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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以上叙述，各位读者恐怕已经冷汗涔涔，女读者可能更甚。虽说也有男巫因巫术定罪被处决，但迫害的核心思想仍为厌女情绪。“男巫只是小事”，这是《女巫之锤》里的保证。《女巫之锤》的作者们认为，如果没有女人的“坏心眼”，“甚至不用提及女巫之事，世间就将免除无数苦难”。他们认为，女人们在肉体上与精神上都很脆弱，会因淫欲不满而躁动，极易成为魔鬼的猎物。在宗教审判中，女性在被告人中所占的平均比例为80%，在被处决者中所占的平均比例为85%。
面对审判机构，她们的处境也更加不利：在法国，男性在被告人中仅占20%，但最高法院的诉讼中有半数是他们发起的。从前的法院是不接受女性证词的，所以欧洲女性只有被指控施行巫术时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完全国民的身份。
1587—1593年有一场猎杀女巫的运动，发生在德国特里尔（Trèves）——此地为该运动的起源地与中心——附近的22个村庄，甚至波及瑞士。这场运动来势汹汹，其中两个村庄中的女性最终只幸存一人。共有368名女性被烧死。有些家庭甚至遭受了全族女性被诛。例如玛格莱娜·德纳（Magdelaine Denas），她于1670年以77岁高龄被烧死在康布莱芝（Cambrésis）。关于她的罪名并不是十分清楚，但她的姨妈、母亲与女儿都被处决了，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巫术可遗传。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行巫的脏水都没有泼到上流阶层的身上。然而，一旦波及他们，审讯很快就会平息。那时候，与某些贵族子弟对着干的政敌会诬告那些贵族的女儿或妻子是女巫，因为这比直接针对贵族本人更容易。但大多数被控行巫的人都是普通的平民。经手她们命运的机构内全都是男性：审讯者、教士或牧师、施刑者、警卫、法官、行刑者。可以想见她们的惊恐与悲苦，更何况通常情况下，她们是独自面对考验。她们家族里的男性就算不加入控告者的行列，也很少为她们辩护。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克制来源于害怕，因为大多数男性会因为他们和“女巫”沾亲带故而被指控。还有些人利用这种人人自危的大环境“来甩掉碍事的妻子或情人，或者阻止他们引诱或强奸过的女性反过来报复他们”，西尔维娅·费德里希（Silvia Federici）如是说。在她看来，“那几年的恐怖与宣传在男性心灵深处种下了异化女性的毒草” [7] 。
有些被告的女性既是女巫师也是疗愈师；这种身份的杂糅在如今的我们看来有点儿迷惑，但在当时却再自然不过了。她们施展魔法，也解除魔法；她们提供媚药与药水，同时也医治病人与伤患，还帮妇女接生。她们曾是民众唯一可以够得到的求助对象，也曾是社群内备受尊敬的成员，直到后来，她们的行动与魔鬼勾当画上了等号。更宽泛地说，只要是个女的，稍微有点儿过界之举，都会招致讨伐的教鞭。和邻居搭话了，高声嚷嚷了，太有个性了，对性不拘小节了，不管怎么说总之就是有点儿碍眼，这些都会让她们陷入险境。用一个任何时代的女性都不陌生的逻辑来说，任何举动以及它的相反面都会为她们惹来非议：经常缺席弥撒值得怀疑，但从不缺席同样值得怀疑；定期与闺蜜聚会值得怀疑，离群索居也值得怀疑
……“水池考验”（épreuve du bain）就是个证明。女人被扔到水里：如果她沉了，她就是无罪的；如果她浮起来，她就是个女巫，要被处决。我们还能找到很多因“拒绝布施”而造成的反应机制：遇到女乞丐伸手乞讨却无视的有钱人后来生病了或是碰到点儿倒霉事，就急赤白脸地诬告之前的女乞丐对他下了黑手，将负罪感暗搓搓地转嫁到女乞丐身上。在其他情况下，我们也能碰到这样的“替罪羊”逻辑：“海上有几艘船碰上了麻烦？于是，蒂娜·罗贝尔（Digna Robert）在比利时被抓捕，烧死，曝尸于车轮上（1565）；波尔多附近有个磨坊坏了？有人说，那个‘捣蛋鬼’让娜·诺尔（Jeanne Noals）给磨坊风车钉上了木栓（1619）。”
没人在乎这些女人是否真的具备那样的破坏力。那些市民只相信她们体内蕴藏着深不见底的杀伤力。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
La Tempête
，1611）中，一个叫卡利班的奴隶说他的母亲“曾是一名强大的女巫”。对此，译者弗朗索瓦·基佐（Franois Guizot）在其1864年的译本中特意提到：“在英国所有关于行巫的旧控词中，总是能看到‘强大’（英文为‘strong’，法文为阴性形式‘forte’或‘puissante’）这个形容词与‘女巫’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就好像这是专属于她且起强调语气的限定条件。虽然民意反对，但法院还是判定‘强大’一词对指控没有任何作用。”
生为女儿身，已构成足够的犯罪嫌疑。被抓捕后，她们被扒去衣物，剃光毛发，送到某位“扎针人”（piqueur）处。他会在她们身上仔细搜寻魔鬼的印记，包括身体的表面与内部，其手段就是在她们的身上扎针。不管是什么样的斑点、疤痕或肌肤不平整之处，都能作为女巫的凭证。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何大量老龄妇女被误判了。所谓的魔鬼印记据说是不怕疼痛的。但很多女囚犯都是震撼于对其尊严的冒犯——并且是如此骤然的冒犯——才当场晕厥，对针扎毫无反应的。在苏格兰，扎针人甚至穿行于城乡之间，主动提议要揭露藏匿于居民之中的女巫。1649年，英国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市（Newcastle-upon-Tyne）还雇用了这样一位扎针人，并向他承诺，每抓到一个女巫，就赏20先令。30位女性被带到市政厅，被扒去衣物。她们中的大多数——真是奇了——都被宣称有罪。
“每当看审判日志时，我就更加意识到不该对人性中的残忍抱有任何奢望。”安娜·L.巴斯托在她研究欧洲猎杀女巫的著作序言中如是说。
确实，关于酷刑的描述令人不忍卒读：被刑讯者的身体在吊刑架上吊到脱臼，在白热化的金属刑讯椅上烧焦，腿骨被夹棍夹断。魔鬼学家建议大家：不要被她们的眼泪打动，那只是魔鬼的诡计，都是装的。捕杀女巫的猎手们对女性既着迷又恐惧。他们会不停地追问被告的女性们：“魔鬼那话儿如何？”《女巫之锤》中宣称她们能让男人的性器官消失，把那些玩意儿藏在匣子里或鸟窝里，让它们在里面绝望地扭动（然而从未在上述地点发现它们）。她们骑跨的扫帚，既间接代表她们在家操持家务的属性，又因其形似男性生殖器，彰显了她们放荡的作派。巫魔夜会被视为一场失控的性派对，恣意妄为。拷问者享受着对女囚犯的绝对支配：他们可以肆意满足自己的窥淫癖与性虐欲。再加上守卫的性暴行：据说，当有人发现一个看押中的女犯人被勒死在自己的单人囚室里时，他们会说是魔鬼来把他的女仆带走了。许多被处决的女性，在行刑的那一刻，甚至无法站直。但即使她们终于要摆脱痛苦的一切了，最后还有残酷的死亡在等着她们。魔鬼学家亨利·博盖（Henri Boguet）记录了克洛达·让-纪尧姆（Clauda Jam-Guillaume）的死法。她躲过了三次火刑。行刑者曾答应在火舌触及她之前先将她绞死，但他没有履行承诺。最后她迫使行刑者遵守诺言：他最终将她打晕，让她在不省人事中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