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然而，接下来的内容就不怎么会谈及现代巫术了，至少是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在追溯过上述历史后，我真正想做的是探寻欧洲与美国猎巫运动的影响。这一系列的猎杀既传达又扩大了对于女性的偏见，有些女性受到了奇耻大辱。这些猎杀压制了某些行为和某些生存方式。几百年来，我们一直承袭着他们捏造出的这些形象与作品。这些负面形象，往好了说，是持续让人审视或自我审视存在的阻碍；往坏了说，是持续产出敌意，甚至暴力。即使仍有很多人真诚地希望对这段历史进行批判性的检验，但我们并没有可更换的过去。如同弗朗索瓦丝·德·欧本纳所写：“当代人是由他们可能忽略，甚至不记得的事件塑造而成的。但如果这些事件没有发生，无法阻止的是他们会有所不同，想法也会不同。”
这段历史涉及的领域很广，但我想集中讨论其中的四个方面。首先是对所有女性独立的渴望的打击（第一章）。在被控行巫的女性中，单身女性与寡妇占了很大的比例，也就是说大量没有依附任何男性的女性被诬告为女巫。
在那个时代，女性在劳动世界里的位置被剥夺。她们被赶出了各个行业。各种职业的学徒制逐渐正规化且禁止女性参与。在此时尤为孤立无援的女性经历着“不可承受的经济压力”
。在德国，不允许手工艺师傅的遗孀继续从事其丈夫的工作。至于那些已婚女性，自欧洲在11世纪起再度引入罗马法后，她们就被认定为缺乏技能，只剩下一道自主权的缝隙，但这条缝隙在16世纪也被填平了。让·博丹——人们总是赧然地选择性忘记他作为魔鬼学家活跃的那段时光——因自己的国家理论（《国家六论》）而闻名。但阿梅尔·勒·布拉-肖巴尔提醒我们，博丹有一个著名的论点，即管理好家庭与管理好国家都需要男性权威来保证，且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一观点与他对女巫的执念也不无联系。在法国，1804年的《民法典》规定已婚女性是社会行为能力不足的。此时，猎巫运动应该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用再烧死那些所谓的女巫了，因为从现在开始，法律“可以拴住
所有
女性的自主权了”
……今天，说到女性独立，即使从法律层面与物质层面来说是可行的，但还是会遭遇一大片质疑。与男人、与孩子的绑定，即献出自我的活法仍被视为她们身份的核心。女孩们在成长与社会化的过程中学会了惧怕孤独，任凭自主性的土地上长着荒草。在著名的“养猫的单身女性”这一形象背后，撇开所谓的可怜与嘲弄对象不提，我们能从中看到的是当年令人闻风丧胆的女巫的影子，有一股子“似曾相识”的妖气。
与猎巫运动发生在同一时期的，还有避孕与流产的论罪。在法国，1556年颁布的法令规定所有怀孕女性都要上报自己的妊娠情况，并且在分娩时还要有一位人证。杀害婴儿成了一项极其严重的罪责，连巫术都不能与之相比。
而在对“女巫”的指控中，常出现一项罪名为杀害孩童。有人说她们在巫魔夜会里啃食孩子的尸体。女巫是“母亲的对立面”。
许多被指控为女巫的女性是疗愈师，她们时常充当助产士的角色，但有时也会帮助那些想要避孕或中止妊娠的女人。在西尔维娅·费德里希看来，猎巫运动为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劳动性别分工做好了准备，将有偿劳动留给男人，指派女人去生育与教养未来的劳动力。
这种分工一直持续至今：女人在要不要孩子这一点上是自由的……但前提是你得选择生育。不想要孩子的女人有时会被当成无情的人，暗地里存着坏心眼儿，对别人的孩子怀有恶意（第二章）。
猎巫运动也在公众心中留下了关于老妇人的非常负面的印象（第三章）。猎杀确实烧死了许多年轻的“女巫”，甚至还有七八岁的孩童，不论男女。但那些较年长的女性，既因为样貌被厌弃，也因为她们的经历而显得格外危险。她们是“备受猎杀者青睐的受害者”。
“她们不仅没有得到老龄女性应得的照料与温柔，还频繁被指控为女巫，这被诬告的频率高到若干年之后，在北欧死在自己床上的老妇人都是罕见的。”玛蒂尔达·乔斯林·盖奇这样写道。
画家们——昆汀·马西斯（Quentin Metsys）、汉斯·巴尔东（Hans Baldung）、尼克劳斯·曼努埃尔·多伊奇（Niklaus Manuel Deutsch）——与诗人们
［龙沙（Ronsard）、杜·贝莱（Du Bellay）］对老妇人的执著恨意也可以归咎于当时渐兴的青春崇拜以及女性相较长寿的事实。另外，在资本主义到来前的原始积累过程中，之前的公共土地私有化——英格兰称之为“圈地运动”——也让女性损失惨重。有偿工作成为唯一的谋生手段，但男性更容易得到这类工作。女性比男性更依赖公共土地，在这些土地上可以放养一些奶牛，拣些木材与草料。
这一进程既损害了她们的独立性，也将那些无法指望子女扶持的年迈女性推上了乞讨之路。绝经后的老妇人成为供养无益的人口，加上有时其言行比起年少时更恣意了些，便成了必须甩脱的洪水猛兽。也有人认为她们的性欲比起年轻时更强烈，这也促使她们寻求与魔鬼交媾；这种欲望看上去既怪诞又引人反感。今天的我们之所以会认为女性随着时间枯萎而男性随着时间旺盛，认为年纪让女性在爱情与婚姻市场上贬值，认为女性的青春短暂且过后便是一片惨淡，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持续盘桓于我们脑海之中的一些女巫象征，不管是戈雅
画中的女巫还是迪士尼的女巫系列。不管怎样，女性的衰老仍显得丑陋、耻辱、预示着凶兆、像恶魔似的。
与建立资本主义体制所需的奴役女性的进程同时发生的，还有对包括奴隶、殖民地原住民、免费资源与劳动力的供应者的奴役，这是西尔维娅·费德里希的观点。
这一时期还伴随着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以及一种新的知识概念的建立。有一门傲慢的学科从中衍生而出，它充满了对女性的蔑视。在这门学科的知识框架内，女性与非理性相关，与情绪化相关，与歇斯底里相关，与它要支配的某种属性相关（第四章）。现代医学也是在这样的模式上建立起来的，并且与猎巫运动直接相关。因为后者为当时的官方医生扫除了强劲的竞争对手——疗愈师，普遍来说她们都比当时的医生有能力。现代医学从结构上传承了粗暴对待病人，尤其是女病人的传统。这些年来，我们听到越来越多有关的虐待与暴力事件，这还得感谢越来越通达的社交网络。我们对有时并不那么理智的“理性”的歌颂，我们对自然界习以为常甚至视而不见的征伐，一直在引起反思，并且质疑的声音愈来愈迫切。这些质疑有时毫无逻辑可言，但有时是站在女性主义的角度。有些女性思想家认为，两个领域是一起被压迫的，应该共同解决。她们不仅抗议她们在体系内遭受的不平等，她们还批评体系本身：她们想要推翻明显针对她们而设的象征性秩序与认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