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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再次掀起波澜的还是美国的白人女权主义者。一方面，作为奴隶后裔的黑人女性从不承认自己是贝蒂·弗里丹所指责的那种理想的家庭主妇。她们自豪地宣扬自己的工人身份，这一身份是由第一位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21）的非裔美国女律师萨蒂·亚历山大（Sadie Alexander）于1930年从理论上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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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长期存在的政治介入与社区干涉。例如，令人印象深刻的安奈特·里希特（Annette Richter）。她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同龄，也一样单身且没有子女，可以说，她本该成为与前者一样著名的人物。在接受了优秀的教育之后，她一生都在为华盛顿政府工作，同时还管理着一个黑人女性秘密互助协会，这个协会是她高曾祖母于1867年还在做奴隶时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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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裔美国人的经济状况恶化，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已不再结婚，因此也就早于白人女性有了非婚生子的现象。这也为她们招致了自1965年开始的诟病。当时的劳动部副部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指责称，她们让“美国社会的父权结构”
陷入危机。
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执政时期起，保守党的言论就制造了一个令人厌恶的“福利女王”的形象。这说的可能是黑人女性，也可能是白人女性。但如果是第一个情形，这里头还要加上种族歧视的意味。总统本人也在十余年间四处散播关于某个“皇后”的事迹——他脸不红心不跳地声称这位女士用了“80个名字、30个地址和12张社保卡”，因此她的税后收入“超过了15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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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扯淡。总之，当时——在法国也众所周知——揭露了一堆“福利大婶”和“女骗子”。1994年，杰布·布什（Jeb Bush）在竞选佛罗里达州州长时，认为那些领社会补助的人应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找个人嫁了”。在艾利尔·戈尔（Ariel Gore）的小说《我们曾是女巫》（
We Were Witches
）里，故事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加利福尼亚州，女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白人）单身妈妈，她犯了个错，她不该在刚搬来郊区时就告诉新邻居，她是靠食品券熬过来的。当邻居丈夫得知此事后，跑到她窗下大声咒骂她，还从她邮箱里偷走了支票。有一天，当她和女儿从外面回来时，看到大门上钉了一只抹了红漆的娃娃，上面还有一行字：“去死吧，骗补助的婊子。”她逃难似地搬走了。
2017年，密歇根法院为一个8岁的孩子寻找生父，他的母亲在被强奸后生下了他。法院在没有征求任何人同意的情况下，授予强奸犯共同抚养权与探视权，还把该男子的姓名加到了孩子的出生证上，并将女受害人的住址告诉了这名男子。这位年轻的女士评论说：“我之前领着食品券与儿子的疾病保险补助。我猜他们应该是想省点儿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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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他们的理论，女人就该有个主儿，就算这个主儿是一个在她12岁时就把她拐走并非法拘禁起来的男人。
1996年，由比尔·克林顿施行的社会福利改革灾难般地将之前过于宽松的社会保障网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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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改革的其中一位主使人在2012年谈到婚姻时还将其称为“对抗贫穷的最好武器”。然而，丽贝卡·特雷斯特从中得出结论：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如果政治人士担心结婚率下降，他们应该增加社会福利。”因为享有最低限度的经济稳定，人们才更容易走入婚姻。“如果他们担心贫困率，也应该提高社会福利。道理同上。”另外，她指出，即使未婚女性真的要求“丈夫般的照顾的国家”（État-mari），又有什么可耻的呢？毕竟一直以来，白人男性，“尤其是有钱又已婚的白人男性”，为了保证自己的独立，从“妻子般的照顾的国家”（État-épouse）得到了很多在补助、贷款与减税方面的扶持。
“女性是拥有独立自主权的个人，而非纯粹的附属品或等待主力驮马的辅助牲畜”——这样的观念当时还未在大众意识中传播开来，更不用说在保守党政客们间传播了。
1971年，格洛丽亚·斯泰纳姆与人共同创办了女权主义月刊《女士杂志》（
Ms.Magazine
）。不是“小姐”（Miss，指未婚女性），也不是“太太”（Mrs.，指已婚女性），“女士”是“先生”（Mr.）的女性对应词：一个不透露使用者婚姻状况的称呼。这个词是由一位民权活动家希拉·麦克斯（Sheila Michaels）于1961年发明的。她在看到写给她的室友的一封信上有一个拼写错误时有了这个念头。她本人从来不是什么“父亲的所有物”，因为她父母并没结婚。她也不想成为某位丈夫的所有物，所以她在寻找一个能表达这一点的名称。那时候，很多年轻女孩在18岁时就结婚了，而麦克斯已经22岁了：做一位“小姐”意味着做一件“留在货架上的配件”。十年来，她一直介绍自己为“女士”，承受着嘲笑与讥讽。后来，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的一个朋友听说了她的想法，就把它传达给了正在寻找刊名的杂志创办者们。“女士”这一用词最终也因她们而推广开来，大为流行。同年，纽约州的国会议员贝拉·阿布扎歌（Bella Abzug）推进了一条允许在联邦表格中使用这一用词的法令。1972年，当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电视上突然被问到这个话题时，他尴尬地笑了笑，说他“或许有点儿老派”，但他还是更愿意使用“小姐”或“太太”这样的称呼。在一份白宫的机密录音中，我们能听到在节目放送后他对身旁的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低声抱怨道：“见鬼，有几个人真正看过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所写的东西，能干点正事儿吗？”
2007年，《卫报》（
Guardian
）记者夏娃·凯（Eve Kay）满是自豪地回忆起她第一次以“女士”（“Ms”，这个词在英国使用时没有句点）这一用词进行登记，开设银行账户的情形。“我是个独立的人，有一个独立的身份，而‘女士’完美地诠释了这层意思。这只是象征性的一步——我知道这不代表女人就能和男人平视了——但重要的是至少表达了我想要自由的意愿。”她鼓励女读者们也这样做：“如果您选择了‘小姐’一栏，那您仍被归为不成熟与孩子气。若您选择了‘太太’一栏，您就被归为某种动产。选择了‘女士’，您就是一名完全能对自己人生负责的成年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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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法国，40年后，女权组织“女性敢出头”（Osez le féminisme!）与“保护坏女人”（Chiennes de garde）才把这个议题摆上台面，发起“‘小姐’一栏太多余”运动，要求将“小姐”这个选项从行政表格中删除。这一行动被视为女权主义者闲来无事的心血来潮。人们的反应也不尽相同：有人叹息、感伤，嗟叹这群疯婆子扼杀了法式风雅；有人愤怒不已，喝令她们干点“正经事儿”。“一开始，我们以为是个玩笑。”阿里克斯·基罗·德兰（Alix Girod de l'Ain）在 Elle 杂志的一篇社论里语气轻松地写道。她说起了“小姐”这个称呼用在名誉上的一种边缘化的用法，那就是用在几位女明星身上，她们的共同点是从未长久地绑定在一个男人的身上：“要捍卫‘小姐’这个称呼，因为有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小姐、卡特琳娜·德诺芙（Catherine Deneuve）小姐，还有伊莎贝尔·阿佳（Isabelle Adjani）小姐。”从这一角度出发，她略带恶意地坚称，推广使用“太太”（Madame）这一称呼——法语没有发明第三个代指女性的称谓——等于将所有女性都当成了已婚妇女：“对于那些女权主义者来说，这是否意味着，婚配了的人更好、更值得尊敬？”这当然不是相关团体的本意。很快，她就表露了真正的遗憾，那是对附着在“小姐”一词上的青春气息的留恋：“必须要捍卫‘小姐’一词。因为当卡戴街的蔬果摊小贩这么叫我时——我也不傻，只是感觉自己能要到几片免费的罗勒。”（其实她忘了，女权主义者的炮火只对准行政公文的表格，所以并不会对她的免费罗勒构成威胁。）最后，她呼吁不如再添个“Pcsse”（即Princesse，是“公主”一词的缩略词）一栏，以捍卫“我们不可剥夺的做公主的权利” [9] ……尽管这么说很可悲，但她的话还是揭示了女性被培育成了多么珍视自己的幼齿化并从物化中寻找自我价值的物种——或许至少在法国是这样的，因为同一时期的杂志《嘉人》（ Marie Claire ）肯定地说道，在魁北克，“这个称呼（‘小姐’）会让人觉得说话者的思想太老派。如果有人称呼一位女性为‘小姐’，那回敬一个耳光是免不了的。”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