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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有消耗、毁坏、消灭、花费、浪费等多重意思，主要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需要而在生产、生活中对各种物质产品及精神产品等进行消耗的过程，因此，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类。马克思曾指出，为了生活，人类首先要满足吃喝住穿的需要，这应该是消费最基本的定义，即消费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条件动因，更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结果目的。正像其他带有人类属性的活动一样，消费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所发挥的作用、形成的关系并不相同。本书选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以来关注消费与人、消费与社会的关系发展变化的理论研究。为了理顺个中关联，特做几点说明。
如果把消费视作社会再生产循环中的一节，那么消费与生产、交换、分配等都是社会经济运行的组成部分，反映了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诞生以来，受制于资本增殖逻辑的辖控，消费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和条件而存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因为社会生产能力、规模以及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消费对资本增殖的效果也有所不同。整体而言，从资本原始积累到西方各国产业革命基本完成，此阶段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物质技术基础，所以，生产的重要性十分突出，消费一直处于被抑制的边缘境地。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也集中反映在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学术观点中，如英国早期重商主义代表威廉·斯塔福强调保护贸易遏制消费的观点，亚当·斯密提出了“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的观点，大卫·李嘉图、威廉·配第也都明确表达过“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的观点，以及著名的生产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等，生产主义的强势淡化了消费存在的合理意义，也遮蔽了消费创造价值的可能性。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水平的提高，社会供给由相对短缺进入相对丰盛的阶段，此时生产领域创造利润的能力逐渐减弱，资本为了获得更多、更高的利润，开始寻找取代生产的增殖对象。与此同时，以福特流水线和现代管理制度的应用为契机，开启了“物新价廉”的消费时代，加之消费信贷制度的完善和成熟，消费大众化的条件基本成熟。消费的规模化效应不仅能够解决生产过剩的难题，而且还巧妙地掩盖了资本增殖的客观事实。此时，消费的生产性功能开始显现，即消费的生产目的不是满足人的需要，而是满足资本的增殖，消费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合法存在的证明。因此，这组关键词对消费的界定是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的人的活动。
在生产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勤俭节约是美德，奢侈浪费是犯罪，“从牛身上榨油，自人身上赚钱”这种贪婪的品性也被描绘成资本主义独特的伦理精神，不辞劳作是为了赚钱、克制节欲是为了获利，赚钱获利不是为了满足消费和生活享受，仅仅是为了赚钱而赚钱，这彻底颠倒了应有的自然的关系，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审视人的客观生存条件，一旦有消费的念头就被视为有悖人伦，误解了人的存在价值，这的确是一种人性的扭曲。不过，也有学者指出，正是奢侈消费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生成（桑巴特），还有学者注意到了商品价格越高越能够得到人们青睐的社会现象，从而提出炫耀性消费的概念（凡勃伦），要注意到这些学术观点所揭示的社会意识是超过实际支付能力的奢侈消费以及对炫耀性消费的模仿与追求不但是合理的，而且也是社会所提倡的。因此，这组关键词表明消费具有一种社会伦理价值的属性。
马克思认为需要反映了人对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的自觉依赖，马克斯·韦伯也强调，人对客观事物的依赖关系就是需要，马歇尔更是指出，经济学就是研究消费与需要的一门科学。可见，消费作为人类特有的社会活动，源自人的需要。正是因为人有衣食住行的需要，才有了最基本的生存消费，因此，需要是消费的前提，人们的一切消费活动都与需要有着必要而密切的联系，人们“消费什么”“消费多少”都受到需要的影响和制约。但这并不是说需要与消费是一种限制与被限制的关系，消费只能被动受制于需要。马克思在谈论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就曾经指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消费生产着生产。可见，需要也必须依赖实在具体的消费才能得到实现和满足。众所周知，需要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当需要被赋予了更多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后，就变成一种欲望，这是被改造的需要、虚假的需要，在欲望支配下消费逐渐脱离真实需要，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增殖逻辑宰制下人沦为消费工具的社会现实。此组关键词更多关注消费的意识形态性问题。
传统经济学视域中的消费问题研究是以理性经济人假定为前提。“理性经济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那里，他认为人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应是充满理性的，所追求的目标也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该假定是经济学家在做经济分析时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一个基本设定，即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要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政府追求目标决策最优化。如果以理性经济人假定为前提，任何一次消费活动都会经过理性的思考和判断，以效用最大化为标准实施消费行为，以确保通过最少的支付来获取最大的效用。而这种理性假定的存在前提来自人的需要，并且是基本生存需要，换言之，消费就是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经济活动。如果遵循基本生存需要——理性经济人——消费的逻辑线索就会发现这种消费问题研究的成立条件和局限性都显而易见：其一，通常在物质匮乏、短缺经济情况下，人们的消费活动才会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同时，为了确保人们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之外不再有其他更多、更高的需要，一种节约、节欲的意义体系改造了消费，浪费、奢侈等不合理消费都被视为有违社会公序良俗，会受到社会公共伦理道德的谴责；其二，人的需要有层次性、阶段性、结构性之分，生存需要只是众多需要中的一种，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还有其他更高级的需要。这种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消费理论是无法合理解释人为什么会模仿他人消费、为什么会购买很多华而不实的消费品甚至是奢侈品，更不可能理解消费品所赋予的符号意义和价值意义。
社会文化视域中的消费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生活中貌似不合理的消费行为，人们跟风消费是为了获得一种群体认同，人们购买奢侈品是为了确证自己的社会身份……各种消费行为都有恰当的理由。这比传统经济视域中理性经济人更有说服力的表现在于：其一，承认人的需要的多样性，需要的社会文化解释不在于“有没有”，而在于这种需要是否被社会所允许。“有没有”表明需要的客观存在，是基于满足需要条件（通常是物质层面的）的匮乏，而需要是否能被社会所允许和接纳，这远比前者成功出现几率大得多。如关于流行服饰、家居装潢等的消费选择、休闲娱乐方式、生活方式等，都可以从社会文化的视角为消费行为作脚注。其二，社会文化视域下的消费更加突出物品的非功能性属性，即物品的使用价值让渡于物品的符号价值，消费也从功能性消费转变为符号性消费，这也是消费的社会文化意义之所在——异化的消费通过社会文化的解释找到了其意义的逻辑，这与马克思在分析消费异化问题时归结于生产异化的逻辑不同，消费成为人们相互区分、表现差异的意义符号。正所谓“闻香识女人”“购物辨身份”，人们的每一次消费选择的目的无非是标识身份、地位的无意识重复，这是资本增殖逻辑下符号象征意义系统权力话语的产物。
社会文化视域中的消费超越传统经济视域中的消费主要体现在揭示了消费的意识形态性，即消费通过某种符号编码让人们纷纷陷入一种“竞争式”的购物情结中，相互攀比、炫耀消费变成一种类似游戏的活动，人们不觉得有压力反而乐得其所，在这样的消费神话里，一切根深蒂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消费取代一切、变成一切，成为整合社会的意识存在——消费主义成为西方消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社会文化的批判视角，澄清了消费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们不平等、不自由、不幸福的事实，这也是继马克思之后西方社会众多学者纷纷运用批判的武器对其深刻剖析的现实缘由。为此，本书在第一章有关消费意义的追问中秉承了这一批判的理论立场。