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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马克思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和方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路径，卢卡奇则是在其基础上扛起了异化批判的武器。其对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物化境遇的揭示给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全新的理论发展方向和空间。这里简要介绍以马尔库塞、弗洛姆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基于现代性批判视角下的消费思想。
法兰克福学派是当代西方社会哲学流派之一，也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支流派和典型代表，由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的一群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组成的学术社群，在20世纪30～40年代初发展起来。该学派以批判的社会理论著称，其观点主要集中反映在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的著作中。他们有关消费异化的思想，其理论渊源直接继承马克思“异化”和卢卡奇“物化”思想。
在资本主义物质丰裕阶段，无产阶级再也难以肩负马克思、恩格斯所希望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面对这样的时代困惑，不少学者从不同的立场、角度进行分析阐述，其中，思想敏锐的法兰克福学派一针见血地批判消费的异化特质。比如马尔库塞，他是法兰克福学派左翼思想先锋代表，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一书中，他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文明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在发达工业文明社会，人的存在状态呈现一元性、单向、单维度趋势，这是因为人的需求在工业文明社会中不断被制造、被满足，造成一种虚假的盛况，而这种虚假需求也导致人逐渐丧失了对社会应有的否定、批判、超越社会现实的能力，故而成为“单向度（dimension）的人”“工业文明的奴隶”。在马尔库塞看来，虚假需求，即“现行的大多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
并且，他认为这些虚假的需要不由个人所控，受外界支配，这种虚假需要来自社会统治的需要。“这样的需要具有社会的内容和功能，它们取决与个人所无法控制的外力；这些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是受到外界支配的……无论个人怎样与这些需要相一致并感觉到自己从中得到满足，这些需要始终还是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的那样——要求压制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
对于如何区分真正的需求和虚假的需求，马尔库塞认为这个问题需要每个人自己做决定，但是他认为，“只要他们仍处于不能自治的状态，只要它们接受灌输和操纵（直到成为他们的本能），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不能认为是他们自己的”。
因为，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能够提供的自由是有限的，并且在具有灌输和操纵作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掩饰下，社会统治的需要就演变成了个人的需要，变成了一个一个欲望满足的虚假需要。“社会控制所强求的正是对于过度的生产和消费的压倒一切的需要；对于实际上已不再必要的使人麻木的工作的需要；对于抚慰和延长这一麻木不仁状态的缓和方式的需要；对于维持欺骗性自由的需要，这些自由是垄断价格中的自由竞争，审查制度下的自由出版，以及商标和圈套之间的自由选择。”
这样的深刻披露，使得我们看到马尔库塞一次又一次对工业文明社会的批判，“我们又一次面对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烦恼的方面，即它的不合理中的合理性。它的生产率和效能，它的增长和扩大舒适生活品的潜力，它把浪费变为需要、把破坏变为建设的能力，这都表明现代文明使客观世界转变为人的精神和肉体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异化概念本身因而成了问题。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设备、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
马尔库塞的批判既深刻又悲观，他看到了高度发达工业文明及有序的社会制度通过消费强化了对人的控制与奴役，但他只能哀叹而无力改变社会现实。
如果说，马尔库塞眼中的工业文明社会中人的被控制、不自由是无奈之举，那么在弗洛姆看来情况却是大不相同了，“我们社会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是适合20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性格’？社会需要的，是在大团体中能顺利合作的人，想消费越来越多的人，以及趣味标准化、易于受到影响，其要求可以预测的人。社会需要的，是那些自己感到自由和独立，不屈从于任何权威、任何原则或良心——然而却自愿接受支配、做别人希望的事、毫无摩擦地顺应社会机器的人”。
为什么呢？弗洛姆揭开了工业文明社会已经是充斥着各种消费品世界的事实，他说，“我们被消费物品所包围，但它们的性质和来源我们是一无所知……我们消费，我们生产，却与那些天天打交道的东西没有什么具体联系；我们生活在物的世界中，我们同物的唯一关系只是知道如何操纵，或者如何消费……我们的消费方式必然导致我们永不满足，因为我们不是以真实具体的人来消费真实具体的物。于是，我们产生了愈来愈多的需要，需要更多的东西，更大的消费……消费的意义在于给人一种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消费是通向目的即幸福的手段。但是现在，消费却成了它自身的目的。不断增加的需要迫使我们不断努力，消费使我们依赖这些需要，依赖于能帮助我们满足需要的人及机构”。
在这里，弗洛姆为我们描绘了在工业文明社会下，消费异化造成人们只知道消费却无法体会消费乐趣，错把消费当成目的的可叹情景。“今天，购买更多、更好，尤其是更新的东西的可能性增加了，这种情况令人神往。人感到他的消费欲望永远也得不到满足。购买及消费的行为已经成了一种强制性的非理性的目的，因为这种行为本身成了目的，而与所购、所消费的东西的使用及享用没有什么联系。购买最新发明的玩意儿、市场上最新式的任何东西，是每个人的梦想；相形之下，使用的真正乐趣倒是次要的了。”
的确，在更多更好的商品面前，失去否定、批判和超越意识的单向度的消费者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在各种被刺激、被制造出来的消费欲望驱使下，实现了“我消费我存在”的异化变异。
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是用异化的理论在生产领域率先对资本主义举起了批判的武器，卢卡奇则运用物化思想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推上了一个新的广度，而法兰克福学派则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异化理论，并吸收借鉴了其他学者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消费批判理论。
其一，法兰克福学派继续沿用马克思早期“异化”概念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本质异化和人性异化。法兰克福学派的众多学者都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物质丰裕、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淡漠的事实，他们力图用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一重要历史改变背后的缘由，社会现实的重大调整决定了他们必须从生产领域拓展到生活领域。法兰克福学派运用马克思“生产—消费”的研究范式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如为什么社会越繁荣人的精神却日益萎缩？现实工人阶级运动的低迷，等等。他们强调在当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特指战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不光生产领域的异化日益严重，在日常生活领域，异化的情况尤盛。这是被资本逻辑、技术理性全面控制的“单向度”的社会，资本技术逻辑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生活领域，尤其是人们的消费，再也不是单纯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耗，人们在被商品包围的同时，也逐步沦为商品的奴隶，成为消费异化的对象。无论是马尔库塞“强迫性的消费”，还是弗洛姆“心理的病态问题”式的消费主体，都是在战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所出现的一种社会病态，这种异化的消费主体、消费对象、消费意义，本身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危机的具体表现，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一个典型特征。法兰克福学派有关消费异化的批判是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继承和嬗变，在他们的著作（尤其是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著作），可以看到社会异化的逻辑路线：民众受广告的蛊惑，购买了大量本不需要的商品（虚假消费），广告为什么要宣传、鼓励消费？背后有资本逻辑使然，而在技术理性全面宰制的社会，沉湎于消费的民众没有别的其他的意识，迷失自我消磨意志。这对于后来消费社会理论的形成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视角和切入点。
其二，消费异化批判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纵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思想脉络，它继承了青年黑格尔派、施蒂纳等人的传统，接受叔本华、尼采、狄尔泰的非理性思想，并在文化批判和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影响下，借用马克思早年异化概念和卢卡奇物化思想，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全方位的批判。可以说，否定、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如早期的《启蒙的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这两本书中，霍克海默、阿多诺对现代工业社会理性不再为自由而战沦为现实的奴隶而透露出来的否定理性的态度，以及高扬“否定辩证法”的普适意义，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否定批判的理论特色。也正是因为他们思想渊源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导致他们不能长久坚持某一种理论，更不能坚决捍卫某一种理论。有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有关理论、观点进行了“实用性”的运用和“适时性”的改造，甚至在个别理论上误解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比如，对产生消费异化的根本原因分析以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剑走偏锋，走向了一条心理学、人道主义甚至空想主义的狭隘方向。他们往往忽略劳动异化的社会现实，从人的心理、人性角度谈异化，回避马克思直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事实，在人道主义甚至是精神心理范畴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如在弗洛姆那里（他本身就是带有心理学家头衔的哲学家），他指出通向健全社会的方向，“关键不在于财产权这个法律问题，也不在共享利润的问题，而是共享工作、共享经验的问题”，
显然带有空想主义的色彩。
此外，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更加愿意从文化、社会意识的角度分析消费异化的问题。这其实是他们把异化问题降格成一种社会意识，找不到一条解决严峻社会现实问题出路，理论上苍白无力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自马克思开始的有关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思式批判在卢卡奇以及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得到进一步释放，那么他们能够以消费为突破口，无疑是发现了这内在的逻辑关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导致生产方式的匮乏，而消费，不过是将这种经济领域的匮乏进一步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的合适工具。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推广，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
资本攫取利润所引发的消费冲动，最终带给人类的是环境的破坏与恶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匮乏的具体表现。如何认识此类问题？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始，以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本·阿格尔（Ben Agger）、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和福斯特（Foster）、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为代表的学者开启了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的批判维度。在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自然的统治》《满足的极限》，本·阿格尔《论幸福和被毁灭的生活》《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美国学者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等书籍中，他们都详细论述了当今生态环境面临危机的威胁、原因、性质以及解决方案等，由此形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的步伐也在逐渐加快，尤其是以电能的突破及应用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石油、化工、电气、航空、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出现，一系列技术革新让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越来越猛烈，随之而来的是臭氧层破裂、温室效应、厄尔尼诺现象、酸雨、土地沙漠化等生态问题也日益凸显。在西方社会，特别是在科技侵害自然日益严重的区域，人们开始走上街头，一次次为日益脆弱的生存环境抗议示威，由此，学者们在群众的抗议声中发现了生态问题并非一个小小的孤立的问题，它与我们所有人、社会都有更加隐秘的复杂关系。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就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环境发生冲突，这决定了人类的生活必然受到自然的影响。许多学者开始关注这一社会现象，生态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将“生态问题”与“人的问题”结合起来，并对社会制度进行“一种内涵制度批判和价值批判”。其主要观点如下：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明确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控制自然”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基督教宗教传统的思想，因为在基督教教义中上帝创造了世界，拥有对世界的统治权，人便是上帝创造出来并代替上帝对自然行使权力，“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统治权的思想，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一个突出特征”，
“控制自然”正是这种宗教神学思想的自觉的反映。此后的思想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以及科技革命，更让这种对自然的控制成为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世界观，在一次次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们日益接受这种征服自然的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深入人心的观念。很显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向自然索取无疑是代价和风险最小的，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人类的贪欲被资本激发出来，无限制向自然索取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此外，控制自然实质上就是控制人类自己，这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过程中，对自然的控制始终与对人的控制联系在一起，并最终成为结果。由此，“控制自然”由一种不证自明的世界观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
生态马克思主义还从异化消费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从而解读生态危机的根源性。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就是“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
因为，劳动的异化让劳动者在从事劳动过程中得不到任何乐趣，劳动仅是谋生的手段，对劳动者而言，既单调又乏味，久而久之，人们为了逃避工作中的苦闷、单调和无聊，就投身于消费之中，妄图从消费中获得快感。然而，这种试图通过消费来补偿自己在劳动中失去的自由，是否真正有效呢？阿格尔指出，这种消费作为一种补偿导致人们会陷入这样的一个怪圈：越是劳动，失去的自由就越多；越是消费，就越没有自我选择的可能，因为劳动是被迫的，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如同生产领域中人的不自由一样，在日常生活范围内，在消费领域，人同样是不自由的。其实，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早已反复说明，这样的消费实际上是资本实施控制的一种手段，其制造出来的需求具有明显的虚假性——看似名目繁多的消费选择，其实质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所以，阿格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领域的异化现象最终成为未来社会危机——生态危机的导火索。无独有偶，高兹在《生态政治学》（
Ecology as Politics
）中指出，被激发的需求超过生态能够满足的增长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研究消费异化和生态危机，尤其是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反生态性。在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以及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都共同表达过此种观点。一方面，资本追求增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张，势必会造成一种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对自然进行无节制的索取——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物质能量交换过程中断，这也是福斯特所谓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而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也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两者具有先天的对立，因为环境的有限性本身就无法承载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两者之间的张力随着资本全球化的扩张随时有引发全球性生态灾难的可能；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资本追求更多的利润，而劳苦大众的生存需求不在它考虑的范围之内，或者不是重点，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所以，造成穷人只得以破坏自然的方式求生存，而统治阶级为了维系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便引导民众不断消费，把物质消费等同于生活幸福、自由平等，这无形中也加剧了资本增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紧张对抗。资本—生产—消费的循环中，资本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随着资本增殖的加速，更多的原材料投入生产领域，更多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为实现增殖，就要制造更多的消费欲望，当产品被消耗掉后，新一轮的生产就要投入更多的原材料、提供更多的产品被消费。如此，资本增殖的过程就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消耗日益深重的基础之上，生态危机不可避免，并反过来加重经济危机。
由于生态系统自身的限度，决定了人类不能无休止地攫取资源，当经济增长与自然极限之间的张力达到极致时，也就是人类不得不限制消费的时候，这就是阿格尔所谓“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时刻的到来。这表明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试图在消费领域进行从消费观念到消费行为革命的一种尝试。如阿格尔提出用一种“创造性劳动”与“生产性闲暇”相结合，来取代虚假需求。当然，生态马克思主义除了看重克服异化消费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意义外，也强调回归到生产领域，甚至从社会制度层面进行变革。如阿格尔提出，要重新定义消费的内涵，克服异化消费的影响，只有通过生产劳动才能获得最大的满足；再如学者奥纳康强调“生产正义”论，即建立一个能够把握生态问题全球性与地方性的民主政治体制，这样的目的是“使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得清晰起来，终结市场统治和商品拜物教，并结束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
也有学者提出未来工人运动应该更加关注环保主题等内容，政府层面应该减少与资本合作的机会。如福斯特提出，“如果想要拯救地球，就必须摈弃这种鼓吹个性贪婪的经济学和以此构筑的社会秩序，转而构建具有更广泛价值的新的社会体制”，
等等。
生态马克思主义直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现实问题，与其他绿色社会思潮不同，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思想，揭露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生态维度的批判，对于非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如何处理消费与生态关系问题、经济增长与资源匮乏的现实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也需要看到，他们过于强化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他们把生态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的趋势，为此他们甚至批评马克思忽略生态问题的意义，如奥康纳就曾指出，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置于资本积累和社会经济转型理论的中心位置。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赖资源枯竭和自然退化的程度”。
诚然，资源匮乏是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根源上还是马克思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私有，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也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更关注的是异化消费对资本增殖的意义，这其实是本末倒置的一种观点。在生态马克思主义那里，异化消费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并且是一群“病态的对待奢侈品消费”的消费群体。且不论“奢侈品”的定义，就是无产阶级是否对“奢侈品”具有“病态般”的狂热，还是需要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探讨；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有一种近乎空想的态度，认为生态危机的解决在于工人阶级环保意识的觉醒——“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似乎广大工人阶级摆脱了病态追求奢侈品的消费后，消费异化的现象自然迎刃而解，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就又和谐共存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