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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的角度观察社区，不仅是要注意社区“里面”的传播实践，更意味着将社区看作是一种“传播构成”，即以动态而非静止、构成性而非本质性的观点来理解社区。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将2013年出版的著作命名为《传播的社区》，开始提出“传播构成社区”的概念
。自那以后，我的研究以此为出发点，希望探究：传播如何构成社区？传播构成的社区究竟有何特征？在媒介形态、传播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下，社区形态将发生怎样的改变？新媒体新技术对社区建设提出了什么不同的要求？
与此同时，我与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同事们一起开始经营一个全新的领域——“城市传播”，并且将其作为一种新的范式来规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框架。如孙玮所言：“城市传播不是以内容（环境、健康、政治传播等）或者区域（社区、乡村传播等）作为维度的中观研究，而是试图以‘城市’作为贯穿人类文明演变的基点，在人类存在方式的层面，重建传播与人之关系的传播学创新范式研究”
。从这样一种城市传播范式出发，城市不仅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形态，而且还构成了一种特定的视角和方法——参照巫鸿将空间作为一种方法论来展开美术史研究的思路
，城市在此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开拓了一种新的社区研究方向。在作为方法论的城市框架下，社区原本的空间意涵重新被打捞出来，并且在“共通体”而非“共同体”的观念下得以重新阐释。相应地，社区传播被视为勾连物质与精神、身体与心灵、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人的中介机制，而社区成其所是的依据则在于沟通性。
根据滕尼斯的区分，共同体（社区）是“生机勃勃的有机体”，社会是“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
。如是观之，社区主要存在于传统城市和乡村，而现代城市已远离这样的社区理想，越来越朝向社会的方向发展。那么，在现代城市中还能讨论社区吗？或者，“城市社区”一词本身是否就是一种悖谬？
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不是从共同体而是从城市来理解社区，又将如何？城市作为陌生人的集合，与其说是有机体，不如说是一种交流系统
。现代城市在特定地理空间中纽结了多重关系，以流动、开放、汇聚的方式形成了人与世界的关联
，而并非仅仅是抽象的、机械的聚合。作为交流系统，城市是在流动中的暂时驻留，在开放中的边界建构，在汇聚的同时不断扩散，城市既不像是具有一致性特征的有机体，也不只是以抽象关系维系的机械聚合，而是体现出广泛而深邃的沟通性，在更为多样化的时空架构中创造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地方的关联。因此，作为方法论的城市，不是实体意义上的特殊场所，也不是进化论中的后来之物，而是对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面向的关照，需要在物质与精神、身体与心灵、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考量其沟通性。
以城市为方法论，社区就不再是一个与城市对立或者被城市替代的事物，也不是被城市包容或者整合的场所，而是体现出较高沟通性的地方。由此，我们可以在有机体或机械聚合的二元对立之外，以沟通性来理解人们与其生活世界的关系，将沟通性作为衡量社区的尺度。当城市诸种关系的关联方式较为顺畅、平衡的时候，或者说具有沟通性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社区。同理，在城市之中，一些特定区域比其他地方更具有沟通性，亦可称为社区。如果乡村在网络社会的节点上，较好地实现了这种沟通性，也依然是社区；相反，故步自封或者凋敝衰落，则难称其为社区了。
以城市为方法论来审视城市社区传播，我们发现传播的传统定义显得捉襟见肘。习惯上，传播往往被视为跨越空间距离的一种行为，传播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突破空间限制的创造与革新，而各种新型媒介则是这些创新的产物。比如，电视实现了“地球村”，互联网则完全脱离现实空间限制，创造出虚拟社区……在这样的传播史观中，空间主要是作为被排除的障碍而存在，并未给城市活色生香的在世存有留下位置。城市传播研究正试图唤醒传播实践中身体存在的全面感觉与体验，使其空间实践的维度得到凸显。面对城市社区的传播实践，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长久以来被抽象化、象征化的传播概念，将传播普遍化为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传播行为实际上涵盖了城市生活的各个面向，既包括物质层面的连接传输，也包括社会层面的交往互动，以及精神层面的意义共享。
传播观念的普遍化并非简单的泛化，而是体现了城市方法论所要求的社区传播的对称性
，即物质性与象征性、空间性与时间性的对称与平衡，从而超越传统的功能主义、建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普遍化、对称性的传播观念能够更好地回应各种范式危机，将原本分属物质空间、社会交往和精神文化等不同层面的现象与问题整合到传播的范畴加以考察，从而在建筑/规划/地理、媒介/信息和历史/文化三个相对独立的城市研究领域之间搭建起关联的桥梁。
以城市为方法论，将沟通性作为社区的尺度，既是认识论层面的反思，也是对新媒介新技术的回应。媒介技术改变了人与世界关联的方式，也把之前视为普遍规律的关系形式还原为一种特定技术条件下的特殊状况，从而改变人们对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
首先是有关世界的理解。传统的社区观念隐含了一种“此时此地”的在场优先性，由于交通和传播条件而造成的时空限制构成了传统社区生活的基本场景，也形成了将在场置于一种优先地位的观念。在柏拉图的理念中，此时此地的在场总是高于不在场的再现。到了现代，这种关系似乎发生了翻转。海德格尔在其著名的《世界图像的时代》一文中，对照古希腊与现代人存在的差别，将“世界成为图像”看作是“现代之本质”，因为“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人存在于“表象状态”中。古希腊的存在者则完全不同，古希腊人作为“知觉者”而存在，“存在者乃是涌现者和自行开启者，它作为在场者遭遇到作为在场者的人，也即遭遇到由于感知在场者而向在场者开启自身的人”
。古代的在场感知和现代的世界图像由此形成了对比，当世界被表象化、被摆置到人的对立面的时候，世界成为被支配的对象，这与古代人在场感知的世界截然不同。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表象化虽然不完全等同于媒介化的再现，但媒介再现与直接在场之间的对立却是现代性思考的一种主要方式，深深地烙印在有关人与世界的观念之中。然而，这种观念在新的传播技术面前正逐步坍塌，移动与定位技术把人与物质空间和精神世界重新关联，超越了在场与缺席的二元对立；而无处不在的网络又将即时性普遍化，进而创造出与过去、未来的多重关联，打破了线性的时间观。因此，人与世界的关系并非仅仅是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二元对立，此时彼地与彼时此地也已成为人们经验世界的常见方式，构成了缺席的在场或者异步的在场等多重在场关系，进而改变自我与世界的关联。
其次是有关人性的理解。在面对新技术尤其是身体技术对人的影响时，不断有恐慌情绪蔓延，担心“完整”的身体和“独立”的主体被人工技术所侵蚀、渗透，甚至虚拟化，致使人作为万物之灵的地位面临威胁。不过，这样一种人本主义的主体观正在被反思、挑战。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们在将世界对象化的同时也制造了主体，寓示出具有清晰边界与自主性的主体是在世界图像化之后的产物。有关身体历史的研究表明，从来就不存在完全独立、纯粹的身体和主体，身体和技术总是协同界定的，比如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即参与制造了房屋、身体和容器的新联结，青铜时代的金属和身体一起打造了社会展示和人格的新可能性
。当然，当前新兴的信息技术更为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促成了所谓“后人类”的出现：后人类的“主体性是突生的，而不是既定的；是分布式的，而不仅仅是锁定在意识中的；是从混乱的世界产生并且与世界结成一体的，而不是占据一种统治和操纵地位并且与世界分离的”
。这种对人性的新的理解，打破了启蒙以来的人本主义观念，将身体/主体与物质、技术置于新的关联之中加以考察，为我们思考新技术环境下人与社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入口。
最后，在有关新世界和后人类的新观念的基础上，我们得以构造新的传播观。当身体的在场与缺席被视为不可同时兼得的情况下，人的沟通行为被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面对面（具身的）或中介化的传播。这两种传播类型本身往往被认为是非同时存在的，而且身体的作用远低于语言符号。且不说中介化传播大多将身体弃之不用，即使在面对面沟通中，身体也多是以符号或精神载体的形式而介入；在传播的过程中，作为物质的身体与作为物质的世界都隐而不见了。但是，上述有关世界与主体观念变化的简要描述表明，人的身体与意识，以及与物质和精神世界的联系，本身就是多重而复杂的，并非非此即彼。如果主体与客体、在场与缺席的二元对立不复存在，那么具身与中介的界限如何延续？由此可见，当前新媒介技术创造的沟通性，集中表现在破除传统具身与中介的二元对立上，将二者重新摆置。因此新沟通性可以表述为：具身中介化。首先，具身中介化的表述，把原先对立的一组概念——具身与中介——拼贴在一起，彰显其悖论式的同时性，表明当前的传播情境不必在具身与中介之间抉择，而是可以同时存在。其次，具身中介化作为一种新的沟通状态，突显了身体作为主体在沟通中的地位，以恢复原先失衡的身体与意识的关系。再者，具身中介化隐含了物质与精神的关联、在场与缺场的并存，从而体现了一种新的人与世界关系。
新技术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造就了新的沟通性。围绕着空间、时间和社群三方面的基本状态，我们把社区新沟通性看作是对于物质与精神、历史与当下、个体与社群的关系再造，具体体现在三个维度上：沟通物质空间与精神世界，沟通历史记忆与当下体验，并且在个体自由和社群认同之间实现新的平衡。
第一个维度，沟通物质空间与精神世界。长久以来，物质在公共生活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人与物质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人们的相互关系。根据波考克的总结，古希腊所体现的古典公民理想，是摆脱了物质和家庭束缚的政治人，女人和奴隶不能参与公共生活，就因为他们不能摆脱物质和家庭的束缚而进入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到了古罗马时期，人们的关系开始被事物所中介：“通过作为行动对象的事物和所有物，他们彼此相遇并进入可能需要规则调节的相互关系。”这时的公民已经成为法律人，政治人之间所形成的城邦共同体也被具有同等权利的物主之间的关系所替代。因为“占有和权利成为人性和现实之间的宪法纽带”，所以其实质是一种“占有性的个人主义”，古典公民和公共性的理想就此消失了。当然，这种“事物的专政”
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从家族的不动产到个人的动产，再到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信息中介，事物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不归属于特定个人，但是对于人的控制也更容易、更全面。这一历史叙事所体现的物质对精神世界的“专政”，反映了一种精神至上、精神与物质不平衡的观念，但其实并非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全部再现，比如，巴塔耶就认为，人的兽性也可以是一股强大的回潮和逆转力量，能够撕裂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从否定的方面确定人性。在巴塔耶的“神圣世界”里，“奢华的耗费代替了处心积虑的积攒，总体性的普遍经济取代了整饬性的局部有限经济，异质性颠倒了同质性，性的随机狂热压倒性地挤走了克己的苦行”
，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物质与精神世界，遵循着全然不同的沟通法则。而最终，如何在神圣社会与世俗社会（以占有和算计为目的）之间形成平衡，构成了沟通物质与精神的关键所在。
物质空间与精神世界的关联还体现在现象学层面上。海德格尔将筑造视作人类栖居的发生之地，人们通过筑造统一了天地神人
。城市社区的筑造与乡间小桥不同，但也创造了独特的栖居生活，为物质与精神、身体与心灵、时间与空间之间创造了关联的可能性。针对汤因比有关技术产品越来越“灵妙化”的断言，芒福德就曾反其道而行之，指出城市生活中物质化与灵妙化的平衡：“在城市中，生活的韵律似乎是在物质化与灵妙化二者之间变换摇摆，坚硬的建筑物，通过人的感受性，却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将主体与客体联系在一起；而主观的意念、思想、直觉等尚未充分形成时，也具备了实际构筑物的物质属性，其形体、地位、构成、组合，以及美学形式，都扩大了意义与价值的范围，否则便会被淘汰”
。当然，城市社区并非总是完美地实现了物质化与灵妙化的平衡，恰恰相反，这种平衡来自人们持续不懈地努力，即对于沟通性的创造与维护。
第二个维度，沟通历史记忆与当下体验。传统的社区时间往往以滞后为主，总体上更为稳定、持续和平衡：“在社区时间里，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倾向于达到均衡”
。然而，当前的社会似乎已经不再能够保持这种时间平衡，而是进入一个被罗萨命名为“加速社会”的时间状态之中，不仅科技进步加速，社会变迁加速，而且生活步调也在加速，其结果则是理想的“共鸣”关系破裂，导致全面异化的发生：“人类相异化开来的不只是他们的行动、他们在劳动与生活时所使用的物、自然、社会和他们自身而已，而是还与他们的时间和空间相异化开来了”
。由此可见，时间关系不仅仅是持续性或者速度问题，时间与人自身、与周遭世界都密切相关。我们不一定完全赞同罗萨的结论，但是他的批判无疑是一声猛喝，提醒我们注意维护生活时间的平衡，维系技术加速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可沟通性。毫无疑问，如果加速已然成为当前社会的基本法则，我们就无法指望回归传统社区的时间均衡，而只能寻找新的关联方式，即时间层面的新沟通性。对于一个加速的社会，历史记忆和当下体验都将变得无比珍贵。城市作为人的外部化记忆机器
，镌刻着共同生活的历史，因此，在城市中沟通物质与精神、身体与心灵的活动与过程，也同时能够沟通历史与当下，沟通空间与时间。
第三个维度，个体自由与社群认同的平衡。城市是陌生人大量汇聚的场所，催生了大量新的生产、生活和交往实践，由此刺激形成了相互矛盾却又同时共存的自我表现与他人关系。如齐美尔在分析大城市精神生活时所指出的：“社会便同时朝着两个不同的、但又是相互关联的方面进化”，即社团组织和人的个性化同时发展。因为为了协调复杂性和广泛性而产生的统一性制度、规范（比如时间规训），同时又刺激人们去追求、寻找个性。正是由于现代文明“总体精神”“客观精神”的大规模上升，助长了追求自由与差异的个人主义，导致“只有大城市才会引起最独特的个人存在的欲望”
。这与小城市相对封闭、彼此约束的自我与个人关系截然不同。这种新的关系形式，与其说是共同体，不如说是“共通体”——“它只能穿越不可还原的分离/碎裂来沟通”，是一种“悖论式的联合”
。如何在共通体中“共显”的同时不被同一化，这是当前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沟通性的基本原则。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当前的城市治理呈现出技术化、智能化、精细化的总体趋势，将从更大范围、多重维度影响社区沟通性。如果说治理的技术化、智能化体现了治理与媒介关系的变化，那么治理的精细化、基层化则改变了治理与传播的关系，要求更具渗透力的传播。这些变化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智能化治理中的媒介与传播问题，考察公共生活由此而发生的变化。
第一，“可治理性”困境凸显了治理过程中的传播问题，逐渐将沟通性概念推到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可治理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两对矛盾上：社会需求与政府行动能力之间的矛盾，社会的复杂性流动性与人类有限理性和能力之间的矛盾
。其中，传播能力是治理能力的关键所在。著名社会学家卢曼认为，“社会系统以沟通作为它们自我再生再制和再生产的特殊模式”
。组织制度学、信息经济学等有关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
，其实质就是关注信息传递维度的传播能力。而这种能力限制，是行政组织进行社会治理的主要约束，形塑了传统治理的主要特征，比如传统中国的“简约治理”
，现代组织的“官僚主义”。不过，从组织和行政视角的技术和传播研究，大多以工具主义观念看待传播问题，未能真正将传播视为治理过程中的构成性要素。这在传统治理技术较为稳定、变化较小的状态下尤可，但在新媒体层出不穷、传播方式不断变化的今天则亟待改变，沟通性问题应置于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位置。
第二，当前智能技术极大地降低了信息成本，提高了传播效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治理困境，但也引发新的问题，需要跟进研究。比如精细化治理以“细化城市管理空间、量化城市管理对象、规范城市管理行为、创新城市管理流程”为特征
，主要得益于智能技术的连接力和渗透力，这在传统技术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不过也有研究指出，当前的网络治理与技术换代不能同步转型，仍然以中心治理模式来吸纳非中心化的网络技术，出现了非均衡状态
。对于新技术的滥用和误用，导致了治理过程中的“形式主义”“痕迹主义”问题
。因此，智能化治理不仅仅要应对新技术的采纳和效率问题，还要从更为基础的层面解决沟通性问题，使得治理体系与技术逻辑更加匹配，连接更加通畅。
第三，媒体技术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形塑治理结构，面对新媒体技术，基于传统媒介的治理机制研究结论需要从理论层面更新。社会学大师韦伯曾指出书面文件（档案）在现代官僚制的构成作用
。法国技术哲学家拉图尔进一步明确了技术的中介机制，他把印刷文本称为“铭文”，认为“事务转换为铭文的方式”体现了现代组织的特点，因为它改变“修辞规模”而创造了新的治理结构，即“大实体”
。这些研究结论在当前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不足以解释智能化治理中的新现象与新问题，需要引入新的理论概念和研究范式。比如德布雷的媒介双重特性（“组织性材料”和“物质性组织”
）概念，强调空间、物质、身体与文化、符号的交互作用，再比如从传播来理解城市的观念，主张提高城市的“可沟通性”
。这些理论更新了有关媒介与传播的理解，可以从多个维度将媒介传播与城市空间、治理系统关联起来。
以城市为方法论考察社区的沟通性，是一种新的理论主张和思考逻辑。这种逻辑与主张不仅超出了传统社区传播研究的基本范式与框架，而且对于经典的社区研究而言亦是一种突破：它既是对当前技术革新和传播革命新现实的回应，也伸张了一种以传播为基础而非工具的研究思路，体现了藉由传播而重新联结各种学科门类和研究路径的学术思想。本书立足沟通性，观察城市社区，尤其注重从媒介学、传播学角度切入城市问题，在社区层面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从不同视角提出的理论概念和学术主张（比如“私社区”“移动社区”等全新概念），也有深入、细致的案例分析和阐释，努力紧跟当前社会治理日益技术化、智能化的趋势，综合分析治理、技术与传播的关系，以体现时代特征和现实针对性。毫无疑问，本书的研究仅仅是这种学术思想的勉力实践，仍有不少理论问题亟待解决，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进行丰富与拓展。愿与同道一起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