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不了解佛教，就不能真正了解泰国。

虽然佛教发轫于印度，但后来印度的佛教式微了。公元前304年—前232年，印度阿育王派出僧团向周边国家传播佛教，这是佛教走出印度，迈向世界的开始。佛教分为北传和南传两支。北传经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南传经斯里兰卡传入东南亚的泰、柬、缅、越等国。其中，泰国是南传上座部中极为重要的国家。

公元前3世纪在阿育王派出向海外传播佛教的9个僧团中，须那迦、郁多罗两位长老率团到达了金地国，即现今泰国的佛统府地区。泰国无疑是佛教最早传入东南亚的国家之一，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

佛教植根于泰国的2300多年漫长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反佛毁佛的现象，佛教不断发展，长盛不衰。究其原因，当然跟泰国历代统治者对佛教的笃信和竭力提倡分不开，他们有意识地推进和逐步完善佛教的政治化进程。公元前3世纪，在印度本土的阿育王时代，阿育王并没有借助佛教将自己神化。他从未自称为菩萨，也没有将自己当作天子，他扶持佛法的目的仅仅限于追求死后往生天堂。这就是最初的佛教，原始佛教是无神论的。可是，当佛教传入东南亚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东南亚大大小小的王国及其首领，鼓吹王权神授和至高无上，使佛教开始演化为神学。

13世纪以前泰国的前素可泰时期，在现今泰国领土上出现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地方政权，比如金邻国（公元前3世纪—公元6世纪），堕罗钵底国（6—11世纪），三佛齐（7—14世纪），女王国（8—13世纪），华富里政权（11—12世纪），八百媳妇国（13世纪—1773年）等，其国王无一例外地宣扬王权神授的理论，利用宗教抬高自身地位。几乎每一位国王都用两只手来进行政治统治，即用右手来管理世俗民众，用左手来管理僧伽。

1.1238年开始建立的素可泰王朝，是由泰族建立的泰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王朝，是在摆脱了以高棉族为主的真腊王国的统治后建立起来的。国王考虑到他原先的政敌高棉族建立的吴哥政权信奉大乘佛教，便有意反其道而行之，从斯里兰卡引进小乘佛教。这使泰国佛教的部派矛盾和斗争，第一次打上政治的印记。兰甘亨（或称“兰摩甘亨”）石碑和石制国王御座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王权和神权合二为一的实物证据。平时，国王坐在御座上处理政务；在宣讲佛法的日子，由高僧坐在御座上宣讲佛法。从素可泰王朝利泰王时期（1347—1370年在位）开始，每一位国王都要出家一段时间，证明国王就是僧侣，集王权和神权于一身。

2.15世纪阿瑜陀耶王朝的戴莱洛迦纳王（1448—1488年在位）全面推行“萨克迪纳制”，标志封建领主制在泰国的建立，从此，泰国社会的阶级划分趋于完备。与世俗统治方式相适应，在僧伽管理中必然要出现僧官制。僧官制的确立和完善，是为了在僧侣中进行等级划分，从而根据身份等级获得不同的权益。

3.从1868年开始，曼谷王朝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在泰国实施了一系列的行政制度的改革，旨在引进西方的行政管理方法，打破泰国传统的封建世袭世禄制度。1928年泰国颁布了第一部《文官条例》，通过考试公开选拔官员。与新的世俗官吏制度相适应，1902年泰国颁布了第一部《僧伽条例》，将僧伽管理纳入法治轨道。

1932年6月24日政变后，泰国政体改为君主立宪制。僧伽也像世俗政权一样实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1941年版的《僧伽条例》应运而生，成为僧伽的宪法。这个条例的重要性在于，它尽可能多地将僧伽管理和世俗行政管理结合起来。

1962年正是沙立实行军人专制的独裁统治时期，他不搞所谓的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在僧伽管理上，取消僧伽内阁和僧伽总监，把僧伽的行政、立法、司法的权力统统归给僧王和大长老会议掌握。

至此，泰国佛教顺利地完成了它的政治化进程。佛教和政府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统治不可缺少的两大支柱。

4.佛教在泰国的兴盛不衰，必然带来佛教文化艺术的长足发展。

泰国文化，说到底就是一种宗教文化。这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截然不同。泰国文化表现为以宗教为核心，宗教起着支配一切的作用：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为宗教而活着，文学为宗教而创立，史学为记录宗教活动而产生，教育依赖宗教而生存，绘画和雕塑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宗教宣传和图解，音乐、舞蹈是为了酬神祭祀而表演。泰国上层建筑各领域都渗透着宗教的影响。

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已经深入泰国大多数人的思想意识之中。佛教的理论和教义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化为他们的行动，并形成一种民族精神。许多传统的宗教节日和祭祀活动，已经变成泰国人的一种生活常态。佛教文化渗透到泰国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等各文艺领域。

佛教艺术在泰国一枝独秀。佛教艺术是佛教的载体，是佛教的一种表达方式，是为着宣传佛教而产生和发展的艺术样式，它的作用是使佛教直观化、生动化、美观化、具体化，从而更具有视觉和精神上的感染力与震撼力。

泰国的佛教艺术首先集中表现在佛像、佛寺、佛塔的制作上。泰国佛教艺术经历2300多年的积累和完善，出现了许多旷世精品和艺术大师，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宝库。

佛教与当代泰国社会已经密切到这样的程度，离开佛教，泰国也就不成其为泰国。

基于上述原因，撰写一部《泰国佛教史》便成为笔者自己认定的一项任务。

自从1962年笔者18岁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泰国语专业，就注定这一辈子要和泰国结下不解之缘。遗憾的是1967年大学毕业时，遇上“文化大革命”，笔者被分配到工厂当工人，一干10年，用非所学，浪费了许多宝贵的光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笔者才有机会到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专职进行泰国历史文化研究，先后在泰国和美国学习、执教10余年，由青年后生变成白发老翁，研究成果也逐渐集腋成裘。20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拙著《泰国文化艺术史》，201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又出版了拙著《泰国通史》，这是两本有关泰国历史文化的专著，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影响。在撰写《泰国通史》的时候，我便深深感到，不了解佛教，就不算真正了解泰国，因而萌生了撰写《泰国佛教史》的念头，经过几年奋斗，现在这本书交付出版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或许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常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吧。至于本书的成败优劣，则留待读者去品评。

回想我对佛教的兴趣，很大程度缘于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季先生无疑是当代学者中最精通佛学的一位大师。他说：“1935年，我到德国哥廷根，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算是我研究佛教的滥觞。从那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的年代里，不管我的研究对象‘杂’到什么程度，我对佛教研究始终锲而不舍，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始终没有降低。” 说实在的，1962年我从云南报考北京大学东语系，正是冲着季先生而去的。1960年季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开办了一届梵巴语班，在全国破天荒地招收了十来名学员，为佛学和印度文化研究培养后继人才。为了能够考上北大，我连续几月夜以继日地备考，最后以当年云南的文科状元身份如愿以偿进入北大东语系。遗憾的是那年梵巴语班不招生，我便被分配去学泰语。

1966年我们泰语班的同学和季先生一起去北京昌平县南口村参加“四清”运动。季先生担任工作队的副队长，跟农民同吃同住了半年多。记得有一次我见居庸关的墙上刻了一句六字真言“嗡嘛呢呗咪吽”，便向季先生请教。他说：“在梵语里是‘宝石放在莲花里’的意思。”我听了觉得十分新鲜有趣。以后便抓紧一切机会跟季先生闲聊，从谈话中学到不少东西。但一谈到佛教，他便“子不语”“三缄其口”。当时我还不甚理解，后来才悟到，因为那时的政治环境，是不可以信口谈佛的。

“四清”以后是“文化大革命”，季先生受到很大的冲击，详情请阅他的著作《牛棚杂忆》。该书1998年出版时，季先生送了我一册，题曰：“立生兄存阅”。我收到后瞠目结舌，我等何人，有何资格与先生称兄道弟？

噩梦醒来是早晨。我和季先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后在昆明再度见面。那时，季先生已恢复工作，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来昆明开会。我鼓足勇气到宾馆去看他，又怕他门生故旧太多，不一定记得一个我。及至敲门进屋，他直呼我的名字，使我的担心变得多余。我请季先生到寒舍吃饭。那时条件艰苦，我住10多平方米的房间，摆下一张桌子就放不下椅子。我们只好坐在床沿就餐。我的月薪56元，花了25元请客，集中了全家的肉票、油票，请一位熟识的厨师掌勺，尽己所能招待季先生。季先生似乎也很感动。后来先生的高足张保胜老师来信说，季先生有意将我介绍给北大西语系冯至先生当研究生，可是不巧那年冯至先生没招研究生。

在季先生的帮助下，我考取中山大学何肇发先生的研究生，重新拾起搁置多年的泰语，开始了对泰国历史文化的研究。

1982年我到北京清史档案馆收集撰写硕士论文的资料，顺便到北大看望季先生。季先生请我去西门外的西餐馆吃西餐。我向先生汇报我的论文题目是《泰国吞武里皇郑信》，先生说这是一位华裔传奇人物，显然对他并不陌生。后来我又有意将话题引到佛教上，表示自己想把精力转到佛学研究方面，结果先生又一次“子不语”。我猜不透先生的意思，只把它视作“禅机”，努力不停地去“参禅”。

时光荏苒，季先生离开我们已近10年。在这段时间里，我陆续拜读先生关于佛教的大作：《佛教十五题》《季羡林谈佛》《花雨满天》《我的路》等，居然对佛学有了一些领悟。我感到了佛学的博大精深，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你若问我：究竟领悟了什么东西？我亦采取“子不语”。正如佛祖拈花，迦叶一笑。禅，本来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我将新出版的《泰国佛教史》呈献给季先生和广大读者，算作是对“子不语”的答卷。

近年来量子力学的研究成果，颠覆了我们对佛学的传统认识。有着共同来源的两个微观粒子之间存在着某种纠缠关系，不管距离多远，一个粒子搅动，另一个粒子立即就知道。这个理论不但被实验所证实，而且成功用于量子通信技术中。量子纠缠超越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四维空间，不受四维时空的约束，说明宇宙在冥冥之中存在深层次的联系。量子纠缠可能就是微观粒子具有意识的证据。对于量子力学，目前还有许多问题弄不清楚。无论是信佛或是不信佛的人，都千方百计地从量子科学中去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我们尚不能断言谁是谁非、谁对谁错，但我们主张学术研究无禁区。就笔者而言，对佛教研究同季羡林先生持同一态度：“研究佛教不是想当和尚。”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原因及其规律，都有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都有其存在价值和研究价值。

这本《泰国佛教史》，可视为我研究佛教的启蒙之作。

2020年6月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