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冒险家，禁忌典范

“独身女性”（célibataire）一词，虽说并不是排他性的专有名词，却以最显而易见的形式代表着女性的独立。这也使它成为保守派们憎恶的一个形象，同时也对许多其他女人构成了威胁。我们一直遵循的劳动性别分工的模式也产生了重大的心理影响。在大多数女孩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教育鼓励她们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有办法，并且去培养、重视自己的自主性。人们迫使她们认为婚配与家庭是实现自我必不可少的要素，还让她们觉得自己脆弱、条件差，因而要不计代价地寻求情感上的依靠。所以她们对无畏的女冒险家形象的向往也只停留在想想而已，这对她们自己的生活没有丝毫影响。2017年，在美国的某个报刊网站上，有位女性发出了这样的求救：“告诉我别结婚！”20岁的她在两年半前失去了母亲。他父亲打算再婚并准备卖掉家里的房子。她的两个姐姐已经结婚了，有一个生了几个小孩，另一个打算要小孩。她下次回老家时，就必须和她父亲的7岁继女同住一个房间了。想到这里她悲从中来。当下她没有男朋友。但即使她知道现在的精神状态很可能让她做出糟糕的决定，她脑中还是有一个执念：把自己嫁了算了。回复她的记者指出了女孩们在面临成年世界的动荡时所面对的障碍：“男孩们被鼓励用最冒险的方式去计划自己的未来轨迹。凭一己之力征服世界是他们能想象到的最浪漫的命运，并且希望女人不要来搞砸这一切，不要绑住他们的手脚。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只要她的身边没有男人，其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的前景就会被描绘为悲悲戚戚的。在这些狭隘的成见之外重塑世界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11]

以上并不是说男人就不会因为情感匮乏或孤独而痛苦。但至少，他们没有被加重其凄惨氛围——甚或被制造这种凄惨氛围的文化象征所包围。相反，整个文化环境会为他们提供支持。即使是孤僻、极度自以为是的怪人都能发起反攻，成为现世的普罗米修斯，享有金钱与成功。正如一位记者所言，“在男性文化中，没有白雪公主，没有穿着漂亮礼服的美妙婚礼。” ^[12] 反之，女人们从小学着梦想“浪漫”——对其渴望甚至超过了“爱情”。根据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的界定：“一种文化越是呈现父权制与性别两极化，就越倚重浪漫。”在这种文化模式下，自我发展的调色板上不再是人类所有的品质，而只是满足于所谓的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而配备的色彩。要想凑齐所有颜色，就得找另一个性别，透过吸引模式建立起的肤浅关系来圆满自我。这样一来，女性就变得更加脆弱了：“由于大多数人类的品质都标上了‘男性’标签，仅有少量为‘女性’特质，所以女性就比男性更需要将自己生命的大量篇幅投射到另一个性别的人类身上。” ^[13]

在这一前提下，独立女性会激起普遍的质疑。社会学家艾瑞卡·弗拉欧（Érika Flahault）指出了20世纪初出现独居的未婚女性时，法国的言论是如何表达这种质疑的——毕竟从前的她们“是有人管的，要么是父母，要么是家族，要么是社群”。她引用了记者莫里斯·德·瓦雷夫（Maurice de Waleffe） 在1927年说的话：“一个男人永远不会落单，除非他像鲁滨逊一样漂流到荒岛上。如果他做了灯塔看守人、牧羊人或隐士，那表示他真心想这么做并且性情使然。欣赏他吧，因为灵魂之伟大在于内在生命之丰富，且这种丰富须达到十分才能满足自我。但您永远看不到一位女性选择这种伟大。因为她们更脆弱，所以更柔和些。她们比我们更需要这个社会。”在一本1967年的畅销书中，医生安德烈·苏必朗（André Soubiran）自问：“有必要搞清楚，女性心理是否当真能如此自洽，既想着自由，又想着不受男人支配？” ^[14]

不应该低估我们对象征物的需求——不管这些象征物是被大众所接受的还是源于某种反文化的——即便我们未必能清晰地觉察到它们的存在，但它们为我们选择何种生活提供了某种支持、意义、动力、启示与深度。我们在规划人生路线时，需要一些模版，以此来激活并坚持自己的人生，让它有意义，并让它与他人的人生交织在一起，从中体现他人的存在与认同。20世纪70年代有几部由当时的女权主义者执导的电影就为独立女性们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例如，1979年上映的，由吉利安·阿姆斯特朗（Gillian Armstrong）执导的《我的璀璨生涯》（ Ma brillante carrière ）。 在片中，朱迪·戴维斯（Judy Davis）饰演的西碧拉·梅尔文（Sybylla Melvyn）是一位19世纪的澳大利亚年轻女孩。她摇摆于富庶的母亲家族与贫穷的父亲农场之间。作为一个古怪、欢乐且热爱艺术的女性，西碧拉反对婚姻之路。她爱上了一个有钱的富二代。经过一番曲折后，他向她求婚，但她拒绝了。“我不想在还没经历过我的人生前就成为别人人生的一部分。”她抱歉地向他解释道。她向他吐露想写作的心声：“这件事我必须现在就做。而且我得自己去做。”最后一幕里，她完成了一份手稿。当把手稿寄给编辑后，她靠在田野的栅栏上，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品味着幸福的滋味。

一个不包含男人与爱情在内的美满结局：这结局如此特别，即便我就是为了这份特别才看的这部电影，但它还是震撼到了我。当西碧拉回绝恋人的求婚时，有一部分的我是理解她的（“我不想变成某人的太太，然后每年生一个孩子。”她对他说道。），但有另一部分的我忍不住想对她喊：“即便如此，女人啊，你确定吗？”毕竟在电影上映的那个年代，拒绝婚姻的潜台词就是彻底拒绝经历爱情。然而，之后的情况就不同了：1969年，纽约的女性联盟向国会分发的传单上宣称“让婚姻见鬼去吧，不用男人” ^[15] 。这让西碧拉的抉择蒙上了悲壮的色彩，但也凸显出其激进的主张：是的，对于女人来说，高过一切的也是实现自己的志向。

“男人们总是狡猾地设法让单身女性的人生举步维艰，以至于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她们都乐于把自己嫁出去，即使嫁得不好。”艾丽卡·容于1973年推出的小说《怕飞》的女主人公伊莎多拉·温（Isadora Wing）如此说道。这部小说从各方面探讨了这种对女性的诅咒。小说里的伊莎多拉·温是个年轻的女诗人（她的姓氏“Wing”在英文中有“翅膀”的意思）。她抛下了第二任丈夫，离家出走去找那个让她一见钟情的男人。她唤起在五年婚姻生活后难以抑制的渴望，“疯狂地想要逃走，想要证明自己的灵魂还完整，想知道自己还有力量坚持下去，能独自住在森林小屋里而不发疯”；但她也会对丈夫突然闪现怀念与柔情（“这就是我要失去的，我甚至将想不起来我自己的名字”）。就某方面而言，对爱情靠岸的需求与对自由的渴望之间的拉扯，男人和女人都能感受得到；正是因为这种拉扯，伴侣关系既让人向往又让人头疼。但伊莎多拉认识到，身为女人，即便必须独立，她独立的铠甲也很薄弱。她怀疑自己的勇气配不上自己的野心。她想要对爱情少些执迷，能够集中精力于事业和写作，像男人一样通过这些来实现自我。但她发现，当她写作时，也是为了让别人爱她。她害怕永远不能完全不带负疚感地享受自由。她的第一任丈夫疯了，曾想要拉着她从窗户跳下去。但即使这样，她依然无法从内心接受自己离开了他：“我选了自己，内疚现在还在啃噬着我的心。”她意识到“不能想象没有男人的自己”：“如果没有男人，我感觉自己像无主之犬、无根之木。我就是个没有面孔的生物、一件无法定义的东西。”然而，她身边的大多数婚姻都让她感到沮丧：“问题并不在于‘它什么时候出错了？’而在于‘它什么时候能再好起来？’” 在她看来，单身人士只梦想着婚姻，而妻子们只梦想着逃离。

“字典里将‘冒险家’定义为‘一个经历、享受或寻求冒险的人’，但把‘女冒险家’定义为‘为得到钱财或社会地位而不择手段的女人’。”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曾这样指出。 ^[16] 她本人因为接受的是非传统的教育，所以躲过了让女孩们拼命寻求安全感的习惯训练。她的父亲一直不愿做个只领薪水的小职员，而是做着各种谋生行当，其中一种是四处游走的旧货商。他带着一家子上路，小格洛丽亚就在后座上自己看书，没有去上学（她直到12岁才上学）。格洛丽亚回忆道：他像是得了某种“厌宅症”。有时他们发现有什么东西落在了家里，即便他们才刚出发，他也宁愿重新买缺的物什，而不愿掉头回去拿。自6岁起，如果她需要置办新衣服，他就给她钱并在车里等着，让她自己挑喜欢的衣服。因此，“购买的东西非常令人满意，比如一顶红色的女帽，一双附带一只活兔子的复活节鞋子，还有一件带流苏的女牛仔外套。”换句话说，他任她自由定义她是谁。后来，她经常飞来飞去的，基本复制了她钟爱的父亲的生活方式。有一天，她远程工作的雇主要求她每周要有两天坐班，她就“递了辞呈，买了一支圆筒冰淇淋，在充满阳光的曼哈顿街头漫步”。她的公寓长期以来只是堆放纸箱和行李箱的杂物间，直到50来岁她才渐渐有了某种家的感觉：当花了几个月时间“去布置，非常兴奋地买了些床上用品和蜡烛”后，她发现在家的感觉非常好，反过来还提高了她对旅行的品位。但不管怎样，床上用品与蜡烛从不是她最挂心的东西。她也并没有一下子就学会如何表现得像个“女孩子”（她回忆道，小时候有个大人想亲她的脸颊，反被她咬了一口 ^[17] ），而她从中获益良多。

艾瑞卡·弗拉欧在她于2009年进行的有关法国“女性的居住孤独感”的社会调查中区别了三种女性：“抱憾的”女性，即忍受这份孤独并感到痛苦的女人们；“行走中的”女性，即那些学着欣赏孤独的女人们；还有“配偶制的叛逃者”，就是那些跳出夫妻框架之外，随心所欲地生活、谈恋爱、交朋友的女人们。她指出，前两种女人，且不说她们的个人轨迹，也不论她们的社会阶层——有一种是旧式的农妇，另一种是十足的中产阶级——当她们发现自己没有或不再拥有成为好妻子或好妈妈的可能性后，就会觉得自己一败涂地。“她们都接受了同一种社会化影响，这种影响的显著特征是有深刻的性别角色分工烙印。不管她们有没有机会胜任这些传统的角色，她们对这些角色都有深深的依恋。”反之，“配偶制的叛逃者”总是刻意与这些角色保持一段批判的距离，或者彻底藐视它们。这些女人很有创造力，她们读很多书，内在很充实：“她们活在男人的目光之外，活在他者之外。因为她们的孤独被作品与个体、生者与死者、亲戚与陌生人所包围着。她们与这些内容的往来——要么是真实的体验，要么是透过作品思想的交流——构成了她们自我认知的基础。” 她们视自己为个体，而非女性原型的代表。这种不懈地对自我身份的提炼，与外界偏见所认为的“独居的关联词是痛苦的自我隔离”截然不同，这导致了双重效应：让她们能够驯服甚至去享受这份大多数人，不论婚否，在一生中总要面对，至少是有时要面对的孤独；并且让她们与人建立起格外紧密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的建立是发自她们个人的真心而非基于某些约定俗成的社会角色。从这个角度来说，认识自我并不是“自私”，也不是自我封闭，而是通向他人的康庄大道。与一直以来想让我们相信的宣传相反，传统的女性特质并不是救生索：尝试去吸纳，承认它的重要性，远不能保证我们不受伤，反而会削弱我们，让我们变得贫瘠。

人们对单身女性的怜悯或许很好地隐藏了某种想清除她们所构成的威胁的企图。比如“养猫女孩”这个说法，其中猫被认为是用来填补情感空白的。 由此，记者兼专栏作家纳迪亚·丹姆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怎样不变成养猫女孩：单身却不孤单的艺术》 ^[18] 。喜剧演员布朗什·嘉尔丹（Blanche Gardin）在她的节目《我自独语》（ Je parle toute seule ）中讲到她的朋友劝她养只猫，这在她看来，意思就是她处境很凄惨：“他没对你说，‘养只仓鼠吧，这小东西能活两三年，到时你一定遇见某个人了。’不，不管怎么说，人家给你提的空窗方案能用20年呢！”猫是受女巫指派的“妖精”（esprit familier）——人们也常简称它为“le familier”——这个超自然个体常帮她施行魔法，有时女巫也会化作猫身。在《神仙俏女巫》 ^[19] 的动画片头里，萨曼莎（Samantha）变成一只猫，在她丈夫脚边摩挲，再跳到他臂弯里变回自己。在1958年由理查德·奎恩（Richard Quine）执导的《可爱的邻居》（ L'Adorable Voisine ，英文译名为 Bell ， Book and Candle ） 中，金·诺瓦克（Kim Novak）扮演的女巫在纽约经营着一家非洲艺术品商店。有天，她让她的暹罗猫派瓦基——典型的妖精的名字 ——去给她抓个男人来过圣诞节。1233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Grégoire Ⅸ）的一道谕旨宣布猫为“魔鬼的仆从”。之后，在1484年，教皇英诺森八世（Innocent Ⅷ）下令声称，任何猫，只要陪在一名女性身侧，即被视为妖精。有种说法是“女巫们”要和她们的宠物一起被烧死。对猫的赶尽杀绝导致鼠患猖獗，由此也加重了鼠疫的流行——而人们又把鼠疫怪到了女巫的头上 ^[20] ……玛蒂尔达·乔斯林·盖奇 在1893年就提到过，由于人们对黑猫的心理阴影从那时起就一直挥之不去，因此在市场上它们的皮毛价格是最低的。 UN31Skzt3rNBErj6+Ce/LjJHCy7ewDuQ9yXxVOrpQYG50CUj4YSD238mqTgfqKF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