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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些法国史家的笔下，路易十一是一位“市民式的国王”，意即这位君主既没有威望，又缺乏骑士派头。此说确实也有一定道理。路易十一非但其貌不扬，眼窝深陷，下巴过尖，背又颇驼，而且穿着之简朴几乎达到可笑的地步——他经常身穿粗布灰色长袍，头戴一顶帽檐很长的破帽，活脱一副穷苦的乡下香客打扮。虽然他在祷告时一如圣徒，但这位“国土的聚合者”在与国内外的敌手争斗时，既从不信守自己的诺言，也从未相信别人的誓约，圆滑刁诈、寡廉鲜耻。当处于劣势时，他善于故作谦卑，反之，他又会用最冷酷、粗暴的手段折磨对方。当时的法国封建贵族对这位早年与父王查理七世长期失和，没有一丁点骑士式的道德、作风和气质的国王丝毫没有好感，而这位国王也对这些王宫显贵嗤之以鼻，并在治理国家时重用那些他自己能信任的市民出身的能人。
从文治武功的客观效果来看，路易十一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国王。路易十一的历史功绩不仅是把法国的国土聚合在了一起，而且，由于他建立了一支由8 000骑兵“大方阵”联队和各教区提供的1万名“自由弓手”组成的常备军，由于他建立了固定税，由于他对行政、司法机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法国的王权得到了明显的巩固和加强，使路易十一敢于从1439年起再也没有因征税而召开过三级会议。这表明，法国已经开始由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逐渐演变。
1483年8月，路易十一驾崩。在他之后相继登基称王的是3位标准的“骑士式国王”：查理八世（1483—1498）、路易十二（1498—1515）和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查理八世继位初年，即解散了三级会议。此后，无论是在路易十二还是在弗朗索瓦一世在位时期，三级会议从未召开过。至此，绝对君主制在法国已完全确立。
绝对君主制之所以能在法国得到确立，是因为法国政治统一后社会经济的变革。正是政治统一的完成，极大地推动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和生产的进步，并有益于资本主义的幼芽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发育成长。
15世纪晚期，法国经济已从战争的破坏中复苏，进入16世纪之后，社会经济更是有了迅速的发展。在经济复苏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在呢绒、纺织、印刷、玻璃、制陶等行业中开始出现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具体而言，呢绒业手工工场在诺曼底、皮卡底、朗格多克等地发展最快；麻织业手工工场以布列塔尼、曼恩两地最为发达；丝织业中能称雄全国的无疑是里昂，它在1536年时，即已拥有12 000多名丝织工人；马赛和波尔多兴起了造船业；首都巴黎则以化妆品和珠宝业傲视外省。这些数目繁多、五花八门的手工工场大致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集中型手工工场，它主要分布在采矿业、铸炮业、火药制造业、造纸业和印书业等部门；第二类是分散型手工工场，它主要分布在麻布制造业和花边编织业；第三类，同时也是最常见的一类是分散—集中结合型的手工工场。它主要分布在制呢业。在制呢业中，呢绒制造商把羊毛分别发给家庭手工业者去纺织，而呢绒的擀制、染色和最后加工则在呢绒制造商的工场中来完成。
在此期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刺激下，法国商业也迅速繁荣。法国凭借着南临地中海和西靠大西洋的优越地理位置，加之良港密布，内部河流畅达，不仅使自己的呢绒、亚麻布、丝绸、锦缎、地毯、花边、葡萄酒等产品行销全国各地，而且还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欧各国、地中海东部和美洲“新大陆”。当时，里昂不仅是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城市，也是一个各国商人荟萃，且堪称西欧贸易、金融中心的城市。大西洋沿岸的波尔多、南特、拉罗谢尔等城市，从16世纪早期开始，也日益成为繁忙的海外贸易、航海运输的中心。
在工商业迅速繁荣的同时，法国农村封建领主制的解体与封建地主制的建立的进程也明显加速。很快地，法国除了局部地区尚保存农奴制外，绝大多数农民都已获得了人身自由。他们或成为拥有永佃权的、租额长期不变的交纳赋税的佃农，或成为定期租佃的、租额按期变动的佃农。这一时期的货币地租已成为地租的主要形态。不过，由于农民不仅要向地主缴纳地租和服一些无偿劳役外，还得向国家上交盐税、户口税和人头税，向教会缴纳各种什一税，因而，农民的负担仍然过重，不少农民因此而破产。换言之，当农民摆脱人身奴役时，也是其贫富分化加剧的开始。一个新的佃地农阶层开始兴起，且占地越来越多，而绝大多数农民的占地面积却不断缩小，土地日趋零碎。佃地农拥有较多的牲畜、工具和资本，他们向封建贵族承租大片土地，将其生产活动跟市场联系起来，并雇用长工和临时型短工为其生产。与此同时，一些新兴资产阶级也通过购买土地成为新地主。虽然佃地农和新地主的地产上使用的劳动力大多是没有完全脱离土地的小农，还不是纯粹的雇佣工人，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些地产上的生产关系、生产目的已具有某些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初级形态。
工商业迅速繁荣与农村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演变，导致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社会地位与力量对比均发生了一些变化。而15世纪末开始的“价格革命”，更是直接导致了“穿袍贵族”的崛起和“佩剑贵族”的没落。
新航路开辟后，大量贵重金属涌入西欧，在西欧引起了“价格革命”，金银贬值，货价上涨。而这又刺激着社会上层阶级追求生活的奢华。由于王公贵族挥霍无度，政府债台高筑，政府不得不在发行公债的同时公开卖官鬻爵。于是，一个官吏阶层逐渐在殷实的资产者（如大商人、高利贷者和富有的行会行东）中间产生。由于这些贵族化的资产者任职时须穿一种袍服，故称“穿袍贵族”。
与“穿袍贵族”的崛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佩剑贵族”的没落。在封建地主制下，旧的世袭贵族称为“佩剑的人”，稍后称为“佩剑贵族”。与封建领主制时不同，这些世袭贵族虽仍拥有原来地产的所有权，但其对原先依附在其领地上的农民的统治权已大打折扣。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农民缴纳的货币地租。由于世袭佃农缴纳的货币地租一旦固定下来后长期不变，因而“价格革命”引发的物价上涨（平均上涨2—2．5倍）造成这些“佩剑贵族”的实际收入大大减少。为了维持贵族奢靡的生活，入不敷出的贵族只能出卖土地，甚至出卖自家的城堡和爵位。与此同时，国王的赏赐、薪俸对于他们来说，似乎也已具有不可小视的经济意义。更有甚者，从军征讨竟也成了他们的一种主要谋生手段。
面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挑战，已无法独立称雄并日趋没落的封建贵族希望有强大的王权来保护他们手中尚存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并把宫廷作为追逐名利、获取高官厚禄的最主要的场所。无独有偶，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抑制封建贵族，镇压城乡人民对资本原始积累残酷掠夺的反抗，保持国内的统一市场，也拥护强化君主的权力。由于利益相悖的双方势均力敌，国王正好左右逢源，并顺理成章地凌驾于两者之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绝对君主制得以在法国逐渐确立。
不过，在“市民式国王”与“骑士式国王”手中建立起来的绝对君主制充其量只是绝对君主制的早期形态，它与绝对君主制的极盛时期——路易十四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早期阶段的绝对君主制尚具有多种不稳定因素。如一些大贵族对于丧失传统特权心有不甘，而新兴资产阶级敛财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几位“骑士式国王”力图通过对外扩张，把不安现状的贵族们的目光移向国外，并使新兴资产阶级在国际上的商业地位有所提高。当时，意大利由于经济富庶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正成为西欧列强角逐的场所。因此，几位“骑士式国王”先后把意大利作为远征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