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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城市的定义总是与乡村相对立。人们通常依据特定的要素及其组合来区分城市与乡村，比如沃思从人口数、居民密度和异质性来界定城市
，以显示与乡村不同的城市生活模式；索鲁金和齐默尔曼根据职业、环境、地域社会规模、人口密度、人口的异/同质性、社会分化/分层、流动性、互动方式类型等八个指标对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进行区分
。这些要素及其组合形塑了样貌差异明显的地理景观以及物质与人的外观，从而最终把有关城市与乡村的想象定型于空间之上：城市与乡村成为盛放有关要素的空间，城乡差别表现为空间区隔。然而，当空间日益被媒介的力量所征服，物质、人口和符号的流动越来越多地跨越城乡界限，生活方式与文化特质在更为变动不居的空间重新分配与组合，如此定义城市和乡村是否还有意义？所谓“城市性”与“乡村性”将如何与空间重新关联？
本节尝试通过回顾历史和梳理现实来检视上述二分意象和隔离假设，力图打破这些二元对立和分离割据的城乡观念，为城市传播还原一个相互关联的城乡场景。然后进一步探讨如何以传播的观念来理解城市、乡村以及城乡关系，如何在新传播环境下建立可沟通的城乡网络等城市传播新问题。最后回到理论建构，阐释作为城市的流动性特征，倡导以中介化传播研究来促进传播学重构。
城，本义是指城邑四周的墙垣，而后才有了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之地的含义。但其古义给人烙下两个深刻的意象：第一，城是以墙垣围合封闭的；第二，城与外部隔绝。而城的外面是什么？一般认为，就是乡村。因此，城与乡在空间上的隔离，就成为一种基本观念，获得普遍认同。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墙垣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城市的基本配置，形成与乡村最为明显的区别。庞兹在研究欧洲城市起源时指出，在古典城邦之前还有一个史前时期，即“山堡”式的原始态城市。从山堡开始直到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城墙都是“将城市与四周农村分隔开来的象征。城墙强化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比，给城市以一种近似人格的品质”
。但是，这种意象也遮盖了城乡之间的多种连接形式和交往历史。即使在山堡时期，城市也不是完全封闭的，附近农庄和小村的居民战时可以退居山堡避难，平时也可在此储存粮食，从事简单的手工业。
中国的情形不尽相同。中国古代城市虽然以墙垣围合，但那是人口较少时期人们的聚居方式，其周围并非散村，所以斯波义信把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聚落史称作“都市国家时代”
，这时的城并非与乡对立——乡和城一样，都是聚落的名称，只是等级不同而已；城和城之间也不是由农村地带相连，农民住在城里或者城的周围，城里也有农田。早期城墙的作用并非是与乡村隔离，而是保护包括农人、农业在内的各种人群及多样生活。城市之外的自然村落则要在东汉、三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大规模移民才逐步普及，此后“城市和农村相对照的关系变得清晰起来”
。而且，中国古代也有许多地方城市长期处于城垣颓废甚至无城墙的状况，比如隋唐前中期、宋元至明前期，筑有城郭的州（郡）县城在全部州县治所城市中不超过50%。所以，用“城墙内的城市”描述中国古代城市特征，至少也是不完全准确的。
除了地理空间上的差异，城乡最为突出的区别就是经济功能。乡村被看作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场所，而城市则聚集了手工业、商业，以及后来的工业。这一说法也有失简单。古代苏美尔地区的农业生产活动就是由居住在新式城镇内的人来从事的
，中国古代城市里也有农民和农田。而且，承担商业功能的“市”，在城里或许比较集中、规模较大，但是乡村也并非绝无。施坚雅在分析中国传统市场时指出，按照经济功能聚合的“中心地”可以分成多个等级：从小市、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直到地方城市、地区城市，“当从一个中心地上升到上一级中心地时，居民的户数就会增加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则下降。此外，从村庄到中心集镇之间，每一类型与前一种相比都更可能建有城墙，更可能奉祀城隍”。
简单的城乡二分法在这样的等级分类体系面前，过于粗略，遮蔽了城乡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其实，经济功能的差异恰好体现了城乡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基于分工的交换与贸易。城市非农业人口的生存有赖于周边农业生产；而随着市镇的发展，纯粹自给自足的乡村也越来越罕见——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和乡村的共同发展。中外许多城市就是由于商业的发展逐渐由乡村演变而来，比如汉口、佛山
。相反，试图限制或者阻止城乡之间的贸易和流动，对于城市和乡村的发展都是一种抑制。中国封建王朝的抑商政策实质上限制了城市的发展，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衰落。当代的户籍政策，也一直备受诟病，它既侵犯了个人自由迁徙的权利，也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城市与乡村的第三个差别体现在政治上，或者说权力关系。庞兹把“法律和行政地位”看作欧洲中世纪城市区别于乡村的首要特征，因为城市在取得特许状之后，拥有了较大的主权和自治权，使其脱离传统的封建土地占有制，摆脱庄园领主，从而与周围乡村割离。
其实，中世纪的城市受到各方面条件限制，贫穷、肮脏、疾病、死亡与财富和机遇并存，对于城市下层来说，城市的境遇可能不比乡村好多少，但是它却是“应许之地”——“城里的空气使人自由”，农奴总是千方百计摆脱人身依附关系逃入城市，获得在城市生活的权利，加入市民共同体；城市由此得以发展。此时的城乡体制不同，差异给人一定的选择自由。
中国的情形与欧洲大为不同。斯波义信精细地区分出传统中国的两套城市系统，一套为行政体系，一套为经济体系，两者多有分歧；在经济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城镇，并不一定能够进入行政体系的城市序列。比如汉口，1465年作为“小市”出现，1497年成为“汉口镇”，直到辛亥革命之后才与武昌、汉阳合并为武汉市，而当时的汉口已经拥有百万人口，是华中地区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从首都到府州再到县，规模不论大小都是官制上的“都市”，而汉口、佛山之类市镇再发达，官方的定义仍然是乡村。这种严重的名实不符现象，体现了中国数百年来城市历史中的政治特色。城乡二元对立作为一种政治格局在唐朝得以确立，宋、明、清历朝即使实际情况变化，其制度却越来越巩固，原因即在于：“在表面越来越倾向于‘濡化’的社会中，‘城’不仅因具有防御作用而成为保护民众的设施，还以儒教文化的科举文化为盾牌促使社会团结，进而越来越明确地发挥其作为统治基石的作用。”
对于城市的政治功能，鲁西奇表述得更为直接：“是权力‘制造’了城市，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
比如，几乎所有都城和大多数重要城市的城墙都不是在面临军事威胁时建立的，而且实际上也未能有效保护全部城市区域，所以，“城墙作为威权的象征而发挥作用，乃是常态；而作为防御设施发挥作用，却是异态”
。至于城内的空间分布，也并非遵循所谓的“经济理性”（土地利用）和“生态理性”（适应与生存），而主要是由国家权力“切割”，将不同身份的群体区隔开来，“对于大多数发展了一定规模城外街区的城市来说，城实际上主要被用来‘盛官’”
，而普通市民在此并不能获得必要的谋生机会，所以更乐于住在城外。所以，城乡的差别实则权力等级的差异。
综上所述，从地理、经济和政治上将城市与乡村隔离的东西，并不完全可靠，有时甚至还是沟通城乡的原因所在。那么，城乡对立的意象为何如此经久不衰、根深蒂固呢？威廉斯系统地分析了英国文学中的城乡意象和对比修辞，在他看来，城市与乡村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对立，但是“城市与乡村”的谎言却发挥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宣传表面上的对比，掩盖真正的对立。比如田园主义怀旧实际上是对地主阶级和封建时代价值观的辩护，而城市进步主义观念则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视而不见。因此，“我们决不能将自己局限于城市和乡村形象之间的对比，而是要进一步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这些相互关系看到潜在危机的真实形态”
。在城乡对比修辞下遮蔽的是“导致异化、分割、外部化和抽象化的实际过程”，而“在乡村与城市资本主义历史中去观看”，则需要重新肯定那些“有关坦率、联系、亲密和分享的经历”。
城乡隔绝和二元对立的意象，流传久远，它与人们的部分实践体验相吻合，又受到意识形态修辞的强化，几乎牢不可破。斯波义信将其原因部分地归咎于“汉语独特的使用法所派生的僵化性”
。然而参照威廉斯的分析，城乡分立并不只是中国的传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应当看作意识形态僵化的结果。因此，今天无论是观察城市还是乡村，都应当打破这种二元对立和僵化隔绝的固有成见，以联系、连接的方式看待城市与乡村。
在传播学看来，城乡的连接就是通过传播而实现的。威廉斯认为影响城市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的传播系统有两个：信息网络和交通网络
。这两个网络也是连接城乡关系的传播系统。大多数传播研究不关注交通网络，但是人的移动、物的交换，总是跟信息传递和意义共享联系在一起的，难以分离，亦不可偏废。过去，信息与交通的网络一直在沟通着城市与乡村，但是，由于客观条件以及权力关系的作用，这两个网络的连线或疏或密，时松时紧，传播的方向与内容都受到严格的操控。不过，在技术和资本的强力推动之下，这张网络却终究是越连越多、越连越广、越连越深。根据麦克尼尔父子的分析，我们远古的祖先就已经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进行交往，比如，弓与箭就曾传播到除澳洲以外的世界大部分地方。当时的传播网络虽然非常松散、非常遥远，但却是“人类交往的一个世界性网络”。大约一万两千年前的农业发展起来之后，更为稳定和具有地方性的小规模网络发展起来，到了六千年前左右，它们演变为各种都市网络，“这类网络是以各个城市同其农业或牧业的腹地的联系以及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系为根基的”
。五百年前，海路大通，世界各个都市网络被连接成唯一的世界性网络。而到了一百六十年前电报发明，世界网络开始电子化，从此几乎所有人都被卷入合作与竞争的巨大旋涡。当然，资本和技术的逻辑也深刻影响了当前的世界网络，批判的城市和城市传播研究正是要揭露不公正、不平等的连接或者脱节，促进真正可沟通的城乡网络发展。
城乡连接方式既受到时空情境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时空坐标和社会实践。仅举中国两例。第一个实例有关交通与都市体系。斯波义信总结了中国都市化的两个特征：“一是，促进都市化发展的技术‘变数’，到20世纪初铁道和蒸汽船出现为止，特别是在前近代，促成了水上交通的发展，还培育了聚落和都市，使之遍布四处并赋予其凝聚力。二是，因交通效率的影响及其土壤侵蚀、冲积作用的结果，同一水系的低地在地文及人文方面自然会比边缘的水源地程度高，同时还具备土地集约利用程度高、购买力高和生产性高的特点。”而且，在斯波义信看来，“这种交通培养都市的规律性应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
。第二个例子是电报在中国的遭遇与影响。电报发明于晚清时期，1852年有关电报的知识传入中国，然而直到1881年年底中国电报总局才正式开展营运服务，费时30年。这是因为清朝把电报看成一种威胁，从各方面加以限制。但是，不得已使用了电报之后，中央和省级官僚之间的距离一下缩短了，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还增强了地方的政治参与，动摇了清政府的中央集权。随后民间力量对于“公电”的灵活运用，结合报纸等大众媒介，极大地拓展了社会动员和公共参与。电报“对中国社会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帮助政治转变成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公共事务”
。更为重要的是，电报迅速传递信息与舆论，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使得普通臣民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想象一个新的共同体。电报的网络把更多的城乡连接起来，冲破传统的政治体系，把现实和虚拟的城墙捣得千疮百孔。
现在，我们和世界一起进入互联网时代，虽然还有屏蔽、阻塞和脱节，但是乡村、城市和世界彼此连接的密度和速度却是前所未有地增加了，而移动技术的发展，更把这个网络变得高度灵活、便捷、随意。在这个网络中，城市和乡村都已不再是过去的城市和乡村，它们变成网络中的节点，相互连接、相互渗透，城中有村，村中有城，难分彼此。笔者曾参访上海郊县一个农场，老板是新加坡商人，员工有来自城市的白领，也有就地转化的农民。有趣的是，虽然号称农场，但员工大多被称为工人，其时间空间的规训确实如一般工厂般严谨。农场种菜、养猪，却加入了多种高科技“养料”，即所谓“生物多样、混合经营；资源循环；培养土壤；病虫害生物防治与健康管理；保护自然资源”的现代农业方式，并且由三位高薪聘请的博士坐镇指导。但事实上，农场除了养猪能够稍许赢利以外，有机蔬菜仍未赚钱；而农场更大的收入则来自新型旅游业：城市家庭来此不仅享受健康饮食，而且进行科普教育（参观农场，介绍新式农法），甚至将参观访问变成一种都市稀缺的体验：“漫步在田间小路，呼吸新鲜空气，与植物动物为伴；亲自动手体会农夫耕种的心情，体验农家生活的轻松、惬意”
。这个小小的农场，在农业生产之外，接入了远远超过传统乡村所能容纳的元素：工业的标准化、生态保护、健康生活、科学技术与普及教育、另类自然体验，等等，即使农场中不时飘过的猪粪臭气和到处飞舞的苍蝇，也在这个多元网络中得以安置。就其所在空间而论，这个农场依然是官制中的乡村，但它还是那个与城市相对的乡村吗？
当然，连接并不一定意味着统一、一致，城乡网络也不是扁平化的一个平面，而是多元并置、交叉重叠，甚至相互冲突。在我开始关注城乡关系时，河北乡村教师郜艳敏再次成为网络舆论的焦点。这位曾经被拐卖的女性，在逃亡未果、自杀未遂的无奈之下，留在当地成为一名代课教师。2006年，郜艳敏由于记者报道而成名，当选“感动河北人物”，同时成为当年网友们评选的“中国最美的六个女人”之一，200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她的事迹改编成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然而，由于暴露了当地贫穷落后和教育问题，郜艳敏也遭到“抹黑”的责难。2015年7月，几年前的报道再次被人翻出，从更多的角度加以解读：政府打拐不力、个人不抗争，等等，也再次让郜艳敏陷入舆论旋涡，除了有关抹黑的言论之外，还有村民对她“贪污”“挪用”公众捐款的指责（村民把捐助郜艳敏的善款视为共同财产）。
这起网络事件暴露的价值冲突令人震惊，是在城乡网络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城乡之间连而不接、传而不通的一个典型案例。可以想见，这样的状况将随着城乡传播的增加而在各个层次、各种问题上不断浮起、涌现，这就是交流的无奈，也是传播不能回避的另一面：无法传播
。事实上，一个同质化的社会很少有真正的传播问题，这也是城市传播、城乡传播比乡村传播更为迫切的原因所在。在构建可沟通城乡网络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我们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学会共处，另一方面则应设法打通城乡之间的各种壁垒，实现更加深入的连接。
周其仁从经济学的角度，呼吁“打开城乡之间的市场之门”
，其中包括三道大门：第一道是农副产品的市场之门。在“统购统销”时代，产品也源源不断输入城市，但是，流通的关口是由国家把守，以实现“剪刀差”。这道门早已被底层“不认命分子”拱开了，随后进入改革“开放搞活”的正规体系。第二道门是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之门，也已开闸，但户籍制度仍是一堵坚固的围墙。第三道大门是土地市场之门，现在农场土地尚不能自由流通，但城市可以自由征地，所以出现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奇观，这是长久以来城乡不平等的再现。可以想见的是，一旦农村土地进入市场流转，城市和乡村在空间上的分野将荡然无存！在笔者看来，打开城乡之间的三道市场之门，也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或者说，城市化的核心，就在于打通城乡之门，包括市场之门、信息之门、权利之门、文化之门……它与以往的各种“城市下乡”不同，文字下乡、艺术下乡、科技下乡等各种城市传播，试图以城市改造乡村来弥合城乡鸿沟，却经常力不从心，原因往往在于未能真正满足需求，实现自由选择。城市化不应是夷平、吞并，而是自由流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仍然可以存在，甚至可以得到更好的维护，但是，它并非依靠隔离封闭而实现，恰恰相反，只有在充分连接与选择之中，异质和差别才能够获得尊重与保留。
城墙突出了隔离的意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固态”特征。城市的固态，首先是指城市生活中那些相对恒定、固着的维度与内容。城市作为一种定居方式，“定着性”始终是城市体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与乡村生活没有实质差别，即便是在移动性成为常态的今天，定着依然不可或缺，是生活者需要持续协调的内容。
而且，由于城市的移动性远远大于乡村，城市居民对于定着性的感受与需求可能更为强烈，因为它不再是“理所当然”。由此，城市本身的存在是一个需要不断建构和维护的过程，此即城市传播，或者说，城市在传播中存在。芒福德说，最早的城市是死人的城市，人们在自己漂泊的生活中，首先把逝去的祖先安葬、固定在一起，形成认同的象征。从这一角度来看，城市传播与乡村传播并无实质上的差异，虽然传播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建构认同、打造共同体的实质却是一样的。而由此产生的差异，在很多方面跟村庄之间的差异类同。
另一方面，固态城市又是固态现代性的具体体现。
城市的意义在于汇聚，没有流动则没有汇聚，但是过于流动又面临消散，当现代性的流动日益突出，城市也发明了越来越多的技术与制度来管理与控制流动，以形成秩序与规训。因此，固态城市并非与乡村隔离，而是以坚硬的姿态管理着城乡的关系形式与交换内容，控制了城乡之间的传播。统购统销、户籍制度都是固态城市特有的传播形式，它们是以保护城市为指向的。这种城市传播，才是真正制造城乡差异的元凶，它规定了传播的起点和终点，限定了传播的方向与速度，指定了传播的内容与渠道。
然而随着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发展，以及各种传播新技术的大量涌现，固态城市逐步松动、解体，城市之间与城乡之间，各种要素的流动逐渐成为常态。现代城市就像是德勒兹与瓜塔里所说的“块茎”或者高原，城市化进程则如同块茎的繁殖和高原的绵延——“一座高原总是位于中间，不在开头，也不在结尾。”
一座城市就在各种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网络之中，找不到起点或终点。块茎的比喻则凸显了它和根—树的二元逻辑不同，“与等级制交流模式和既定路线的中心（或多中心）系统相对比，块茎是无中心的，无等级的，无意指的系统，没有将军，没有组织记忆或中央自动控制系统，仅由流通状态所限定”
。把城市看作块茎，并不是说城市就是一团混乱，而是意味着：城市的复杂性越来越超过一个或少数中心的控制（例如树或者树根），那些原本以为的中心或者起点，实际上又被其他因素所影响，只是一个中点——或者像块茎一样根本就没有点，因为点就意味着位置和结构，而块茎“只由线构成：作为其维度的分割和层次的线，作为最大维度的逃亡或解域的线，此后，繁殖将经历变形和性质的变化”
。
块茎的意象描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传播概念，即中介化传播。在此，中介化并非与面对面的直接传播形式相对，也不同于作为控制的传播形式，而是反映了传播的另一种性质：作为中间状态的过程。作为中介化的传播，不仅包括信息符号的传递或者仪式意义的建构，还涵盖各种中介过程——移动、连接、转换、变形、交融，等等。传递或者仪式，都先在地确认了主体；中介过程则超出主体或者客体，而是强调“在之间”，各种异质要素的连接与混合。一旦进入“在之间”，连线上的各种要素都会随之改变，即“变形和性质的变化”。所以，一旦进入传播，原先所谓的主体或客体都会发生改变，原先的城市和乡村也不再是起点或者终端。在新型农场，苍蝇、游客、有机蔬菜、经常洗澡的肥猪之间，通过行走、移动、交谈、购买、飞行、融入等各种传播方式，新的异质连接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在形成，超越了传统的乡村与城市；而在郜艳敏和人贩子、村民、大山、捐款、微博、微信等要素之间，则有通达、碰撞，也有阻隔和断裂，撕扯着既有关系，尝试新的连接。新媒介的优势在于，它使得过去那些隐藏起来的关联痕迹得以显现，从而让研究者可以“追随行动者的足迹” [1] ，还原各种传播过程与网络连接。也正因为此，新媒介的中介化传播现象更为突出；新媒介和城市传播则成为研究传播中介化的理想切口。
传播的中介化还意味着媒介的作用得到凸显。此处所说媒介并非仅指机构化的大众媒体，这些媒体当然在城市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是在中介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远不止这些媒体，前文威廉斯所说的传播体系就包括交通系统，公路、铁路、河流、汽车、火车、轮船等，也是媒介。而且，在德布雷看来，媒介的范围更为广阔，媒介学家关心的是“那些能够改变历史认识和运输的设备品质，也就是说，是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实践活动，所有用于发送、编制和储存信息的东西”
。更有甚者，在异质混合的块茎中，连接起来的各种人和物，都有可能成为媒介。在新型农场，苍蝇原本只是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因素，曾经是区分城乡的符号，但是当它作为有机农业的符号进入城乡连接的网络之后，则改变了游客的认知与价值判断，不论是否喜欢，游客都不得不接受暂时与其为邻的现实。郜艳敏事件中，捐款原本作为连接她与城市“爱心人士”的纽带，却变成挑动村民羡慕嫉妒恨的搅屎棍。甚至可以说，城市本身就是媒介
，它不仅充当着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撬动经济发展”的杠杆，而且传播现代性，将更大范围、更为异质的元素和更为复杂的过程连接起来。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城市得以挣脱斯波义信所说的城乡名词的僵化对立，城市传播也不再是与乡村传播对立的概念。如果说乡村传播仍然是指特定地理空间中的传播形式，那么，城市传播已然超越了空间界限，在一个更为开放、流动的网络中建构或者解构关系，是与当今社会、技术形式更为契合的传播理念。
关注媒介和中介过程，使传播研究跳脱主客体二分的框架，真正“从中间开始”，探讨新的连接与新的关系。这种视角体现了拉图尔所说的心灵与物质的“对称性”，为传播研究重新开辟了物质的维度。传播往往被看作象征符号的传递，再加上传播媒介的日益精巧、可携带，“灵妙化”（汤因比语）似乎成为一种趋势。但是，德布雷却特别强调了媒介的物质维度，他认为，正是媒介的双重身份，即实物性质和组织性质（“有组织性的物质层面”和“有物质性的组织层面”
），使得传播摆脱无时间性的状态，成为在时空维度中的“传承”。在城市这一特定的经验场域，物质的存在感更为突出。正如芒福德所说：“在城市中，生活的韵律似乎是在物质化与灵妙化两者之间变换摇摆，坚硬的建筑物，通过人的感受性，却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将主体与客体联系在一起；而主观的意念、思想、直觉等尚未充分形成时，也具备了实际构筑物的物质属性，其形体、地位、构成、组合，以及美学形式，都扩大了意义与价值的范围，否则便会被淘汰。”
城市传播把各种物质带入传播视野，为传播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也为传播学参与更为广泛的学科对话提供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