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马克思以及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不约而同地从异化的路径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由此产生了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理论。这些理论分别揭示了在资本增殖逻辑主导下人的生存困境、物欲的升腾以及人性的泯灭，最终导致人坠入异化的深渊。分析这种批判的视角，对于梳理马克思主义关于消费理论的认识脉络，认清消费问题的实质具有重要意义。
“异化”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英法政治学及经济学中，如在霍布斯的作品《利维坦》中出现了最早的“异化”一词，后来传入德国，被黑格尔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吸纳到他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受费希特思想的影响，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在异化的过程中，通过对外部世界的否定之否定，最终实现了自我的回归，但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扬弃之后的对本质的占有。所以，“异化”是来源于母体却又与母体相对立的，具有独特性的自我扬弃。黑格尔用一种纯粹逻辑的方式，通过消除外化，自我意识向自我的返回，实现同一的主体—客体，在他那里，通过绝对精神这一理性主义的方式实现同一的主体—客体，但黑格尔混淆了对象化与外化的概念，无法指出如何用理性主义的方式怎样实现同一的主体—客体。可见，黑格尔是站在肯定的立场上阐释异化的意义，其中的辩证批判特质被马克思所继承。而马克思又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将黑格尔哲学中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体系拨正，借费尔巴哈对宗教本质的批判，将异化理论转移到现实世界，由此，开启了“异化”理论的批判性与现实性两大原则。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具体的、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即“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武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蠢，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
这里，马克思首次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为什么“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为什么“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为什么“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了机器”？为什么“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马克思采用鲜明的对比，从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劳动者之间相异化四个方面深刻阐释了异化劳动。这四个方面是从具体的、现实的层面，层层递进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及其私有制度最为深刻的分析批判，即无论工人多么劳碌辛苦，还是一贫如洗，劳动原本是人类的本质，却变得让人厌恶憎恨，人与人之间本应温情脉脉的关系被金钱所取代。最终马克思指出，“人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既是对资本主义早期资本积累阶段社会残酷现实的天才表述，更是对当时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的彻底翻转，这一理论兼具了现实与理论上的双重批判意义。众所周知，费尔巴哈在否定的立场上运用“异化”的概念批判宗教本质，但是，他还是没有完全冲破形而上学的桎梏，将人视为感性存在，这种不彻底性正是马克思辩证思维的突破口。马克思将异化劳动的主体视为从事劳动的活生生的人，即存在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具体劳动者。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摆脱前人纯粹思辨以及抽象思维的哲学禁锢，从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考察人，克服形而上学的哲学抽象，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纯粹到极致的思辨哲学道路，开启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新路径。同时，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的基础上，揭露了无产阶级被剥削奴役的悲惨境遇，揭示了造成异化劳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根源，并找到了消除异化劳动的根本力量和根本途径，即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这种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及其开创的哲学思维路径是马克思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消费异化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马克思没有集中阐释消费的异化问题，但散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等著作中，关于消费异化产生的根源，即生活资料的资本化、生活资料与劳动的分离导致生产资料与劳动的分离，最终消费异化为服务资本增殖的工具等思想为后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揭示消费异化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
其一，资本化的生活资料异化了工人与生活资料的关系，让消费降格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
消费的意义在工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那一刻就变得索然无味，它变成工人履行契约合同的合法手段和途径。在资本家贪婪本性和资本逻辑的推动下，消费成为工人能够继续劳动的前提，也就是随着生活资料的资本化，消费也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马克思认为，“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人消耗生活资料也仅能消耗被提供的有限的生活资料，此时的消费也只能是工人作为劳动力而存在的一种行为，这与工人作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的消费，无论在消费能力、意愿还是消费性质、方式上都有了根本的不同。可以说，消费不再为工人自己而变成为他人，即为资本家而消费，这种资本化的生活资料变成了控制工人的权力，完全颠倒了主客体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过去的对象化劳动就统治现在的活劳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颠倒了。如果实现工人的劳动能力的对象条件，从而实现劳动的对象条件，即工具、材料、生活资料，在工人面前表现为异己的、独立的、反过来把活劳动当作保存并增加自身的条件（工具、材料、生活资料，这些条件之所以交给劳动，只是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的权力”。
受这种颠倒关系的支配，“资本家最大的愿望是让工人尽可能不间断地挥霍他那份生命力”，
因此，马克思批判道，“至于工人的消费，那么这种消费只再生产一种东西，就是作为活劳动能力的工人本身……资本把这种消费叫作生产消费，——之所以叫作生产消费，不是由于它再生产个人，而是由于它再生产作为劳动能力的个人”，
可见，异化的消费只能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再无为人的生命力发展提供任何可能。
其二，资本私有属性和增殖逻辑导致劳动与生活资料分离，需要被资本控制。
劳动的异化使得工人失去了作为真正的人的资格，而变成了流水线大生产机器上的一个工作环节和组成部分。工人对生活资料的消费，也仅限于满足自身生存和劳动力再生产，如马克思所言，“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如同动物般的工人，整日奔波于各个工厂之间，为的是果腹和生存，他不会为华灯初上的夜空而驻足，也许他正在考虑口袋里的钞票是否能够换来足够的面包而填满家中嗷嗷待哺的那几张嘴，他也无心留意橱窗里刚刚摆放好的漂亮的时装，因为他知道有买时装的钱还不如先把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交掉……生活的艰辛与困苦，没完没了的劳动，已经将对生活有无限憧憬和希望的心禁锢成后知后觉、不知不觉。
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劳动的异化还是消费的异化，都与当时的社会制度以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有着必然的逻辑。劳动原本是人的本质，人在劳动中探索世界、认识自然，与他人建立各种关系。在私有制下，劳动反而成为奴役人的枷锁，站在人的对立面变成敌对的力量，劳动异化的结果就是人变成劳动产品的附属物，依赖劳动产品。这种私有制导致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劳动的分离造成生产从属于资本，商品生产为了交换价值，劳动为资本增殖服务。而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劳动的分离必然导致生活资料与劳动的分离，因为资本所有者掌握包括生活资料在内的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生活资料所有权与劳动的分离便带来消费异化。通过提高消费的质量和能力，人的生存及发展需要得以有条件逐步实现，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真实性大打折扣，需要成为一部分人依附于另一部分人的前提，“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是使你依赖于我的纽带，因为它们使你依赖于我的产品。它们根本不是一种赋予你支配我的产品的权利和手段，倒是一种赋予我支配你的权力的手段”！
通过消费，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依附关系存在；同时，不论是依附关系的哪一方，都摆脱不了对产品的依赖，一方需要卖出产品获利，另一方需要消费产品满足自身基本需求，这样看来，产品这个“物”的意义越来越重要，人对物的依赖也越来越强烈。
可见，马克思通过对消费异化原因的剖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下资本增殖逻辑的秘密和本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怎样扩大消费、刺激新的需要，都是资本增殖的手段而已。所谓的创新消费方式、培养消费者，无非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表达罢了，对于个人而言，除了更多消费、占有更多的物，人的存在意义并没有得到升华。恰恰相反，人对物的依赖又强化了消费的异化、恶化人与人的关系。“在私有制范围内，这一切却具有相反的意义。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
可以想象到，为了一己私利，可以把别人看作是获利增殖的手段，人与人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有用”关系，这不是一部分人的唯利是图，而是整个社会的唯利是图。在私有制下，消费从人对物的占有变为人对人的占有，社会关系、价值观念也发生根本改变。
总之，马克思关于消费异化问题的理论分析以一种比较隐喻的方式开辟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批判。同时，作为劳动异化、生产异化理论有益及必要的补充，为后世有关异化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可能。如马尔库塞需要的“虚假”与“真实”之分、列斐伏尔有关现代社会是“消费受控制的科层制社会”理论等，无疑不是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继承和延续，并有助于今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反思资本文明和资本增殖逻辑统辖下的西方社会种种弊端和病态现象。
马克思去世后，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批判视角、观点及方法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涌现出了一批继承马克思主义衣钵的学者及思想，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Ceorg Lukacs，1885—1971）和他的“物化”理论。卢卡奇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与创始人，1923年他出版了著名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物化”概念，因为直到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才公开发表，此手稿一出，人们发现，卢卡奇10年前提出的“物化”理论竟然与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卢卡奇通过物化概念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社会关系和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与马克思在异化理论上的共识表现了其非凡的理论思考力。
卢卡奇的物化概念直接来源于马克思《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马克思用商品拜物教的思想阐述商品形式普遍流行的资本主义社会最终成功改变了社会的内、外部生活，这为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提供了理论启发。在卢卡奇提出物化概念的时候，商品拜物教已经成为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问题。因为，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是物物交换的原始社会，使用价值是交换商品的目的，且是唯一目的，交换价值并没有从使用价值中独立出来，所以，即便出现货币、出现购买商品的交换方式，都未对整个社会的内部和外部生活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但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情况就不同了。首先，劳动不是私有产品。凡是纳入资本主义体制的劳动者，其劳动都是生产产品的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而产品能不能转化为商品，不是由生产者决定，而是由产品能否顺利交换决定。其次，交换价值开始独立于商品的使用价值。随着生产出产品就是要进行交换的这种形式深入人心，商品的交换价值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神秘性和决定力量，仿佛某一种产品天生就有与另一种产品相交换的本能。再次，交换价值意义凸显源于“商品形式”，因为商品虽然无法统一，但凝结为人类无差别劳动的商品价值却具有“等同性”，这样，每一件等待交换的产品都有了一个统一的将一般人类劳动消耗转化为商品价值“质”的外在的物的形式，而“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消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
这样，产品在交换中可以脱离实际需要的必要性，而是根据交换的可能性，人为、任意规定交换的大小或多寡。最后，从一件产品变成商品的过程，看到的是各种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而其背后真正的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却被掩藏了、遮蔽了。所以，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
可见，商品拜物教所创立的商品形式、所赋予的商品的神秘性、所隐藏的剥削关系，成为卢卡奇观察、思考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的关键。
此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社会现状也为卢卡奇提出“物化”概念提供了现实原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的机会，与此同时，企业规模急速扩张，带来生产混乱、劳资关系紧张，工人“磨洋工”现象普遍存在，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不高。为了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泰罗从每一个工人抓起，从每一件工具、每一道工序抓起，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设计出最佳的工位设置、最合理的劳动定额、标准化的操作方法、最适合的劳动工具，创建了科学管理理论体系，这套体系被称为“泰罗制”。泰罗的科学管理系统将工人的潜能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形容，在实行泰罗制的工厂里，找不出一个多余的工人，每个工人都像机器一样一刻不停地工作。在卓别林的影片《摩登时代》中，那个整天只会拧螺母的工人就是这种管理体系下机器控制人的真实写照。
这种把人当作机器，通过科学计算，设计出一整套紧密协作、高速运作的泰罗体制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美国很快就进入“柯立芝繁荣”时期。但这种合理化运作体制仅限于企业、行业内部，整个社会依然处于无计划的生产状态，高效率的生产却没有相应的高效率的运行体制相配合，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无法适应高效的生产，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无法吸纳生产出来的产品，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终于爆发。
尽管泰罗制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弊端和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微观层面的企业内部结构、各种生产要素、管理体制等已经通过泰罗制的实施被充分合理化了。但合理并不合情，也不合乎人性。每个工人根据科学的测评，充分发挥他的效能，这就把人作为劳动力价值发挥到极致：每个工人的收入与他的劳动效率相挂钩，高效劳动成为获取物质利益的唯一手段。对此，卢卡奇指出，“一方面，劳动过程越来越分解为有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致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另一方面，在这种合理化中，而且也由于这种合理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合理计算的基础，最初是作为仅仅从经验上可把握的、平均的劳动时间，后来是由于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越来越加强而作为可以按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它以现成的和独立的客观性同工人相对立），都被提出来了”。
可见，劳动产品的多寡成为衡量工人工作效率高低的手段；劳动过程日益简单重复枯燥、泯灭个性化，工人不再从劳动中体验成就感和幸福感，反而日益对劳动充满憎恨与逃避之情；谋生手段作为劳动本质的特殊性表现在这一阶段跃然成为劳动的本质表现。合理化管理本身就是把人作为机器、工具，随着每一件产品的成功卖出，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得到核算、有了回报，物物关系取代劳动形成的人人关系，竞争、激励制度掩盖赤裸裸的剥削关系。总之，在合理化的管理层面，工人受剥削、被奴役的程度没有减弱反而加深了，人被劳动奴役、被生产出来的产品控制的异化情况也没有减弱，反而更严重了。
所以，卢卡奇指出，“人的异化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并且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无论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右派还是左派思想家都看到和承认这一点”。
因为，“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更确切而言，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在客观方面是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其规律虽然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作为无法制服的、有自身发生作用的力量同人们相对立。因此，虽然个人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对这种规律的认识，但他也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现实过程本身。在主观方面——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
卢卡奇物化思想的具体内容：
第一，合理化掩盖物化关系。既然产品是劳动过程中被合理化的客观组合，也就决定了产品不是劳动过程的对象，它经过合理化被一一分解，那么，组成产品的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也就成为一种偶然，这就使得作为商品的产品的统一性与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的统一性完全不一样了。这种统一性的不同表现为：产品内部的必然关系消除了，即每个生产环节之间的有机联系取消了。如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生产一座钟表需要一位钟表匠花费很长时间独立完成，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制造钟表只需要制造出钟表的零部件，最后组合即可，那么生产零部件与最后的组合之间是相互独立的，甚至因为零部件组合可能性的增多，最终呈现出来的钟表也有了各种可能。与此同时，产品被分割成各个部分，工人也相应地被安排到生产环节上，相当于主体随着客体的细化被分割成多个部分。无论是从产品生产的客观过程而言，还是工人参与各个生产环节的态度而言，他都无法真正成为劳动的主人，而是被动的、机械化的、被分配、被参与整个生产过程。如此一来，活生生的人被限制在已经合理安排、科学规划的生产环节，越来越没有自我意志，失去态度，没有思想，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人隶属于机器”的状态。工人的劳动凝固在某一个生产环节上，人的思维作为旁观者漠然地看着它的主人被分割成没有关联性的、机械的重复的劳动。工人之间不再以“你”“我”“他”联系区别，而是根据被安排到的生产环节所对应的产品零部件来相互关联，物化的关系日益明显。
而这种合理化，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来临之后，工人完全丧失生产资料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整个社会的需要表现为商品交换的形式，那些手工作坊等自然经济体逐渐消亡，这些经济的、社会的前提条件具备后，就会成为整个社会内外部的运行法则。这也意味着，合理化与可计算原则必将大行其道，并成为生活的全部和规律。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工人从进入工厂的那一刻起，他就再也不是自己劳动的主人，他被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分割成多个部分，他变成了不需要意识参与的劳动，这种主体自我客体化的趋势，正是卢卡奇所要揭示的“商品关系已经非人化和正在非人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功能变为商品”
的事实。
第二，物化意识的社会泛化。卢卡奇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生产的孤立化与个人的原子化是物化的最直接、最普遍的表现，物化的普遍性也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意识上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的导向和趋势，并且这种社会意识也只是以下社会事实的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整个社会（至少按照趋势）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社会所有成员的命运都由一些统一的规律来决定。”
由此，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并非只是出现在生产领域，它已经弥漫到整个社会。基于合理化和可计算原则，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个性异化、物的个性异化”已经促使整个社会关系资本主义化，而那些隐藏在商品交换价值背后的人与人之间，以及满足需要的真正客体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逐渐模糊甚至无法辨识，能够被社会所认识和强化的只剩下商品交换过程中形成的量的可计算的形式，并且形成牢不可破的物化意识成为社会存在的最直观表现。如人们更习惯于花多少钱购买某种商品，而不是用其他物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某样东西，同时，人们更加看重资本的作用和意义，关于对资本崇拜的态度也日渐风行：人们可以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铤而走险、不顾一切，社会对那些为赚钱不择手段的丑恶行径失去批判的自觉甚至争相效仿，以致马克思讽刺道，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
可见，这种颠倒的物化关系巧妙地遮蔽了现实中资本的支配关系，并且物化是资本逻辑的必然产物，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资本统治的整体框架和内在规定。
卢卡奇之所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其中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他拓宽了马克思有关异化思想的批判领域，即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整个社会。他借助马克斯·韦伯合理化理论分析企业内部管理如何运用到国家管理宏观层面的可能性，如法律、国家、管理等形式上的合法化意味着将管理国家事务的职能也分成多个部分，这样的官僚统治类似于工厂中工人被分割成多个部分一样——简单机械的物化操作，最终从“心灵领域”侵入“伦理领域”强化了物化意识。卢卡奇生活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完成资本积累向外高速扩张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充斥着资本的暴力增殖冲动，尤其是资本抓住了新闻媒体，通过广告宣传资本增殖带给社会的福祉与进步，全社会民众对剥削、压迫、阶级斗争的态度也在此时也变得日渐模糊与淡漠。卢卡奇就此还特别指出，“在新闻界表现得最为怪诞，在那里，正是主体性本身，即知识、气质、表达能力，变成了一架按自身规律运转的抽象的机器，它既不依赖于‘所有者’的人格，也不依赖于被处理的各种对象的客观——具体的本质。新闻工作者们‘没有节气’，出卖他们的信念和经验，这些只有当作资本主义物化的极端表现才能被理解”。
此外，卢卡奇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的矛盾性也有自己的认识。分工与合理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两大产物，分工使得任何一个有机统一的劳动过程和生活过程按照合理化原则分成了多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每个部分内部是完全合理统一的，但在与外部的联系上却是偶然的。这势必会造成一种局部职能的合理化与孤立化明显趋势，即卢卡奇眼中看到的，“一切个别现象中存在着严格合乎规律的必然性”与“总过程却具有相对的不合理性”之间的巨大反差与矛盾。在这里，卢卡奇敏锐地察觉到，孤立的个别的领域中的合理化，虽然“不是真正合理组织的规律”，但却“是相互独立的个别商品所有者独立活动的‘无意识的’产物……是相互作用的‘偶然性’的规律”，它代表了一种合乎规律的必然，即，‘扬弃资本主义的经济’”。
显然，卢卡奇十分乐观地估计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因为分工带来局部合理化的趋势会带来社会的彻底改变。
卢卡奇有关物化概念的直接阐述出现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篇文章（共计162页）的开始部分，前后34页（其余两部分：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51页；无产阶级的立场77页），篇幅不长但却意义深远。卢卡奇直言不讳地说，异化问题，“它在这本书中，是马克思以来第一次被当作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批判的中心问题，而且它的理论史和方法论的根基被追溯到黑格尔的辩证法……随着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927）的问世，它成了哲学争论的中心。甚至在今天，主要是由于萨特及其追随者和反对者的影响，它仍旧没有失去这种地位……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正是被这一事实吸引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的。毫无疑问，这一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问题是由一位共产党人重新提出的事实，是这本书的影响应用超出了党派界限的原因之一”。
卢卡奇在借鉴前人（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西美尔、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思想基础上，用一种思辨的方式讨论异化问题——这其实是一种时髦的方式——“将一种社会批判升华为纯粹的哲学问题，即将本质上是一个种社会的异化转变为一种永恒的‘人类状况’”，
尽管其观点不尽相同，但是的确引起了关注并取得了成功。
卢卡奇也承认物化与异化两者不尽相同，但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本书中却意思相近，甚至都出现了模糊两个对立范畴的界限，即对象化等同于异化。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外化、对象化、异化等概念没有明确的区分，由此在逻辑上，异化始终同对象化等同，要实现同一的主体—客体扬弃异化，就必须扬弃对象化。然而，卢卡奇又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又无法消除对象化，除非人的本性由于社会存在受到压抑、扭曲和残害的时候，或者社会的对象化形式使人的本质与其存在冲突的时候，扬弃异化就是扬弃对象化。卢卡奇为何在再版序言中出现这样的自我否定言论呢？除了理论家执着于对社会问题深刻剖析的哲学思辨本性外，卢卡奇那种坦率的性格也是值得回味的。他说，“如果我们允许浮士德的胸中藏有两个灵魂，那为什么一个常人，当他在一个世界性危机中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时，就不能肯定他的内心不会泛起各种彼此冲突的思想潮流呢？至少，我觉得，就我能够追忆的那些岁月来说，我的思想一直在这样的两端徘徊，一方面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成见不断增强”。
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声音，那些汇聚成时代之歌的声音都是对这个时代最核心问题的理论批判与反思，或许它不够明快也不够浑厚，但不妨碍它对这个时代问题的把握。我们要看到，那些时代之声留给后人的，绝非是绕梁三日的余音回旋，而是对时代问题分析和把握的广度和深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丽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