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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奎
我从20世纪80年代起到现在，一直从事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工作和实践的决策咨询工作。中国在加入WTO的时候有一个承诺，即每个省份必须设立一个咨询点，如果外资企业认为有与我国对WTO的承诺不符的政策，可以向这些咨询点投诉，并由这些咨询点向本国政府部门提出咨询意见。上海的WTO事务咨询中心是2000年创立的，是全国第一家由政府设立的WTO事务咨询服务机构。在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后，我们中心咨询工作的重心逐步从事务咨询转向决策咨询。目前，主要的工作任务是建立全球投资贸易运行的监控预警系统，为中央各部委参与WTO多边贸易谈判和各类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提供技术支撑。
在2005年到2015年的10年中，有一个中美商贸委员会和商贸论坛，每年就解决中美商贸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进行交流和协调。2010年，中央决定实质性启动中美商贸谈判，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中美投资协定谈判。2015年，中美商贸委员会和商贸论坛结束。为了继续推动改革开放，中央做出了第二个重大决策，决定在上海浦东设立自贸试验区，率先探索建立“负面清单”外资市场准入新体制，希望通过这一试验，克服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的最主要的困难。
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决策与上海市政府和国家商务部合作实施的一项决策咨询项目有关。早在2010年，上海市政府和商务部就合作成立了“全球投资贸易决策研究中心”，并同时启动题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与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重大项目研究。该项目成立了由韩正市长与陈德铭部长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项目研究团队的组织和管理由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负责，项目研究由商务部政策研究室指导。
自2010年到现在，已经12年过去了。现在，在上述研究项目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全球投资和贸易运行监控预警系统，该系统的维护与运行已经成为我们中心的核心业务工作。以下就是2017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以后我们对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的观察和研究成果。
现在，有两段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大家都倒背如流。第一段话是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那么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什么会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和近代以来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两者之间如何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是2018年6月份讲的，当初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太深刻的理解。但是，从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到现在，我们深切体会到这个世界的变化，而且和我们自己的发展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第二段话是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两个大循环互相之间怎么切换？在这个切换的过程当中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有什么样的风险？内循环和双循环在切换的过程当中又是什么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哪些内容？
所以，我通过讲大变局，简要谈一下我对上述问题的一点粗浅的思考。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从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期间，遇到了三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第一个机遇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我们真正走出发展的困境是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商品价格市场化改革以后。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迎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一片新天地。第二个机遇是1991年冷战结束，世界进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百年未有的良好国际环境。第三个机遇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黄金时代，全球价值链快速形成，中国发挥其独特的比较优势，迅速成为全球供应链中具有决定性地位的一环。这三个机遇，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有必然的也有偶然的，相互交织在一起，造就了近代以来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
这20年，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角度来看，这一轮高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呢？它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有很多研究这个问题的人认为，过去20年的好日子可以一直延续下去。我跟他们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这个阶段结束了。
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的10多年间，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根源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定要从历史的高度看这个问题。我这里引用汤因比的一段话。大家知道汤因比在1976年出版了他的最后一本巨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他从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研究人类世界历史后，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正面临着三方面的重大挑战：一是被滥用的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与人类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二是区域性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与资本的全球化利益之间的冲突，三是人类无限制的资源消耗与其赖以生存的生命圈之间的冲突。汤因比写这段话到现在，已经快50年了。
当前世界经济大变局正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根本矛盾在快速的经济全球化高潮过去以后，迅速激化的表现。
一是互联网技术被无限制地滥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人类的社区、社群，甚至个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激烈冲突。首先，数据流动是没有国界的，政府无法用原来传统的边界监管手段来进行监管。其次，数据流动主要掌握在巨型跨国平台企业手里，这些平台企业如果不配合，政府是没有办法实施有效监管的。最后，数据和价值观、文化甚至地缘融合在一起。过去以自由贸易理论为基础的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监管手段，已经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用于互联网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必须创制新的监管原则和监管方法。
二是价值链分工无限制地扩展，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区域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与资本的全球经济利益之间的激烈冲突。美国政治为什么乱？为什么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然后到了拜登还是“美国工人阶级第一”呢？为什么共和党和民主党有这么大的分歧？核心问题是怎么解决区域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与资本的全球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
三是经济全球化激速扩展所推动的全球经济和贸易高速增长，导致人类无限制的资源消耗与其赖以生存的生物圈冲突日益激烈。全球气候议程在进入2020年以后突然引起全球的关注，有其必然性。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政治理念、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跨国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质疑，导致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的巨大压力。现在跨国公司主要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政治质疑：
第一个质疑是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一大批社群、地区、国家被全球供应链所抛弃或边缘化。这个问题不单单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发生。如果观察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分布可以发现，在过去30年当中，除了东亚和东南亚、北美、欧洲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非洲、南亚、中亚、南美，其工业总产值和贸易额在全球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而且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地加剧。那些发生政治动乱的国家或地区，往往都被前一轮的全球化所抛弃或边缘化。
第二个质疑是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过度依赖全球供应链，就会面临供应链的安全和弹性问题。这个问题早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经提了出来，由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安全概念几乎已经蔓延到所有与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相关的领域。
第三个质疑是社会开始对全球性互联网跨国平台企业的垄断技术和数据垄断表示担忧，如何加强个人隐私保护、如何公平分配数据赋能增值、如何防止数字技术发展突破人类道德的底线，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进行修正，通过实施各种形式的产业政策，着力抢占数据技术和数据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最近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基建法案》和《竞争力法案》，主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实施设计和产业政策的问题。这过去在发达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但是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潮流。
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评价和解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经济理论开始出现，对经济全球化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群体取得越来越多的学术和政治决策话语权。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的团队成员中有许多是一些被所谓知名大学排挤的“不入流”的学者，他们取得了主流的话语权。这种情形不会是第一次，会越来越普遍。目前，美国有大量的保守主义的研究机构和智库，它们非常活跃，以研究报告和游说活动影响了美国政府。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当前西方国家这种主流思想和理论的变化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
最近20年来，WTO的规则谈判机制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其中原因很复杂，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各成员方为达成新的多边协议继续让渡主权的可能性已经几乎为零。与此同时，WTO已有的规则体系完全无法适应技术进步、产业演变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要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重构全球投资贸易治理体系的基本立场是单边主义。这种单边主义是从美国特朗普政府开始的，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启动“232调查”和对中国的“301调查”，建立针对中国所谓“非市场经济”行为的美、欧、日三方协调机制，都是这种单边主义的具体表现。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提出“美国工人阶级第一”，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单边主义的立场，只不过强化了与其盟国的协调，所以我称之为协调的单边主义。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协调单边主义的基本轮廓已经显现，主要包括以下三大议程：
议程一：基于公平贸易原则，复原安全而有弹性的供应链。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推动全球价值链高端研究与制造本土化。比如，美国商务部最近进行的供应链安全百日调查发现，芯片代工是半导体全球供应链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产业政策措施，鼓励跨国公司把供应链代工制造环节移回本土。例如，英特尔过去专注于生产自己设计的芯片，不搞代工。它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在美国本土投资芯片代工厂。受美国的影响，欧盟也提出了自己的半导体发展产业政策。二是全球供应链布局本土化和近岸化。这个问题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以后、奥巴马政府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后，美国、欧盟和日本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推动本国的跨国公司调整供应链布局。我们中心对全球供应链和生产布局变化监控系统的监控数据表明，供应链布局本土化和近岸化的趋势已经出现。三是全球生产布局东道国目标市场化。最近几年来，跨国公司的投资越来越多地以参与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为目标，以并购东道国本土企业为调整生产布局的主要方式。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比如我们熟悉的化妆品“大宝”已经是强生旗下的品牌，小肥羊连锁餐饮已经是百胜旗下的品牌，等等。
议程二：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可信数据跨境自由流动。这里要注意“共同价值观”和“可信”，这两个概念充分体现了协调单边主义的特征。这一议程包括以下七个领域：一是安全、有弹性、多样化的数字和电信与信息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供应链，二是数字技术标准，三是数据的自由流动，四是互联网安全，五是数字竞争，六是电子可转让记录，七是包括海关的电子签名在内的贸易便利化措施。
我们应该承认，现在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各国政府监管来说还处于知识和经验不可及的范畴。因为数字技术进步太快，大部分国家现在采取的措施是先实行数字孤岛化监管，然后在逐步积累监管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数字监管规则创新的路径和方法。
议程三：基于共同体的气候承诺，推进高碳增长与高碳贸易转型的规则创制。关于气候议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思路就是改变游戏规则，掌握从高碳增长和高碳贸易游戏规则转向低碳增长和低碳贸易游戏规则的主导权。
欧美企图改变经济增长和贸易的游戏规则的最主要趋势是气候议程与贸易挂钩。最近，欧盟已经公布了碳边境调节机制方案，这个政策的最关键一点，就是要对所谓的高碳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美国和欧盟尽管在气候议程与贸易如何具体挂钩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气候议程与贸易挂钩的这一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我认为，全球气候议程领域有可能是单边主义，特别是协调单边主义的重灾区。因为在这个领域，西方发达国家既有经济发展阶段和技术上的优势，也占据了一定的道德高地，他们一定会借此实现他们改变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的游戏规则的战略意图。
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党中央非常及时地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决策。根据我的长期理论研究和参与决策咨询的实践，我认为，当前我们领导干部面临以下三方面转变思维范式的挑战：
第一，对外开放的思维要有全新的视野。我们要适应和探索不同市场经济体和平共处的新思路。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会见美国副国务卿舍曼时讲道：“中美关系向何处去，我们的意见很明确，那就是通过对话找到一条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共处之道。如果能互利双赢当然更好。”在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刚结束时，大家对构建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前景的判断比较乐观，希望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不管是什么文化、什么制度、什么发展阶段，都可以在同一个规则体系下面一起合作，追求的是不同国家之间政府管理投资贸易政策的最大公约数。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愿景是不切实际的。现在必须探索如何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国家间，找到政府管理投资贸易政策的最小公倍数，寻求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道。
第二，对外开放的模式要有全新的设计。关键是要建立新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文中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对此不能片面理解，只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主张在对外开放上进行大幅度收缩；或片面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不顾国际格局和形势变化，固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思路。那么，新发展格局下的对外开放模式是什么呢？这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不断探索和创新。
第三，对外开放的行动要有新的标准。最近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指出，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率先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就是对外开放行动的新标准。什么是制度开放？制度开放与要素开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是国际通行规则，如何相互衔接？这些都是我们在对外开放的行动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需要通过实践去把握。
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积累的经验也极为宝贵。但在我国对外开放国际环境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的新形势下，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必须向新的发展格局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面对风险，也必须付出代价。新的范式需要经过实践来检验，新的经验需要通过实践去积累，新的行动需要经得起实践的考验。一分谋划，九分落实，现在是聚精会神干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