝对君主制危机的加深，那么，来自第三等级的不满与反抗，显然对绝对君主制形成了更大的冲击。随着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与深入人心，第三等级各个阶层的人士，无论是在家中的窃窃私语，还是在一些公共场合，如沙龙、咖啡馆、俱乐部的高谈阔论中，已毫不掩饰地道出他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启蒙时代的著名剧作家博马舍在他的许多名剧中，就对旧制度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与抨击。其《费加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费加罗的婚礼》更是成为反对封建贵族的不朽之作。当时，每当剧中的主人公费加罗在独白中挖苦专横、邪恶与愚昧的贵族，说他们只不过是些“除去从娘胎中出来时用过一些力气，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庸碌之辈时，座无虚席的剧场中总会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当时的人心向背抑或说舆情，实在是昭然若揭。
此外，如前文所述，在“旧制度”末期的法国，甚至还有一种吊诡的现象，即“启蒙思想的焚毁者恰恰又是它们的收藏者”。启蒙读物对贵族、法官和神职人员等传统精英也颇具吸引力。
由于1787年布里埃纳上台后法国发生的两起事件使法国经济状况更趋恶化，使得民众中长期存在的对当局的不满情绪有增无减。这两起事件一是《英法通商条约》从1787年5月起生效，二是1788年的天气极为反常。由于《英法通商条约》的生效，英国廉价的商品充彻法国市场，致使大批法国企业倒闭，工人大量失业；而由于 1788 年天气的极度反常——先是夏季的干旱，继而是带雹的暴雨，最后是冬季的严寒，法国农业出现灾难性的歉收。由此，城乡下层居民大都处于饥寒交迫的困境。为了不致活活饿死、冻死，一些人铤而走险。城乡暴动，时有所闻。于是，经济危机引发了社会危机。随着整个社会出现严重动荡，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革命行将爆发。
若就经济维度而言，18世纪的欧洲显然是首开工业革命先河的英国之欧洲；但就思想文化维度而言，18世纪的欧洲则又无疑是法国之欧洲。对于后者，法国人至今仍深以为骄傲。毋庸置疑，法国人有足够多的理由为法兰西文化当年的辉煌感到自豪。不过，他们似乎不应忘记，法兰西文化之所以能在启蒙时代达到世人仰慕的高度，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普遍具有一种全方位的开放意识。在这方面，作为启蒙运动领袖与导师的伏尔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伏尔泰不仅很好地继承了本国16世纪人文主义的传统，而且还能将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精华兼容并包。其中，英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尤使他受益良多。笔者之所以指出这一点，丝毫没有贬低此期法兰西文化的意思。事实上，由于启蒙思想在推动人类文明进程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世界各国的人民在提及启蒙时代的法兰西文化时，不仅是油然生敬，而且还每每心存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