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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幼文
经济学界对中美贸易摩擦已经讨论了很多，但实际上贸易战远远不是经济问题，是更加广义的关于中、美两国自由、民主、平等价值观的冲突，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对抗远远超过贸易战。
如果2017年仅仅是贸易战，那么我们宣布一下开放，出台一些开放措施就可以过去了。但是过去一年，中国拿出2500亿元的订单，到了博鳌亚洲论坛，习近平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开放措施，其中包括了美国最在乎的金融开放，但是美国毫无反应。特斯拉进入上海，百分之百股权，我们以前只允许50%，给特斯拉一个先例，表示我们友好开放，但是也没有实质性地改变这种情况。
问题在哪里？答案可以在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当中找到。这篇讲话全面指责中国各个方面的问题，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内的民主、人权状况等。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中国开放市场他就可以满足。现在美国政府的基本做法是要对中国全面扼制、极限施压。他对朝鲜、伊朗、俄罗斯采用的是同样政策——极限施压。彭斯的讲话内容中除了1%—2%的虚假客套话，5%—6%讲经济，其他超过90%都是非经济问题。所以我认为美国今天真正要的不是中国市场开放，不是要中国更多地买美国的产品。
这里有三个判断，第一个判断，这场贸易战是战略竞争，不是市场竞争。什么是市场竞争？美国跟欧盟、日本、加拿大的钢铝产品贸易争端叫市场竞争，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家出口更多的钢铝产品到美国以后，美国受不了了，要他们减少出口或者对他们征税。具体而言，对方国家对一种产品是否补贴？国内是否受到实质性的损害？如果是，他要提供保护，这叫市场竞争。但这次是战略竞争，为什么？美国加征中国的第一批产品关税500亿美元，分布在1300多项税务当中，每一项都是非常少的数额。换句话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这些产品并没有引起美国国内的损害，没有对他造成竞争压力。在这些高新技术产业中，中国有少量的零部件出口，远远没有达到侵害美国市场、造成竞争压力的程度，所以不是市场竞争。这次彭斯的讲话再次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中国崛起，90%的市场就没有了。这就是他关注的核心问题。因此，这是战略竞争，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美国跟中国谁占主导地位的一场竞争。彭斯认为这些技术是美国的优势所在，一旦中国起来，成本低、效率高，他就完了。
第二个判断，这场贸易战是制度摩擦，不是贸易摩擦。因为在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之前，美国公布了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评估报告，之前欧盟也公布了，实际上是对中国制度全面的指责。今天这个问题已经愈演愈烈，远远超过了中国“入世”15年的时候——在2016年末，当时问题包括“非市场经济地位”如何摘帽，反倾销的时候不再用第三国标准等。现在的问题远远超过了当年，是在全面指责中国国内的经济制度和政府职能。
第三个判断，贸易战是时代性现象，不是特朗普现象。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这些问题，不只是因为特朗普个人的行事作风——不守约、狂妄、霸道。这场贸易战的原因越来越复杂。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奥巴马的时候就重返亚洲，要搞平衡。为什么说时代性现象？就是这个后冷战时代、全球化变局的时代，决定了美国要对中国实行这样的战略。
在这个总体判断下，我们谈几个关键问题：
贸易战的性质是美国压制中国技术进步。他的理由是所谓中国不公平，从2018年三四月开始，他要打压中国，中国马上回击，然后他再报复中国，来一个反“反报复”。特朗普的逻辑，就是我可以打你，你不许还手。为什么呢？他的逻辑就是，我打你是有理由的，因为你市场不开放。所以美国《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竟然说这场贸易战是中国挑起的，不是美国挑起的，就是“301调查”说中国市场不开放。谈判的过程中，中国代表去谈，谈成了又被推翻，先500亿美元、360亿美元、140亿美元，后面2000亿美元，再来个2670亿美元。如果到年底这2670亿美元再打下来的话，那等于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100%都要征税。也就是说，美国准备全面对中国开战，彻底封杀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这就是极限施压的方式。我们现在不去讨论，如果他征税，我们中国有多少还手的能力。因为市场本身相对来说，中国对美国市场依赖度大一点，美国对中国市场依赖度小一点。我们对美方的进口一共1300多亿美元，两个数字无法对等。有些同志说：我们就打他在中国的美资企业。这个观点是绝对错误的。美资企业对中国是做出贡献的，犹如两个大人吵架，打人家小孩子是不对的。
对此我们要有报复手段，有人说我们抛美债，这也是不对的。我们手上有12000亿美元美债，如果抛美债的话，全世界金融市场动荡，美债下跌，我们自己受损。再说最关键的一条，不能抛，美债是美国账上记的欠你的账，这个账在他那里，你要抛他就会冻结。所以这些主张都是外行的人乱说的。表面来看，中国没有还手的手段，贸易战本身双方都是受损的。但问题在于，这件事情绝对不是经济问题本身，在经济上大家有可能打个平手。现在美国人到底要什么？美国人跟刘鹤谈判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诉求：要求中国两年内减少对美国的逆差2000亿美元，中国一共向美国出口只有1000多亿美元；然后保护知识产权，停止网络侵犯，其实现在“301调查”报告中大量的都是2014年之前的问题；再后是对敏感技术投资的限制不报复。什么意思？就是中国现在到美国投资，美国说这是敏感技术，牵涉到国家安全，要限制你的投资，你不得还手。同时中国市场要对美国彻底开放，没有限制，也包括到2020年7月1日之前，关税水平低到跟美国一样的水平。表面上看来这是跟中国一样低，但是这一条彻底违反国际规则。为什么？世界贸易组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这是一条基本的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它有关于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优惠待遇。发达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水平可以低一点，执行的时期可以晚一点，但美方竟然提出中国要跟他关税一样低。
美国提出的这些要求，事实上是超越了中国可能答应的条件，或者说美国根本不是诚心谈判的。美方与中国打贸易战直接的理由是“301调查”，即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如果其他国家对美国不公平，美国对其调查提出问题。那么美国讲了哪些问题？
美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市场准入的限制，指对外方投资有股比限制，要求合资、合作，不给全资。那么这一条到底对不对？这一条实际上是国际上的惯例。一个国家开放到什么程度，自己说了算。当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市场开放，这些承诺都完成了。后面再怎么开放是中国自己决定的，特别是像这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业，中国现在的开放水平不允许外商独资，要求合资即共享技术，国际上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这个原则。中国没有违反世贸承诺，特别是没有违反跟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中美双边投资协议还没谈成呢，前些年加紧在谈，谈到第六年几乎快要达成了，后来打贸易战搁置下来了。如果谈成，中国会规定哪些行业将开放，但仍然会加上条件，设股比限制。即使中国承诺了开放，跟美国达成双边投资协议，中国设股比限制仍然是国际惯例。但现在还没谈成，中国设置了股比限制，完全是国际通行做法，美国没有理由根据这个来打中国。
第二个问题，美方说中国强制技术转让。就是说美国到中国来投资，中国要求美国承诺多少年以后技术转让。这是不是违反国际规则？不用经济学语言就能讲清这个道理，如果你不愿意转让，就不要来，这本身是一个市场选择。对中国来说，过去这些年对外开放，以低端水平加入全球价值链，美国是高兴的。美国产品高端，赚大钱，中国产品低端，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赚得最少，美国接受，但现在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技术进步，就把这种希望通过正常的谈判行为实现技术共享的做法，说成强制技术转让。这样一来，说中国市场对美国不公平，而且说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这样，包括中国战略产业的核心领域都要求是合资。这是中国人的思想保守，还是违反世贸规则？都不是，因为中国利用外资是为了发展，三四十年前中国利用外资，做加工贸易，出口增加，赚点辛苦钱，那时候哪怕是污染的东西也进来。现在中国到了这个阶段，当然要求高端的外资才能进来。中国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政策要指导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也要指导外商投资企业。如果中国的产业政策要高质量发展，而引进外资仍然是低水平的，那显然不符合战略定位，所以中国要求外商投资企业，既是技术含量高的，又是能够共享技术的。这不违反国际规则，但美国说中国违反国际规则，其实中国2001年“入世”以后，WTO对中国的评价执行率是85%，就是达标85%，中国从修改法律到市场开放都执行了，而且有些内容还不在中国“入世”承诺里面。美方说中国投资审批程序成为一个障碍，而上海自贸区搞改革，取消审批、外资登记制。但这是针对开放的部门，按负面清单看，开放的部门就四个，还有限制的部门如关系国家安全的部门仍然是需要审批的。连美国跟韩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美国都还有四十几条是负面清单（所谓负面清单就是不完全开放的）的，何况中国还没有跟美国签订双边投资协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自贸区，整个国家还是实施审批制度，关系到技术行业的内容仍然要审批，这是很自然的。美方就把这个看作中国市场不开放。
第三个问题，美方说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美国说中国进行环境节能审查，专家都是相关的中国竞争者。意思就是开项目审批会，来的都是专家，美国的东西被中国看懂了，秘密都被中国人发现了。专家来审查就影响了美国的知识产权，这显然毫无逻辑。即使专家看懂，也不是侵犯知识产权。重要的根据是是否有人假冒伪造，如果伪造，才是真正侵犯知识产权。专家看懂了，只要不去制造、销售，就没侵犯知识产权。这当然要让专家来审查相关项目。
第四个问题，美方说中国对内对外法律不一致，中外资之间，在技术转让方面相关政策不一致。在中国没有全面开放的条件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还有一条政策，知识产权方面，美国要求改进技术归进口方。中国购买了美国的技术，然后进行二次创新，美国认为这是侵犯知识产权的，认为二次创新的所有权仍然要归美国，像中国的大熊猫出租到国外，原则上生出的大熊猫幼崽，仍然属于中国。技术转让就是买断，以后再创新的技术属于中国。如果这里面还涉及原始创新，那应该就这个问题打这类官司，不应该简单地一刀切，不能说不允许中国引进的转让技术进行二次创新。
第五个问题，美方指责中国全球投资并购。这是今天美国包括欧洲对中国指责最多的一条，以至于现在全面抵制中国并购。中国从发展这个角度来说，过去靠辛苦赚钱，三四十年积累了大量外汇资金，现在有条件用辛苦钱去购买技术，或者把国际上成熟的企业买下来，然后迅速获得它的技术和拥有的全球生产销售网络。这是非常合理的发展路径。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多年前就开始向中央提这样的发展思路，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会有政治障碍。本来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就是开放的市场，但美国现在的态度是，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投资执行国家战略，进行全球竞争。所以美国现在对中国套的帽子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由此美国干脆一刀切，抵制所有中国企业的并购，因为中国企业背后是政府。美国不管这个并购本身是不是符合市场交易公平的原则。中国进行全球并购是过去十几年一个重要的国际双向投资或者全球发展的战略，现在美方就把中国的全球并购看作一种经济侵略和国家资本主义来进行抵制，因为在美国的标准下，企业应该完全按市场规则运行，是私有的，不能国有，不能执行国家战略，这个叫制度摩擦。这当中也包括通过外汇审批制度的外汇使用。中国今天的外汇还没有到完全可自由兑换阶段。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经济稳定的条件，这是国家主权问题，尤其在出现许多资本外逃的情况下，中国要控制使用外汇，这对宏观调控和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是非常必要的。但现在美国对中国审批外汇提出质疑。
美方甚至于把中国吸引海外人才作为罪状。美国认为现在中国各级政府都用大量的物力招聘优秀的人才。这个也是符合事实的，中国人事部的人才计划确实有很大的吸引人才力度。现在美国把一些敏感领域的专业国际合作交流都中断了，把一些敏感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签证停掉了。中国海外人才一旦回来，美国就进行长期监控，完全把中国放在比冷战时候的苏联还要敌对的监视状态。钱学森回来的时候，美国有感觉到威胁吗？还是同意他回来的嘛。现在美方对中国的限制难以想象，远远超过历史上各种时期，只能用一个道理解释，美国完全把中国放在敌对的位置，他挑起这场贸易战的核心乃是技术问题。
技术转让作为国际上的一个基本规则，美国的做法为什么是不合理的？可以说，世界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是鼓励自由化的，而技术转让是受限制的。这是今天制度的基本特征。发达国家鼓励贸易投资的自由化，要求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要求国家开放市场。这方面美国积极推动。但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基本的倾向是限制流动。但大家知道，知识产权保护，保护最有力的、最需要保护的是谁？发达国家。所以彭斯讲这是美国最核心的竞争力。知识产权可能通过买卖转让，也有可能通过贸易和投资来转移。现在国际上出现了什么情况呢？世贸组织有一个与贸易投资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都是加以相关的限制。前面说到美国限制企业到中国来投资，但如果美国企业来合资合作，投资就不可避免地会带着技术转移。美国现在不搞合资与合作，导致整个世界从知识产权保护来说，形成过度保护，只考虑发达国家保护的利益，而不考虑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利益。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寻求技术进步，本身是以合理合规的方式进行。比如说合资合作，发达国家企业愿意来华投资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大家是公平的，可以谈条件，谈价钱，发展中国家往往用这样的方式推进技术进步，让自己的分工地位能够提升，这是国际惯例。如果分工地位不提升的话，发展中国家就永远在价值链的低端。通过合资和合作的方式可以逐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条件可以谈，但发达国家就是要坚持不搞合资合作，要坚持市场就是全面开放，这就出现了过度保护的现象。今天的世界制度就是过度保护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发达国家制定的，发展中国家要求合资合作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中国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希望能够通过合资合作来改变国际分工地位，这没有违反国际规则，也是针对今天世界上技术转让规则由发达国家制定、知识产权保护处于过度的状态提出来的。这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认知和解释。
什么叫“非市场经济地位”？这个概念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有人想到这是中国“入世”时候的第十条承诺，但实际上第十条里面没有这个概念。中国“入世”承诺的第十条，是如果出现反倾销、反补贴案子的时候，不是评估国内的价格成本，而是参考第三国标准来衡量中国是不是反倾销，价格是不是合理。换句话说，因为国内的价值机制还没有形成，出口产品的价格可能不是合理的市场价格，所以要由第三国标准来衡量，这个讲起来也合理，也有利于推动中国的经济进步，但当时没有用“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个概念。到了中国“入世”15年之前和之后，欧美先后发表了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报告，不仅仅是说中国国内市场价格是不是合理，还全面指责中国的经济制度。“非市场经济地位”变成了对中国国内经济制度全面评估的概念。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中，政府扮演了太重要的角色，导致了市场的“扭曲”。“扭曲”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经济学上如果价格不合理叫扭曲。此外，政府通过指令来影响市场的资源配置，通过国家的规划来推进行业政策。也就是说因为中国政府有比较强的经济职能，在推行、执行、制订经济计划、发展规划，欧美国家认定中国的资源配置不是市场决定的。大家知道，中国对于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认识程度，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党代会都向前跨一步，十八大的时候提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十九大提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中国逐渐形成一个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体制，而美方认为他们的制度才是最合理的，因为土地是私有的，土地价格不扭曲。中国的土地是国有的，加上集体所有，哪些土地批租，可不可以批租，有什么用处，都在国家规划里，政府对市场有裁量权。所以中国整个市场价格是“扭曲”的，中国不是市场经济。美方还说中国操纵汇率，扭曲了进出口成本，因为中国的国有金融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形成很强的实力。总体上说，美方认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地位”。
美国关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提出了六条理由，我们能不能做？
第一条，货币自由兑换。在将来中国竞争力更强、外汇储备更稳定以后，货币完全可兑换，是可以做到的。这两年资本外逃，导致外汇储备压力比较大，不过中国仍然让市场决定外汇汇率，但对流出去的外汇有所控制，对外投资要审批。中国外汇已经从4.8万亿美元跌到3万亿美元了，不控制，会引起整个经济的波动。中国要稳定经济，要控制这些关键的环节。未来中国能做到完全可兑换，但现在美方认为中国没有做到这一条，不给中国公平的贸易投资待遇，这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要求成员方外汇必须是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而且中国只控制了“资本项目不可兑换”，其实兑换程度已经很高了。
第二条，工资没有可谈判条件。什么逻辑呢？中国的行业工会是受总工会领导的，总工会是党中央领导的，所以行业工会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在欧美国家，行业工会可以集体罢工，跟企业谈判决定工资。因为中国不是这个制度，所以美国认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我认为美方会永远找各种借口说中国不是市场经济。
第三条，外国投资限制。“301调查”里面说的都是这方面内容，对外国进来的投资，中国有限制。国家的开放度是国家自己决定的，如果未做出承诺，对于外国投资国家是可以控制的。所以张向晨大使前两个月在世贸组织跟美国大使辩论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在这些承诺之外，有国家的自由，即我没有承诺的地方，我怎么做，你没有理由来指责我。从中国来说，我们要不断地提高开放水平，不断地扩大投资准入。但当国家还没有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可以被认为开放度不够，但外国没有理由以此进行报复，因为中国没有违规。
第四条，中国政府对生产资料有大量的所有权，土地也是公有的，政策向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倾斜。我们把这一条理解成我们国家的优势，政府有经济职能，有效地执行国家产业战略，来提升国家产业结构水平，我们应该这样做。发达国家不做，是自己的制度选择。美国政府是经济职能最少的政府，但不等于说美国怎么做，我们就要怎么做。中国之所以能够高速发展，是因为中国政府有规划产业发展的能力，我们要升级，就必须要有各种政策。美方认为这就是中国“非市场经济”的一个理由，因为中国的资源配置是由政府的战略和政策决定的。这背后是价值观和评价标准的问题，换句话说，是国际上的话语权问题，即全球化国际规则以什么为基础。
第五条，美方指责中国政府制定国家产业政策、行业的规划细节，各地都要求参照执行，以投资审批来执行这样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也就是说，中央决定整个发展战略，各级地方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按照中央决定的产业战略来决定哪些行业批，哪些行业不批。如果要绿色发展，要淘汰落后产能，必然要求各级地方按照中央的规定来执行。然后美方就把这一点认定为非市场经济的表现之一，显然和中国完全不在同一个话语体系当中。
第六条，中国法律制度成为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工具。这句话怎么理解呢？中国自贸区也好，各地也好，先推进某种发展方式，执行某种产业政策，逐步成熟了以后，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如果做得合理，从地方政府法规一直到全国的法律，都会进行修改。这种法律的逐步进步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正常的、合理的发展路径，但美方把这种做法称为法律制度是为经济政策服务，这是不对的。美方要求法律制定在前，按照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以一套很成熟的法律来规范，合法能做，不合法就不能做。换句话说中国不能用政策工具，但政策工具是中国经济的优势所在，是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当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为什么这样讲？体制改革是要一步一步来的，到了立法还要有过程，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事情要做吗？要做，那么先搞政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先用政策来办，使得各级地方政府有比较大的权力和活动空间，所以政策的灵活性和地方政府的主动性是中国制度的优势。实践证明中国这样做是合理的。
我们看到这六条是美国关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理由，除了第一条可能将来改，或者我们将来水平提高，达到货币完全可兑换，后面几条都是不可能变的。彭斯的讲话里说了，“入世”的时候，美国帮助中国“入世”，希望中国“入世”以后，向民主化、市场化走下去，美国帮助重建中国，但现在中国让他失望，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没有走向完全市场化、民主化、自由化。这就是彭斯讲话的核心，即中国没有按照他的愿望走到完全自由化、市场化、民主化的这条路上去。所以美方说中国没有履行承诺、没有取消政府职能这些问题。可见问题的核心不是贸易战，不是一个国家市场开放不开放，而是涉及整个制度问题。
过去几年，我们经常讲自贸试验区要“对照国际最高标准”，现在再冷静想一想，什么是对照国际最高标准。当时美国等12个国家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要求中国国内经济体制怎么改。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所谓国际最高标准，就是按照发达国家高度市场化，政府彻底退出市场。所以对这个问题，可能就要重新考虑。
特朗普讲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导致美国国内失业，基础上不去，这有没有道理？从理论上来讲，今天全球化的特点是价值链分工。过去一个国家搞农业，另外一个国家搞工业，这叫产业之间的分工。发达国家之间，一个搞汽车，一个搞重型机械，这叫产业内分工。现在呢，美国人设计苹果产品，到韩国去买零部件，到中国来加工组装，一个产品由多个国家生产，这叫国际价值链分工。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整生产一个产品。今天世界经济的特点是价值链分工，越来越多的产品是许多国家联合生产的。这样一个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怎么会形成价值链分工？靠的是国际投资。跨国公司把一个产品价值链的各端分布到各个国家去，自己掌握着核心技术。所以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一个组装厂，这个叫分布价值链。在今天这个世界，投资比贸易还重要。为什么这么讲？其实到中国“入世”的时候，贸易自由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到了最近这几年，许多地区双边投资协议谈判都是承诺三到五年、五到六年以后零关税，贸易当中的关税已经是次要的了，更多谈的是市场投资的准入。投资影响贸易，这里讲三种：第一种叫投资替代贸易，就是跨国公司到东道国去投资，原本产品要出口，现在到东道国生产和销售，不需要通过出口这个渠道了。美国的福特、通用、苹果都放在中国来生产和销售。结果怎么样？美国向中国出口统计中就没有这个数字了。大到什么程度？2017年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生产销售是256亿美元，美国在中国投资并销售要超过中国2558亿美元，这个数字接近于中国所统计出来的两国贸易逆差。按照贸易方式来统计，中国出口到美国大于美国出口到中国2700多亿美元，美国是3670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美国在中国投资、生产的东西算作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两国基本上是平衡的，但美国不算，不讲道理。
实际上投资超越贸易，第一种是替代，第二种是创造贸易。中国过去40多年当中，大量的出口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我们承认这是中国发展的模式，最高的时候，全国2/3的出口来自外资企业，到现在加工贸易还有40%。第三种是投资改变贸易，通过投资影响价值链分工，在产品内贸易。这样一来，全球价值链分工会出现几种情况呢？一方面，我们讲经济学道理，就是双边贸易平衡，它在非常偶然的条件下才会出现，也不是政策目标。因为今天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是主角，根据当地国家劳动力成本、市场大小决定到哪里去投资，并不考虑投资最后产生的贸易结果，双边贸易平衡不是跨国公司考虑的因素。跨国公司是今天世界的主角，在境外生产销售普遍超过国内生产再出口，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是外部投资企业出口超过本国企业出口。这说明今天都是靠投资来发展贸易，在这样的情况下，双边贸易平衡是偶然情况，不平衡是必然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些地方是工业区，有些地方是居民区，有些地方是商业区。所有地方相互之间的物质产品流量要一样吗？有这种逻辑吗？这是不对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这样，跨国公司决定全球资源配置，决定去哪里生产，结果必然是生产地集中到一个地方。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在外面生产，国内还要消费，苹果产品在中国生产以后，还要买回去，这样就变成进口了。所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条件下，美国不断炒作中国赚美国的钱，形成中国和美国这么巨大的贸易逆差。大家想一想，贸易逆差和顺差，是不是利益的表现？如果说一个国家顺差，一个国家逆差，就是顺差国赚了钱，逆差国受损，那么如果贸易不平衡，大家都不得益吗？不是的，贸易平衡是多少都得益，因为分工扩大了，效率提高了，产量提高了，利益是来自分工以后创造的生产力，不是看贸易差额的。如果说贸易不平衡就是利益统计表现的话，那么你到商店里买东西，付钱给商店，商店把东西给你，你就说商店对你不公平，说商店赚了你的钱吗？这其实是一场公平交易，你愿意接受这个价格，付出钱你拿到商品，他实现了商品的价值，大家地位不一样，含义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利益在贸易的增加值。每100美元的出口里面，新创造了多少价值，这才是贸易衡量的标准，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这样大家就容易理解了，今天中国贸易量很大，但我们知道是靠辛苦赚钱，每100美元的出口里面，没有多少是新创的价值，如果有也只是一点苦力。但美国呢？软件的出口，几倍、几十倍的利润，里面的增加值才是真正贸易利益的量。不是看贸易是不是平衡，而是看出口当中赚多少钱，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其中，我们特别要关注几大问题，即美国是世界货币发行国，他从这里可以得到最大利益。为什么这么讲？国家商务部近期的蓝皮书，有一句话讲得不是很确切，说美国发行货币，每发100美元，铸币税只有几分钱。实际上大家知道，1分钱都不要的。国际贸易全在网上记账，一个国家哪怕有上万亿美元的储备，反映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国际收支中就是电脑上的数字变化，新发行的货币成本是0。整个世界经济规模越来越大，贸易投资流量中需要用的美元越来越多，美国是净发行货币，而且这个货币半个多世纪只出不进。过去全球储备1万亿美元，到现在全球储备7万亿美元，美国6万亿美元流出来，各国中央银行放在那里作为储备，等着急的时候、企业买汇的时候用。这说明什么？从长期来看，美国是净发行国家，货币只出不进，不担心人们用美元买他，因为整个世界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大家都把钱越藏越多，所以他发行的成本是0，美国净赚了各国的利益。美国每发行1美元的货币，就享用其他国家创造的1美元商品，这才是真正的利益所在，这是净得利的账，永远不要还。世界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流动需要的货币越来越多，其中主要是美元，美国就靠这个无偿享用世界各国创造的财富。反过来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年创造的产品，一部分是给外国人用，获得外汇收益，而今年创造的财富和所享受的福利相比，福利小于创造的财富。还有就是手上拿着的钱。存款越来越多，其实劳动实现的价值没有变成福利，这才是问题与利益关系经济学的解释，而不能说中国和美国形成贸易逆差了、是美国为中国做贡献了、中国剥削了美国。大家想一想：美国基础设施落后是什么原因？一是因为全球化，跨国公司大量到国外成本低的地方去投资，赚了钱再投资，大部分不回来，所以特朗普要鼓励它们回来。二是因为跨国公司赚了钱，交钱给美国政府，但钱都被用来打仗了，所以基础设施会这么落后。然而特朗普从政治上需要说中国贸易这么高的顺差，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一半以上，所以美国人的工作岗位丢了，这样可以拉底层老百姓的选票。这个道理讲起来最容易让老百姓听得懂。美国国内有这么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特朗普周围也有懂经济学的人，他不懂这道理吗？都懂的，问题不在这里，贸易战、加税只是工具，目标不是要实现贸易平衡，市场开放只是经济目标，还有更多的政治目标。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我想起中国先哲在2500年前就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不但巍然屹立，而且成为世界经济的中流砥柱，2010年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今天讲四十而不惑，“不惑”是什么？不惑就是自信，不惑就是清醒。什么叫自信？对自己走过的路有信心，走对了，这叫自信。关于中国过去40年的历程，我特别想讲讲这场贸易摩擦和这几个月来发生的情况，我想的就是“清醒”，即四个意义上的清醒——时代的清醒、地位的清醒、目标的清醒、战略的清醒。
40年来，我们讲和平与发展时代，这个提出来有多大的重要性？和平与发展时代是邓小平提出来的，这个时代的判断是中国持续推动改革开放的基础前提，是决定性的。为什么？因为世界和平，不要把太多的资源放在准备战争上，因为全世界都在发展，我们也要发展，否则要被开除“球籍”，这就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判断的重要性。15年前，我们开始讲和平发展，“和平发展”和“和平与发展”，差一个字，含义不一样。“和平发展”的意思是，因为我们发展了，我们要宣誓和平，消除其他国家的疑虑。因为世界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是靠战争崛起的，强了以后，一定要打人家，我们誓言要和平发展。但今天讲“和平发展”又有了一层新的含义，和平发展是为了持续发展，需要维护和平。只有维护和平了，才能维护我们持续发展的势头。为什么？今天南海和台海都有可能因一点火星发生战争。彭斯说了要保护台湾，所以他要打压拉美地区三个跟台湾当局“断交”、跟大陆建交的国家，台海形势会越来越紧张。所以为了坚持发展要维护和平，不是一句空洞的话。
全球化这个时代正在逐步出现变局，对此要清醒。全球化是不是扭转，是叫调整还是再平衡？书生们在讨论这些问题。必须看到全球化在出现变局。美国在收缩，虽然只是一个国家，但他占世界经济的将近1/4，而且是全球化制度的设计者，他一退出，这个制度就动摇了。关键在哪里？关键是他的立场态度，美国认为哪个国家不跟他跑，他就制裁哪个国家，其他哪些国家再跟他做生意，他就制裁哪些国家、哪些公司、哪些个人。这样一种全球化变局还会回来，全球化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这个逆全球化至少还会持续若干年。中国是靠全球化崛起的，外部环境这个根本性的变化如何改变我们的发展环境？后冷战时代，美国的立场决定了中国的地位。美国把中国放在敌对地位，中国就不得不去考虑如何应对，又要防止自身陷入冷战当中去。美国就是把中国当敌人，处处设防。从彭斯的讲话中就知道，美国高层已经把中国当作全面扼制的对象，根本不是中国开放市场就可以缓和的。一年来，我们不断开放市场，希望双方好好谈谈，都没有结果。2018年7月初，我接待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一个七人代表团，其中有一位跟中国很友好，是我在美国的导师。我问他，美国优先思想是什么？美国对中国的要求是什么？美国说中国市场不开放，如果中国更多开放，美国更多在中国投资、生产、销售，贸易逆差会更大，这不是矛盾吗？他的回答是：“对你这个问题我没有回答，在座的七个人都没有办法回答。”其实大家知道，美国真正对中国的要求是改变中国的制度，不是要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所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再怎么提出谈判，要让步，开大的买单，都很难改变局面，我们必须对这个时代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首先，一讲到地位，大家都会想到国际排名，过去这些年，中国排名一直在上升，但现在大家都很清醒，总量排名上去了，单项很落后。再有一个，我们必须看到美国的立场，他把中国放在竞争对手的位置上，这也决定了一个地位问题。中国这个地位不是我们自己想有什么地位就是什么地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性的问题，就叫发展中国家地位在受到挑战。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为什么报告要这样讲？因为强调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符合客观事实，发展任务还很重要，虽然有些地区已经是发达地区，但从整个国家平均水平看，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看到国际上的规则对中国有不利方面，不要因为是第二大经济体，去跟美国争“第一”，就忘记了发展中国家一大批朋友和自己还穷着呢。但今天我们碰到什么问题？美国、欧洲要在世贸组织中重新讨论发展中国家的标准问题，实质上是针对中国。不能享受世贸组织一贯承认的差别待遇，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议题当中，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标准问题。不承认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取消原来不对等的标准，这是我们面临的严峻形势。
其次，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非市场经济地位”这两年频繁出现在媒体上。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是这个概念已经变成为中国量身定制、扼制中国的概念。两个星期之前，美加墨自由贸易区重新谈判，里面加了一项条款，美加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与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其他两方可以不再履行义务，即不得跟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协议。加拿大、墨西哥都清楚，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指的就是中国。如果说美加墨自由贸易区采用这个模式，它再成为美国跟澳大利亚、欧洲、日本、韩国签订协议的模板，那么就是全面围剿中国。这个形势很像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一个马路上的流氓，对他朋友说：“街上戴红帽子的人是我的敌人，你们谁跟他交好，我就揍你。”从他的角度看，世界上戴红帽子的就是中国，用的词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对象就是中国。在“入世”的时候，非市场经济国家仅仅是反倾销的第三方标准，今天已经变成国际格局当中涉及未来发展的核心概念，成为美国拉拢其他国家来打压中国的一个手段。看一看伊朗、俄罗斯、朝鲜的情况，如果美国想要对中国极限施压，会用什么手段？彭斯讲话里强调了这一条，他掌握了全球金融流向的数据网络。一方面美国要建立一个新的金融机制，抵制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说这造成这些国家长期账务负担；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与美国要制裁的国家有交易的话，美国清清楚楚。所以美方近期制裁了跟俄罗斯、伊朗、朝鲜进行交易的其他各国公司和个人，他要截断哪一段金融流量就可以截断。所以美方对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个帽子，将来是有手段去做的，不是骂骂你就可以了。因此，我们必须高度清醒，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不是学术概念，是国际格局概念。
中国要坚持“两个百年”的目标，千万不要因为国际环境出现了变数，改变自己的战略目标，自己的事情搞好才是基础。我们提出高质量发展、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能够接受一个参与国际低端分工的国家，但是不愿意接受一个参与国际高端分工的中国。彭斯说，高技术是美国竞争力的核心，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美国90%的市场没有了。可见，中国“高质量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国际阻力，不仅仅涉及国内能否建立有效的调控政策，美方还说中国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则，这是我们必须高度清醒的。
我们强调共同发展实际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学内涵。中国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和基础设施建设、重型机械制造的巨大能力，还有资金外汇的投资能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设施，然后可以吸引投资，发展外贸，将来共同发展。这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强调的共同发展。美方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在改变世界格局，所以极力抵制，不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海举办进博会，美方说派低级官员来做做样子。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些目标的国际阻力。
我们过去成功的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是不是进行简单的延续？要清醒。首先，我们过去是靠外资拉动外贸，靠外资促进增长，因为外资进来了，创造了就业，许多农村土地变成城市的工业用地，发展了。进一步发展，还靠外资拉动吗？不是说不要外资，而是靠外资拉动的永远是低端的。技术进步不能靠外商投资来实现。过去我们的发展，一条重要的机制和经验是国际产业转移，传统产业发达国家不想做了，它的成本高了，我们这里劳动力成本低，转移到这里来，这是中国过去40年的主要发展机制。但是今天全世界在发展高新技术，在进行新产业革命，靠产业转移的路子是走不通的，人家不会把新产业放到这儿来，等它完全成熟了再给你，你已经落后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升路径必须靠自主创新。这样的逐步升级很困难，因为外资外商会始终控制着高端技术。其次，中国对外的投资和并购一直是重要战略，但在今天也存在着许多国际障碍，如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号召欧洲抵制中国并购。从他们的观念体系看，中国到国外投资的都是国有企业，实行了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国是一个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都不一样的国家，所以他们要抵制中国并购。中国要跨上一个新的发展台阶，就要对面临的国际障碍有清醒的认识。
通过以上内容，我想说明一个想法，贸易摩擦不只是贸易问题，甚至不只是经济问题，是整个全球化变局和国家战略的问题。我们今天处于一个空前复杂的外部环境，原来的经验和发展方式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核心的一个词是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