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被否认或虚幻化的猎巫史

从这一切来看，很难反驳说猎巫运动不是一场针对女性的战争。然而……新英格兰地区（Nouvelle-Angleterre）研究行巫案件的专家卡罗尔·F.卡尔森（Carol F.Karlsen）慨叹道，在1992年因纪念塞勒姆女巫事件300周年而出现的许多出版物中，不管是学术性的还是面向大众的读物，其中的“性别取径都被忽略、轻视或间接否认了” ^[8] 。安娜·L.巴斯托认为 ，史学家们否认猎杀女巫是一场“厌女症爆发”时表现出来的顽固与“事件本身同样不可思议”。她列举了她的同行（包括女性）为了反驳他们自己研究得出的结论而提出的一些骇人听闻的扭捏说辞。另外，吉·贝奇特自己也做出了这样的证明。当详细描述了在猎杀女巫之前发生的“女性妖魔化”后，他质疑道：“这是说可以用反女权主义来解释火刑吗？”他又断然回答：“当然不行。”为了支撑这一结论，他引用了几个薄弱的论据：首先，“也烧死了几个男人”；其次，“反女权主义是在18世纪末才发展起来的，远在火刑时期之后”。然而，要是说有几个男人因为对“着了魔”的女人的谴责而丧命——正如著名的卢丹（Loudun）与卢维埃（Louvier）着魔事件——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是因为与那些女性有关联，而且，他们的罪状也会被加到所谓的主犯身上。就算反女权主义还远在百年之后，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在猎杀女巫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几个世纪的仇恨与蒙昧主义在这场暴行中达到了顶点，而其导火索正是他们面对女性在社会领域内地位日益提升时而滋生的恐惧。 ^[9]

让·德吕莫 在阿尔瓦罗·普拉永 于1330年应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要求所撰写的《教会叹词》（ De planctu ecclesiae ）中，看到了“教会中的主要文件对女性的敌意”，这是“号召大家参与讨伐魔鬼的同盟者的‘圣战’召集令”，也是《女巫之锤》的先导。身为西班牙方济各会教士，阿尔瓦罗在文中直言女性“在谦卑的外表下，藏着自矜且无可救药的秉性，这点倒是像极了犹太人”。 ^[10] “自中世纪末开始，”贝奇特坦言，“即使最世俗的作品都盖上了厌女的烙印。” ^[11] 在这方面，教廷的神父们及其继任者们不遗余力地传播着希腊与罗马的神话。夏娃还未吞下禁果之前，罗马神话里的潘多拉早已打开了那个装有人类所有厄运的黑匣子。新生的基督教大量借鉴了斯多葛主义 ，该主义本就视欢愉为敌，因此也就视女性为蛇蝎。“世上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曾遭受过这样长期而顽固的诋毁。”贝奇特如此总结道。有了上述的文字宣传，我们可以想见，这套说辞迟早有一天会演变成一场腥风血雨。1593年，一位比其他人更冷静的德国牧师警觉道，“那些小册子正在四处散播针对女人的不义之辞，只能当成无聊时的消遣看看作罢”；“然而市井小民经过了这番洗脑，对女人是怒火中烧。当他有一天听闻有个女人被判以火刑时，就会疾呼：‘干得好！’”

“歇斯底里”“可怜的女人”，这是安娜·L.巴斯托所看到的许多史学家面对猎巫运动中的受害者们时所表现出的睥睨姿态。柯莱特·阿尔努在伏尔泰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态度。关于巫术，伏尔泰曾写道：“只有哲学行动才能治愈这可憎的幻想并让男人们明白，不该烧死那些傻瓜。”阿尔努对此反驳道：“首先，傻的是那些法官，他们傻到冒泡了才会让这份傻气传染的。” ^[12] 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另一种反应：责备受害者。美国著名教授埃里克·麦德福特（Erik Midelfort）在研究德国南部的猎杀女巫时，注意到这些女人“貌似在当时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厌女潮”。他建议研究一下“为何这一群体会让自己站到了替罪羊的位置上”。 卡罗尔·F.卡尔森质疑为新英格兰地区那些被告女性而做的群画像。她认为这个群像让人想起她们的“坏心眼”或“扭曲的个性”，这是加上了诬告者的滤镜。她在其中看到了“根植于我们社会的某种倾向，即让女性为加诸她们身上的暴行背锅” 。或许这份蔑视与偏见只意味着，那些将猎巫运动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人们——即使他们并不苟同，即使他们也看到了其中的恐怖，但——和伏尔泰一样，他们仍是猎杀了女巫的那个世界的产物。或许我们也只能得出结论：揭露这一事件是如何改变了欧洲社会的这一庞大工作还在起步阶段。

在猎巫运动中被处决的总人数一直备受争议，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确切的数字。1970年，有人提出可能有上百万的受害者，甚至还要更多。今天，我们讨论的人数大致定在了5万至10万。 ^[13] 这还不算上那些被私刑处死的、自杀的或者死在狱中的：她们或被凌虐致死，或是因为监押环境太过艰难而去世。其他活下来的，要么被流放，要么看着自己及其家族身败名裂。但所有女人，包括那些从未被起诉的，通通承受了猎巫运动的影响。在公共场合处以极刑，这是恐怖机构与集体纪律的有力工具，迫使她们必须使自己看上去矜持、温顺与服从，不会惹是生非。此外，她们还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一种体认：她们身上藏着恶之花。她们不得不说服自己相信自己本身就有罪且骨子里就黑暗。

以上就是安娜·L.巴斯托为我们总结的中世纪根深蒂固又盘根错节的女性亚文化。在她看来，将在下个历史时期出现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e）——自我封闭、只关心个人的利益——放到女性身上，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恐惧。 总有某种压力迫使人们保持低调。某些案例就验证了这一点。1679年，在马谢讷（Marchiennes），佩隆·高吉咏（Péronne Goguillon）勉强逃过了四名企图强奸她的醉酒士兵的魔爪，士兵们答应放过她，但勒索她给他们一笔钱。佩隆的丈夫告发了他们，却将注意力引向了他妻子之前的坏名声：她曾被当作女巫，受过火刑。 ^[14] 同样，在安娜·果尔迪 的身上，瑞士记者兼果尔迪的传记作家瓦尔特·奥泽尔（Walter Hauser）也发现了类似的事件。果尔迪曾起诉雇用她为保姆的医生性骚扰。医生却只因为她点燃了壁炉的隔离铁板就反告她施行巫术。 ^[15] HTb1h9gXFfQpkLSl90rkABwnwvRT5N7187jtlLZTPfeQ1GtY88JoNXgGkYgTQYG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