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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播观念一定非常注重国际传播，随着现代通信系统的发达，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使地球几乎没有时间的差异和空间的差异，因此一个国家的形象一定是国际的形象，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一定是通过国际传播得以体现。也许是长期闭关锁国的沉重积淀，也许是国际话语系统的过往隔阂，中华文化虽然灿烂辉煌，但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一直是孤芳自赏，现在我们的制造业产品可以走遍天下，但我们的文化产品往往举步维艰。
这就牵涉到一个世界规律性现象，强势文化顺势向弱势文化传播，而弱势文化逆势向强势文化传播。这样的强弱对比和顺逆对比，就使这两类文化产生很大的落差，加剧了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传播的艰难性和可行性。而中华文化虽博大精深，但在世界传播领域，却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与我们的开放意识有关，与我们的话语体系有关，也与我们的传播理念、方法和手段有关。我们往往习惯于沉浸在我们深厚的文化传承中，沾沾自喜而不能自拔；往往习惯于将我们国内的宣传语系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语去推行；往往较少按照市场的规律去磨砺我们的文化产品；等等，使我们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卡拉OK，陶醉在自娱自乐、自拉自唱的境界中。2016年12月，中、英两国在上海东郊宾馆举办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高峰论坛“跨越时空的对话”，中、英两国文化部部长都出席并作了讲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也在会上致了辞。确实两位旷世巨擘的艺术成就举世公认，但两位的全球影响力却不可同日而语。莎士比亚几乎妇孺皆知，而汤显祖则知者寥寥。这就是文化的差距，牵涉到全球传播力的问题，而这背后涉及传播意识、传播策划、传播能力和传播地位等诸多方面。
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而且必须建立在中华文化昂首挺胸地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基础上，中国亟待以文化去影响世界，而这一切需要我们插上国际传播的翅膀，舍此，我们飞不起、飞不远、飞不久。
中央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这一至关重要的时代命题，令人警醒。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这样一个重大主题，对待这样一个重大主题，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对这样高屋建瓴的规划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非常具体和细腻的操作要求：“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中央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并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具体步骤。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并付诸实践就迫在眉睫。
本章的五位专家的演讲非常有针对性，也十分精彩。陈圣来的《后疫情时代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是一篇很及时、很新颖的研究，全世界已被新冠病毒缠绕两年多了，至今还未解脱，这场疫情已感染全球5亿多人，夺去600多万条生命，完全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一方面，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工作方式和传播方式，停摆和慢摆了我们日常的许多活动；另一方面，疫情使线上的生活与交流空前活跃起来，发挥了其最大边际效应。未来新媒体和新传播将会俘获更多的受众，并逐渐蚕食和挤占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一步一步确立自己的主流地位。要增强和改进传播理念、传播方式、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我们就要不失时机地抓住转瞬即逝的难得的窗口期，大力提升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在对外传播上将过去符号式的、脸谱化的“僵硬传播”，改变成为个性化的、消费型的“柔性传播”。王战的《改革开放成功诀窍与世界中国学》则站在更宏阔的视野独到地阐释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功背后的诀窍。他将这种成功放在中西文化和文明的背景上来考量与剖析，其中不乏另辟蹊径的见解和生动案例。张维为的《“文明型国家”崛起的世界意义》在他诸多“中国震撼”的理论阐述基础上又有新的发挥，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文明型国家”的崛起，需要中国话语的崛起，这种话语是一种中外融通的话语，可以与西方主流话语对话、交锋并胜出。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要积极打好官方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这四种话语的组合拳。郑若麟的《如何在海外做好中国形象工作——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以他20多年驻法的经验，提出在当前这场世界舆论大战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并现身说法，阐释怎样突破西方创建的错误政治概念的陷阱。朱振武在《对外交流中的话语自觉与文化自信》中，从最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非洲坦桑尼亚作家古尔纳切入，为世界文学正名，从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还包括了文学文化共同体。这位曾以翻译畅销书《达·芬奇密码》而蜚声文坛的外国文学研究学者，对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如数家珍，从他独特的发现与论述出发，强调了构建中国自己话语体系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