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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对天下大势做出敏锐的分析,及时制定长远的战略,是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智慧之一。春秋时期,一代名相管仲在深入分析天下大势之后,因时顺势地提出了“尊王攘夷”的主张,从而奠定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事业;东汉末年,诸葛亮在深入分析天下大势之后,提出“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理念,从而奠定了魏、蜀、吴三分鼎立的基础。在中国跨入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从国际社会中最现实、最基本的问题入手,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无论面临怎样纷繁复杂的情况,都必须牢牢抓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旋律,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为中国判断天下大势、全面认识时代特点、制定长远发展战略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和交流互鉴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基调,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书第一章汇聚了五篇著名专家的演讲,为我们把握国际大变局、理解新发展格局下的国家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看,党和国家提出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冲击世界经济,特别是一些国家不负责任“甩锅”“脱钩”的背景下,中国提出“双循环”,即“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既是顺势而为的战略举措,更是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其意义在于:一是有利于提高中国产业链的含金量。如将上下游的主要零部件配套企业集聚到一定的空间区域内,并形成水平分工、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由此提升GDP转化率。二是有利于提升供应链的安全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造成一些企业停工停产,然而中国一些地区产业链比较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反而吸引更多来自全球的订单。三是有利于增强价值链的韧性,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推动中国进一步加大对于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研发。四是有利于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五是有利于增加进口,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新发展格局下改革开放的新模式看,当前世界经济大变局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根本矛盾,并在第一波经济全球化退潮后迅速激化。它表现在:第一,互联网技术被无限制滥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社区、社群,甚至个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激烈冲突。例如,过去以自由贸易理论为基础的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监管手段不再适用于监管互联网数据跨境、跨国流动。如今数据流动主要掌握在巨型跨国平台企业手里,形成了新的垄断力量和权力中心。因此,必须创制新的治理原则和治理方法。第二,价值链分工无限制地扩展,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区域性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与资本的全球经济利益之间的激烈冲突。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突出的问题。第三,经济全球化急速扩展所推动的全球经济和贸易高速增长,使得人类无限制地消耗资源,导致人类与赖以生存的生物圈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推动改革开放新模式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不仅仅在于造福全体中国人民,也为人类走出困境、开辟文明的新里程提供重要的经验。

从民族振兴和造福全人类的重大事件看,中国申办世博会和举办进博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国从提出申办世博会到成功举办经历了10年。中华民族的先哲对中国举办世博会表达了无数的期许。1894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写道“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要让中国民众富起来,就要举办世博会;如要选择会址,“必自上海始”。2010年上海世博会汇聚了全世界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它们云集于5.28平方千米的会场内,上海世博会也成为1851年伦敦世博会以来规模最大的盛会。正如温家宝所说:“上海世博会犹如一部写在大地上的百科全书,构成一幅多元文化和谐共融的美好画卷。”从2018年开始举办的进博会,其重大意义不仅是扩大进出口贸易,也是中国宣示对外开放决心的重要平台。进博会与国家的自贸区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密切相关,体现了“三个结合”,即把国家展、企业展、虹桥论坛相结合,商品进出口和技术、服务贸易相结合,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相结合,从而预示了中国在“新时代,共享未来”的旗帜下,将坚定不移推动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与各国人民共享发展的机遇和成果。

从当前国际环境看,经济全球化的变化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从总趋势看,第一轮全球化的浪潮即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正在退潮。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格局正在出现“东升西降”的大趋势。新兴经济体崛起与文明复兴的步伐不断加快,亚洲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持续走强,其人口规模、增长速度、资源潜力均为全球领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标准衡量,亚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长期以来“北强南弱、西强东弱”的国际格局,正在转向“南北对等、东西平视”的大格局。中国GDP总量在2018年占美国GDP总量的66%,2021年已经提升到77%。同时,2009年亚太地区的中产阶层占全球中产阶层总量的1/3,预计到2030年将占全球的2/3。他们正在把一个全球规模的休闲中心叠加在一个全球规模的制造业基地之上。届时全球的中产阶层消费将增加30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将来自亚洲。中国与美国、东方与西方总体实力的此长彼消正在构成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的一个主要因素。美国的霸权衰弱是美国挑起中美关系冲突和摩擦的根本原因。这个大变化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由西方推动的第一波全球化退潮以后,中国始终高举经济全球化大旗,强调多边主义和共同参与,主张各国要加强合作,推动全球共同治理,不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歧,抛弃陈旧的冷战思维,让发展的成果普惠全体人民。

从国际大格局的变化看,中美贸易摩擦是战略竞争而非市场竞争,是制度摩擦而非贸易摩擦,是时代性现象而非个别政客现象。在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之前,美国公布了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评估报告,全面指责了中国的制度。面对严峻复杂的态势,我们要做到“四个清醒”:第一,时代的清醒。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又赋予了它新的含义——我们必须坚持维护和平,才能维护中国持续发展的势头。第二,地位的清醒。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从中国国情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许多国际规则对中国有利有弊,需要中国有理有节,精准施策。第三,目标的清醒。中国要坚持“两个一百年”的目标,绝不能因国际环境出现变数而改变。中国提出高质量发展,正是向这一目标迈进的重大举措,也将面临巨大的国际阻力。第四,战略的清醒。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条重要的经验是吸引国际产业转移,而在发达国家竞相发展高新技术、新产业革命的背景下,原来的机制已经不完全适用。中国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需要依托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OwTiHs5B1x/CqrrHSMbobsP9I6RsvqsAofppiswVV0E/LycRqzMTo3+p9XwApV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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