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与法国虽然分处东亚、西欧，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国之间的交往与相互影响由来已久。鉴于法国长期以来都是欧洲重要的国家，法兰西民族的历史进程对人类社会的诸多发展阶段先后起过重要作用，加之法国因与中国多有相似之处而不时被人称为“欧洲的中国”，不少中国的有识之士很早就开始对它投以关注的目光。时至今日，在提及法国这一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发达的经济，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的国度时，仍有不少中国人会怦然心动，向往之情溢于言表。多年来，笔者在与亲朋好友交谈时，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若有机会出国观光的话，最想去看看的国家就是法国。笔者管见，人们不妨这样断言：如果有好事者在中国搞一项问卷调查，请接受调查的对象列举四五个他最心向往之国家，那么，在绝大多数答卷中，法国一定会名列其中。

不过，国人对法国心向往之者虽众，但真正了解者却甚少。对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而言，他们对法国的认识或许只停留在这样一些具体事物上：高耸壮美的埃菲尔铁塔，充满艺术瑰宝的卢浮宫以及卢浮宫前玲珑剔透的玻璃金字塔，名扬四海的法国香水，令各国名媛为之惊叹的巴黎时装，棍子式的长面包与考究得无以复加的法式西菜，色泽诱人、醇香浓郁的法国葡萄酒……即便国人中会有一些能如数家珍地列出包括圣女贞德、路易十四、拿破仑、戴高乐等在内的一大串法国伟人的名字，并对启蒙运动、攻占巴士底狱、拿破仑战争、巴黎公社、抵抗运动、五月风暴，甚至是前几年发生的“黄背心”运动等津津乐道，但由于他们对法国历史知之不多，因而就不太可能弄清这些人物的功过是非与事件的来龙去脉，更无法比较恰当、到位地评估他（它）们的历史地位或意义。上述现象表明，向广大中国读者介绍一些法国历史知识，尤其是向他们提供一条能把法国历史上的人与事恰如其分地串起来的红线极有必要。本书写作的出发点正在于此。

一如中国，法国也是个富有史学传统的国家。因而，迄今为止，法国人所写的关于法兰西往昔的文章与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法国通史类的著作也委实不胜枚举。在法国人所写的这类著作中，有不少出自名家乃至一代史学宗师之手的鸿篇巨著。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期，法国著名的拉鲁斯出版社曾推出由史学大师杜比主编，阿居隆、伏维尔等诸多法国史坛一流名家参与撰写的《法国史：从起源到当代》。这套印制考究、图文精美的三大卷法国史出版后好评如潮，广受欢迎，遂一版再版；尤其是在出了一卷本的平装本后，更是成了典型的既畅销又长销的佳作。同样声名远扬的阿歇特出版社也不遑多让，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了一套“阿歇特法国史”。这套5卷本法国史同样图文并茂，而且各卷作者分别为杜比、孚雷、阿居隆、勒华拉杜里，后者甚至一人就撰写了两大卷。大凡对当代法国史坛稍有了解者在看到上述大名之后，估计十有八九会和本人一样产生这样的念头，即这套“阿歇特法国史”的作者阵容实在有点过于“豪华”了。

相形之下，出自中国人之手的法国通史尚屈指可数。自从1870年王韬编写第一部法国历史《法国志略》以来，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还没有出版过一本自编的纵贯古今、全面系统的法国通史。所幸的是，这一缺憾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两部相关著作的问世而得到弥补。这两部著作分别是由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和由已故的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杭州大学教授沈炼之主编的《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上述两著作由于领衔主编者皆为我国首屈一指的法国史研究权威，而参撰人员又多为对法国史研究有素的中青年学者，故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并在出版后受到同行的好评。

在此，人们或许会问，既然中法学者早已有多种高水平的法国通史问世，本书的写作难道不显得多余吗？对于这一问题，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虽然已有一两种法国人写的法国通史类著作出了中文版，但绝大多数同类著作中国读者尚无缘识见。其次，上面提及的由中国人编写的两部法国通史虽均为上乘之作，但由于它们主要是作为高等学校历史专业教材来编写的，故一般读者可能会觉得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此外，两书的篇幅也让一般读者觉得稍大了一些（前者53万字，后者56．7万字）。再者，作为通史就得纵贯古今。但上述两著出版至今，时光飞逝而过。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的这几十年时间里，法国也跟整个世界一样，发生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变化。而读者在读法国通史时，往往希望对这些大小变化也能有所了解。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筹划出版一套力求在写法上有所突破的国别通史丛书时，虽自知才疏学浅，笔者仍不揣冒昧地接受了他们的约稿，承担了《法国通史》的编写任务。

常言道，理解一个人难，理解一个民族更难。何况，法兰西民族之难以理解，在众多西方民族中即便难说最最突出，那也依旧是需要用“最”字来形容的民族。好在长期以来，许多法国人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学者已在理解“法兰西”方面作了大量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家与史学家托克维尔就在其传世之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兰西的民族特征与传统作了深入的研究，并为自己的民族下过如此断语：“这个民族的主要本性经久不变，以至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勾画的肖像中，就可辨出它现在的模样；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年鉴学派第二代的领衔人物布罗代尔晚年亦曾致力于探究“法兰西的特性”。面对这个民族与国家显示出来的千姿百态，布罗代尔在自己的未竟之作《法兰西的特性》中，给第一章冠以这样的标题——“法兰西以多样性命名”。此外，中国读者若想对法兰西民族与国家有更多的了解的话，还有三本译成中文的书值得一读。其一是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家与作家阿兰·佩雷菲特的《官僚主义的弊害》（佩雷菲特：《官僚主义的弊害》，孟鞠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此书法文版书名为《法兰西病》。笔者一直认为，此书名更为传神。中文版完全没有必要易名）；其二是英国著名史学家和传记作者西奥多·泽尔丁的《法国人》（泽尔丁：《法国人》，严撷芸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其三是法国著名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的《追寻法兰西》（诺拉：《追寻法兰西》，刘文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或许是对本民族之难以理解有着太深的感受，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中曾引用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著名的诗人与哲学家夏尔·贝居伊的话：“观察法国，就要置身法国之外。”诚然，作为一个中国人，笔者在研究法国史时自然而然地具有这样一种“旁观者清”的优势。但尽管如此，笔者仍深深地知道，对于一个中国人，要想准确认识、全面理解像法兰西这样的西方民族与国家决非易事。由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笔者在认识与介绍法国历史时难免会有如盲人摸象，所发议论也难免有如隔靴搔痒。所幸的是，由于前辈学者以及其他国内外的同行在这方面早已做了大量的工作，笔者得以少走许多弯路，少出许多洋相。借此机会，笔者还要强调一点，尽管本书的作者栏上将只署我一个人的名字，但它在本质上是一本集体著作。因为，正是在充分借鉴中外学者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的编写才得以完成。

若想以区区四五十万字的篇幅写出一部纵贯古今的法国通史，就势必得在内容的取舍上以大刀阔斧的精神来处理。在这一过程中，笔者时有忍痛割爱的感觉，而顾此失彼的缺憾更是在所难免。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本套丛书的统一要求，本书在内容上凸显了略古详今的特点。而且，尽管笔者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力图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法国历史的多样化面貌，但政治史仍是全书的骨架。又由于法国长期以来始终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文化大国，故本书在思想文化史方面所占的篇幅也颇为可观。除此之外，笔者也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兼顾社会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内容。

作为一本不仅仅面向史学界的同行以及高等院校学生的史学著作，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在学术性与通俗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结合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由于资料所限与笔者功力不够，书中尚存在不少欠缺和失当之处。在此，敬祈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