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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从消费入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产型社会，在这个以消费者为主体的消费社会，人如何沉迷于消费而不自知，社会制造了一个消费的空前盛世——流动的现代社会。
如何定义现代社会呢？通常我们会联想到高楼大厦、厂房林立、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洋溢着笑意的一张张脸……如果我们走近现代文明的起源地——欧洲或者是当代现代化成果最显著的国家——美国，就会发现，现代社会好像与想象中的不太一样。高楼大厦可以有，工厂很少见，橱窗里的商品很丰富，关于笑脸，倒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卓别林默声电影时代所展现的成千上万工人同时拥入又同时退出的场景几乎不曾出现，取而代之的则是数据线密布的机械手、宽敞的工作厂房以及寥寥无几的工作人员。那些现代化成熟度高的大城市，见的最多的反而是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和行色匆匆的无表情人群、灯火通明的购物商场和铺天盖地的广告。这似乎是我们期望的，又是我们害怕的。
我们处在一个以消费为主的社会形态中，这一点，自鲍德里亚始就深入人心了。有关消费社会的定义，最初的判断依据是以生产数量和经济发展为指标，如鲍德里亚所言，“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裕现象”，
一个丰裕的社会是消费社会的标志，若是按照丰裕程度作比较，那么前消费社会就是“匮乏社会”。在消费社会，消费者较之前的社会拥有了更多的消费自由和权利，随着消费者地位的提升，根据消费来重塑社会关系或者消费成为社会结构调整的依据。鲍曼更加愿意用“消费者社会”（consumer society）这个概念来描绘当前的时代，这样更加突出消费者的主体地位，或许更能体现鲍曼对现代社会的研究旨趣。
此前的研究中，鲍曼已经深刻地论述了现代社会的园艺化过程。
在理性、科技等体制、技术勾连起一个陌生人社会里，“现代人类正被迫生活在某种特大的游戏围栏中”，
在现代社会以园艺化为名义的过程中，一切与这个精心设计的花园不相吻合的东西，全都通过“园丁”的手清除干净，“它在国家‘虚构了的社会生活’中被统一化了：是无根的、孤独的民众，他们面对着非个人的、高度官僚化的体制秩序”，
鲍曼的现代社会研究中总是在探寻体制秩序背后的原因，这与前人的研究路径是基本一致的。在此基础上的后现代社会研究中，鲍曼的研究基调更加悲观，“我们处在一个永远变动的世界里，焦虑凝聚成为惧怕陌生者，它充斥在全部日常生活中，充斥在人类现状的每一个方面和角落”。
“后现代时期最核心的特征就是国家没有精神领导权（包括道德领导权）的能力、需要和希望。”
自此，在鲍曼的研究空间内，他向我们勾勒出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虽然开满美丽花朵却毫无生机的花园，所有的花被动接受园丁们辛勤的浇灌与培育，是园丁们决定了什么样的花可以开花、开什么样的花，而被选定的花除了让自己努力开花之外别无选择。因为，随时随地就有新的花加入，如果不努力开花，很快就被清除。这也造就了花园虽然美丽、花朵虽然鲜艳，但却了无生气、千篇一律的景象。失去个体所固有的独特性，没有了自我存在的理由，虽然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其实早已设定和安排好，所以，这样的社会是比生产型社会更压制人性、没有自由、幸福的非人化的社会。
鲍曼眼中的消费者社会并非不生产，只是相对于生产型社会，生产的意义和作用有所改变。在马克思看来，消费对生产意义非凡，消费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社会需求，消费能够生产出更多的消费者，鲍曼则更进一步，把消费当作是机遇，一个消费者需求快乐的机遇：“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快速消化同大胃口和一日增加的食欲相比，它会允诺更多的快乐和更少的沮丧。快乐机遇一个又一个地来临。它们又会更加迅速地消失。诀窍就是顺便抓住每一个机遇，立即利用它，并为下一个机遇做好准备。”
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下，消费的作用被提升，消费者的地位凸显，正是鲍曼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所要表达的重要观点。当然，消费并非只是感官愉悦的一种体验，它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存在的必要，消费活动是整个社会运转的核心。在消费者社会，社会成员首先要“有消费的能力和意愿”，
有了这样的能力和意愿，“消费者会积极地去寻找让自己被诱惑的机会。他们的生活从一处吸引到另一处，从一个诱惑到另一个诱惑，从吞下一个诱饵到去寻找另一个诱饵，每一个新的吸引、诱惑和诱饵都有些不同，而且或许比之前的更要强烈”。
消费者为何一味地从一个消费诱惑走向另一个消费诱惑？这源于消费者社会的运行逻辑。列斐伏尔在《现代社会中的日常生活》中早就指出消费社会是一个被组织的社会，即“消费受控制的科层制社会”，包括日常生活、消费行为和理性控制层，消费者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的消费行为，都是由理性控制层所主导的结果。鲍德里亚则指出，在“消费本位主导”的消费社会，遵从的是“符号编码法则”，通过购买一个个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商品，实现身份上的认同和族群的归属。鲍曼则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特质中进一步指出消费社会的流动本质，“消费者的满足应该是即时的：这是双重意义上的。显而易见，被消费的商品应该能立即使人满足，而且无须要求任何技巧和繁琐的准备工作；但是满足也应该在完成消费所需要的时间之后‘立即’结束”，
这种即时满足的流动性，形成了消费社会消费者无止境消费的景观。
何谓“流动性”？自鲍曼研究旨趣
逐渐聚焦于消费社会以后，相继出版了《流动的生活》《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消费生活》《此非日记》等多部专著，在这些著作中深刻探讨了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以及消费的流动性问题。
消费者的游离状态。在这样日益分化、差距逐渐拉大的、管理严格的花园式社会，在鲍曼看来，“消费者是一个奔波不息的人，而且注定依然如此”，
生活的单调与苦闷，使得消费者迫切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寻求心理安慰和精神寄托，这真实反映了现代生活中人的存在的虚无状态，每个人像浮萍，四处飘荡、无家可归、无处安身。这种无所依靠的漂泊状态正是消费社会希望的，因为“消费社会和消费主义不是关于需要满足的，甚至不是更崇高的认同需要，或适度的自信。消费活动的灵魂不是一系列言明的需要，更不是一系列固定的需要，而是一系列欲望——这是一个更加易逝的和短命的、无法理解的和反复无常的、本质上没有所指的现象；这是一个自我产生和自我永恒的动机，以至于它不需要找一个目标或原因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或者进行辩解。不是消费者身体或社会认同的生存，而是欲望本身的生存：恰恰是欲望——消费的欲望——造就了消费者”。
如此，消费者受消费欲望控制变成了到处流浪、随时流动的消费者。
消费欲望的永无停止。在消费社会，欲望是普遍存在的，也是消费社会存在的根本。“消费主义不是关于对欲望满足的承诺，而是关于为了更多欲望，激发更多欲望的承诺，消费主义擅长的是激发各种类型的欲望，这些被激发出来的欲望在原则上又是处于永远无法满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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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断被激发出来的消费欲望总是被快速消费然后再一次产生，周而复始永不停滞。在鲍曼看来，这是消费欲望自身本性使然，“消费市场不断地向传统开战，欲望就是这场战争的主要武器。一定要防止习惯（甚至最活跃的习惯）凝固成传统，而不断改变欲望就是最有效的预防针”。
这样，消费者被消费欲望所控制，自然停不下来只好不断消费。鲍曼甚至悲观地认为世界都是处于一种不断流动的状态中，从开始就注定要结束，“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持续，更别说永远延续。今天那些有用而不可或缺的事物，除极少数特例外，都是明天的废弃物。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必不可少的，没什么东西是不可替代的。万事万物自诞生之日开始，就贴上了死亡即将来临的标签”。
过度、浪费是消费社会的标配，消费欲望的满足成为人们追求的幸福。消费社会依然是需要经济发展的社会，与生产社会不同的是，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同，唯有不断消费、满足一个又一个的消费欲望成为消费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直接的后果便是造成生产的过度与浪费。既然消费无可避免，欲望又是欲壑难填，满足每一次短暂的消费行为自然就是一种幸福，这种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也成为在不断变化、时刻更新的消费社会中消费者适者生存的不二法宝。
鲍曼以流动的消费社会定义当前西方世界以及试图以“流动性”诠释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深刻揭示了消费社会中消费的虚假性、不自由以及被控制。“消费市场之所以成为一种被控制者心甘情愿和满腔热情地接受的控制形式，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对顺从者提供了琳琅满目的奖赏。主要魅力也许在于它提供给公众诱人的自由，而这些公众在其他生活领域中发现的仅仅是常令人感到压抑的束缚。使市场所提供的自由更加诱人的，是它不具备玷污大多数其他自由形式的那种污点……消费市场以一种悖谬的方式实现了那种‘幻想共同体’——在那里，自由和确定性，独立和集体生活彼此毫无冲突相互共处。因此，人们被一种双重约束推向市场：他们不仅为了个人自由而依赖市场，而且为了不用付出不安全感的代价就能享有自由而依赖市场。”
这种表面上的自由掩盖了事实上的不自由，其实是消费社会自欺欺人的手段和制度，“对于消费制度来说，花钱买快乐的消费者是必须的；对于个别消费者来说，花钱是一种义务——可能是最重要的义务。花钱也有一种压力：在社会层面上，存在着象征符号竞争的压力，即通过认识到差别和不同而进行的自我改进的压力，以及通过生活方式和具有象征意义的身份而得到的社会的认可的压力；在体制层面上，存在大大小小贸易公司的压力，这些公司垄断了对美好生活的定义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具体需求和满足方式的解释。而这些压力却不会使人感到是压抑”。
消费被控制，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消费假象，慰藉着漂泊无根的消费者动荡的心，让他们安心于消费幻想中，不去思考、不必思考，这实际上是对人的更为隐蔽的控制和异化。消费对每个人的控制，最终会产生新的社会危机。
消费者是消费社会中社会成员的统一名称，但是消费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这种划分不同于生产型社会，根据消费能力划分出来了“富人”“穷人”新阶层。“消费社会里的穷人，其社会定义或者说是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
也就是说，“新穷人”是消费能力有欠缺，不被社会所承认和接受的。在鲍曼看来，“新穷人”不光是不够格的“消费者”，而且也是没有机会快乐生活的“消费者”。“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生活’之外。贫穷意味着‘达不到标准’。这导致自尊心的降低，也会导致羞耻感和负罪感。贫穷也意味着与在特定社会里过所谓‘快乐生活’的机会绝缘，无法获得‘生活所提供的事物’。这会导致怨恨加重，以暴力行为、自我贬损或者两者兼有的形式体现出来”
当然，消费社会也希望通过一些手段来改变或减少“新穷人”的地位和数量，往往结果并不理想。如鲍曼指出“由于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时间/距离的消失并没有使人类状况向单一化发展，反而使之趋向两极分化”，
并且，这种两极分化的差距会越拉越大，给人的感觉是令人沮丧的，“如果说精英分子的超疆域性象征令人陶醉的自由，那么，其他人的地域性带给人的就是坐牢而不是在家的感觉”。
这可以看作是进入消费社会成为消费者的门槛，有人很好地跨过去了，有人却跌跌撞撞总是迈不过去，那些被挡在门外的就是失败者，这是一种自然竞争，处处存在无可避免。鲍曼进而指出，这样的竞争是冷酷的并且是不会停止的，“消费者的竞争就不会终止，所以才会不断地产生新穷人、新的匮乏者，甚至是新的‘有缺陷的消费者’”，
这些没有消费能力或者是失去消费能力的“新穷人”，会被排除在整个消费体系之外，更无从谈所谓的权利和幸福。“新穷人”天生带有被批判和指责的色彩，在消费社会，他们往往被描述成懒人、不思进取的一群人，“人们超出了阶级而在等级制度之外，没有机会也没有需要被重新认可；人们没有角色，对其他人的生活没有什么有用的贡献，原则上超出了救济的范围”。
这一类人群，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工人，国家对其没有保障义务，甚至会主动排除在整个政治体系之外，“毕竟，贫穷和懒惰的人，不能糊口维生、自食其力的人总是少数——甚至是政治上可以忽略的少数。此外，他们也不会去投票；忽略他们的利益和愿望，一向相当容易，而且绝对不会危害政客的政治生涯”。
由此，消费社会所标榜的消费平等、自由是主动隔离了那部分的“新穷人”之后的粉饰，美丽光环背后则是赤裸裸的不平等、不自由。
在生产型社会，劳动工作是一切的源头，唯有劳动才是生活的根本，具有神圣的意义，而消费则是维持劳动得以延续的条件而已，一旦超出了界限，则被视为一种奢侈消费或者不道德，要遭到道义上的谴责。到了消费者社会，消费没有限度，工作的突出地位渐渐被消费所取代，“资本主义进行到消费者阶段以后，工作被逐渐挤出中心位置，个人自由（以消费者形式存在）进入了，也许最初只是擅自占用的形式出现，但是慢慢地越来越多地以合法的形式出现”，
消费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合法的存在，是满足个体存在的一种必须，工作则成为组成生活方方面面各种要素中的一种选择，因为，工作“与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相比显得并不重要，并且在人的一生中定位在相对次要的位置。它显然不能与自主、自尊、家庭幸福、娱乐、消费的愉悦以及物质的拥有这些个人满足和幸福的条件相比较”。
一个社会注重什么就会强调什么，与这个社会原生态的道德伦理和社会心理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在生产型社会，劳动、工作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很好地解读了这种伦理精神对整个社会成员的价值引导作用。在消费者社会，原有的崇尚劳动、勤俭节约的社会心理和伦理道德失去约束，曾经被压抑的消费欲望改头换面摇身变成追求自由、幸福的必要手段，并赋予它神圣的意义。当消费成为整个社会精神的旗帜，处于社会中的个人——消费者自然会承担起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责任，毕竟“不消费、无消费者”。
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往往与安全是相对立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从这段耳熟能详的诗句中可以清楚明白地知道，追求和实现自由便是以生命为代价，所以自由与安全两者不可兼得。不过，在消费社会中，两者却实现了某种默契。消费者有消费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获得并不会以丧失安全为前提，这种消费的选择权利，既实现了个人的自由，又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得到满足与认同，独立个体与群体交往并没有冲突，自由与安全两者和谐相处、共赢互惠在消费社会成为可能。这是消费社会对消费者的保证，非常具有吸引力。在每个人努力成为合格、忠实消费者的道路上，大家趋之若鹜，满心欢喜，丢掉的只是曾经的政治热情，换来的却是填满各种商品的购物车、长长的账单和心满意足。谁还关心今天是哪个党派在台上执政？谁在乎政治领袖的执政宣言？只要能给我更多的钞票和买到我想买的东西，都无所谓！这是消费社会消费者的普遍心态和思想觉悟，越是沉迷于购物，远离政治的情绪越高，所以，鲍曼才会指出，与其让“资产阶级用消费文化和消费产品消解民众斗志”，还不如让消费者主动选择消费直至远离政治。“消费者的兴起是公民的没落，越是有技巧的消费者，越是愚蠢的公民。”
可见，消费社会中没有绝对的领袖，只有暂时的流行，相较于生产型社会，权威的多重性稀释并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谁都不会长久关注某一人、某一事、某一物，这对于国家权力机构的治理而言，国家、政府依然存在，但执政压力减轻了，威胁变小了。所以，消费社会的权力运行系统主观上也会主动促进全社会消费氛围的营造，并努力确保这种情绪持续高涨。
当然，消费社会不会因为消费的重要性便打压生产，进而取消生产，生产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同样，消费地位的提高意味着市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市场也不会取代国家、政府成为唯一的权力中心，民众倾心于消费，远离政治，这事实上带来权力中心多重性的效果。
“流动的现代性”之所以被世人接受，在于鲍曼定义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如何克服这种变化。西方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文明阶段，对个体而言无疑带来了巨大的解放与进步，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束缚与困境。鲍曼以“流动性”指正现代社会发展到充斥“不确定”阶段的日常情景，因为“不确定”，个体在社会秩序崩坍后如同草原游民四处流动，身份是自由的，内心却孤立无助，缺乏安全感。“当前生活的许多特征都导致了无法抵抗的不确定性感：导致了把未来的世界和‘力所能及的世界’视为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无法控制的和令人危险的。借用马库塞·多尔和戴维·克拉克发明的恰当的术语来说，我们今天生活在充满恐惧的氛围中”。
显然，在鲍曼看来，人类社会在追求现代文明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消除传统社会的桎梏，反而让人陷入消费构建的欲望深渊。那么，该如何破解这种不确定的魔咒？
鲍曼展示了一条道德主义的乌托邦式的自我救赎之路。他更愿意通过个人道德能力的提升探讨个人幸福的可能性，即“社会成员的道德能力——而不是其他方式，使社会、社会的持续存在和社会幸福成为可能”。
这本身与他把摆脱消费主义困境的路径限定在社会个体消费伦理框架内讨论有关；再比如，在实现人类解放问题上，他展示出一种乌托邦式的强烈愿望，认为只有通过提升弱者的权力和公民身份才能在宽容的和解中实现人类社会的团结。劳埃德·斯宾塞认为，“鲍曼的后现代伦理包括这一理念，即我们绝不试图消除模糊性，而是必须学会面对它，并忍受它。鲍曼一本又一本的著作传达出的一个信息就是，道德冲动（moral impulse）能够而且必须存在于后现代主义者的景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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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与当代整个西方社会的思想者对待人类未来前景问题所呈现出来的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强烈而坚定的革命气质有关。同时，也要看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让问题发生的边界扩展到全世界，也让问题的解决从全球范围着眼，并且还加重了解决问题的紧迫性，这更契合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研究视域——宏大的时空背景下，关注社会个体乃至全人类的命运。所以，一个真正有使命感的理论研究者一定也注定要关注人，把个人、全人类的命运与时代、现实生活紧密相连，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历史阶段的独特规律。就这一方面，鲍曼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强调，“今天，人类解放的前景与在马克思看来很清楚的人类解放前景相比，是大为不同的……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明要把解放从议程上抹去”。
消费作为人类创造历史的条件之一，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而是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无论是生产资料消费还是生活资料消费都不再依赖真实需要，而是被资本追求利润所掌控，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系统和社会关系中，消费由物化到资本化，人由理性经济人变为消费者，时刻被消费所困、为消费而累。与之相适应，西方社会民众的消费观念、消费模式也悄然发生了深刻改变，消费的生存性功能让渡于生产性功能，即消费大众化更多体现在物品的非功能性属性的消费，消费主义成功将民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消费，人们往往更纠结自己为什么不能像他人那样消费，却从不思考为什么要这样消费或者从不关心这样的消费到底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所以消费的正当性变成不言自明的前提。从这样的逻辑立论出发，任何现存的消费活动都有了不可撼动的合理性，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到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消费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消费社会到流动的现代社会，从符号消费到消费者，此时的消费问题已然成为思想学家笔下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武器。梳理西方消费理论的整体图式，考察分析资本主义视角下的消费问题，揭示西方现代消费的生存论意蕴与现实异化问题，从而为正确解读当代中国消费问题提供有益参考。
其一，马克思的消费思想为各流派消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法兰克福学派的虚假需求、异化消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以及鲍曼的流动的现代社会等核心概念和关键理论，无疑都是在汲取马克思消费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建构发展起来的。
其二，马克思的消费思想中关于消费与生产的关系论述中蕴含着生产和生活两个向度，而日常生活世界所指涉的空间领域也昭示着马克思消费思想具有潜在的发展可能。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将马克思异化理论拓展到了整个社会领域，而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更是从消费异化的角度，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一系列社会现实及人的异化的各种表征。此后的理论家更是沿着这条理论路径，关注日常生活世界的消费异化问题，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达到一个高度，这些理论也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进一步深化研究消费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其三，后世的各种消费理论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重重的社会现实的理性反思和深刻回应。他们的理论不仅仅在批判社会现实上具有警世的作用，他们也都提出了如何改良和拯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思考，虽然他们的思考明显带有理想化和空想化的色彩，但其理论中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睿智分析和深刻洞见，对于我们进一步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和实践性，在思想上无疑具有了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四，后世的各种消费理论研究者在继承马克思思想的过程中各有不同程度的拓展与发展，当然也包括曲解与误读。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消费思想仍然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危机的一把钥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曲解与误读中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则是，很多学者包括马克思的后继者，他们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西方社会科学众多流派中的一个分支产物，或者是西方哲学传统研究范式中的某个补充，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总结与升华，也没有看到马克思在西方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上的超越和开拓，把马克思主义所涵盖的深远开阔的理论视野片面化、局限化，进而不同程度地忽略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上所开创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拨开覆盖在马克思主义恢宏思想上的种种曲解与误读，深读、精读马克思原著，体会马克思主义超越时空的理论魅力。
总之，消费作为人类与物质世界交往的一种活动或者介质，随着人们与物质世界关系的不断深化而变得日趋复杂。在生产主导的年代，消费作为生产的补充，是整个社会化大生产流水线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当西方世界普遍进入物质丰裕的阶段，消费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日渐明显，消费本位决定了消费什么则生产什么。当然，这样描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过于直线、简单、表面，其实，无论生产还是消费，背后都是社会运行秩序与规则，是人类与物质世界交往关系的反映，是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探索更加全面细化的表现。由此，把消费看作是一种经济活动、一个社会理论、一段交往关系，无非是人对自我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各种跨越不同历史时期的表达，具有时间的烙印。马克思指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
时间永不停止，人类生生不息，当历史的指针投向新时代的中国，今天的消费又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充分展开的呢？
[1] Zygmunt Bauman, Liquid Life ,UK:Polity Press,2005,p.92.
[2] Lloyd Spencer,Postmodernism,Modernity,and the Tradition of Dissent,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Postmodernism ,edited by Stuart Sim,London:Routledge,2001,p.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